趙永佳／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
開場：一個「老宅男」的告白
各位臺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個早已「登六」（香港用語 : 滿60歲）的社會學者，來自香港。今天乘着「巷仔口社會學」徵稿之機會，來跟大家聊聊社會學者怎麼「不務正業」——看了50多年的日本動漫，還因此寫書、開課、帶學生一起「入坑」。
說起不務正業，社會學界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們這一行有個「特權」：只要你能用社會學的眼光去看，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研究對象。宗教、犯罪、家庭、教育是「正業」，但漫畫、動畫、日劇、電玩——這些「次文化」呢？在不少人眼裡，大概就是不務正業了吧！
但我要說的是：正因為我是社會學者，我看漫畫從來都是「理直氣壯」。
一個香港小孩的日本漫畫啟蒙
回頭說說我的「漫畫生涯」。我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那時候日本漫畫還沒正式登陸，最先接觸的是在理髮店等候時看的零散日本漫畫。真正讓我入坑的，是70年代初電視開始播放日本動畫——《小飛俠》（臺譯：《原子小金剛》）、《Q太郎》、《鐵甲萬能俠》（臺譯：《無敵鐵金剛》）——電視成了日本漫畫進入香港的「橋頭堡」。
這裡要特別提個跟臺灣有關的重要歷史。
很多香港人可能不知道，我們小時候看的日本漫畫，其實大多是「臺灣貨」。怎麼說呢？70年代後半期，香港豪生書店出版整套的日本連載漫畫，這些漫畫其實全都已在臺灣翻譯出版。當時臺灣並不受國際版權公約限制，所以可以合法（以當時的標準來說）翻譯日本漫畫。然後香港的出版商就來個「起尾注」（香港用語），在香港再行翻印。
換句話說，沒有臺灣的翻譯，就沒有香港那一代人的日本漫畫記憶。
圖片：作者提供。
記得當時我住在旺角豪生書店附近，買了不少整套的打折書，像《愛與誠》、《青春山脈》、《男組》這些。後來《漫畫周刊》和《海豹叢書》創刊，始正式向日本取得版權、直接翻譯，沒有那些臺灣俗語，香港讀者閱讀上更加地沒有障礙。
說起臺灣版本，有個很有趣的歷史現象。那時候的臺灣翻譯本，為了符合當時臺灣社會的審查標準，不僅會將內容本土化，例如主角都會加上臺灣名字，也會進行其他「改造」。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類：
第一，如果漫畫裡有暴力場面——比如幫派打架、校園霸凌——編輯會在旁邊加一行字，大意是：「在我們安和樂利的社會，此類情節絕不會發生」之類的。現在想起來，這種「溫馨提示」本身就是社會控制的手段，告訴讀者：你看的是「他者」的故事，跟我們「美好的臺灣社會」無關。
第二，更搞笑的，是裸體場面的處理。如果漫畫裡有裸露的身體，臺灣出版商會直接在上面畫上衣服，有時候甚至是泳裝！你能想像嗎？本來應該是激情或暴力的場景，角色突然穿上了連身泳衣——那畫面實在太違和了。
這些歷史細節，現在看來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漫畫作為文化商品，它的流通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而是經過各種社會機制的過濾和改造。
90年代開始，每次來臺灣開會，都非常忙碌，要到臺大附近的書店買書，又要找時間去漫畫店掃貨（當然也在臺大附近）——買整套的系列、追最新的連載。有時候還會專程去光華商場挖寶，找一些絕版的舊漫畫，後來也會到漫畫咖啡館泡上半天朝聖一番。
臺灣對我來說，是學術交流的地方，也是我的「漫畫補給站」。
到了今天，媒介變了，實體書幾乎絕跡，但看漫畫的習慣沒變。每個星期我還是會上網看看有沒有新連載，只是不用再跑去租書店了。
為什麼看動漫？——五個讓老教授感動的理由
有人會問：你都60好幾了，為什麼還看動漫？我在《日本・趣味・想像》那本書裡寫過〈感動的方式〉，整理了五個理由。現在回頭看，其實都跟社會學有密切關係。
第一，羈絆
日本漫畫最打動我的元素之一，就是「羈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海賊王》如果沒有草帽海賊團的夥伴關係，《火影忍者》如果沒有鳴人與佐助那種難捨難離的關係，這些故事就只剩下打架了。
我年輕時看《幽遊白書》，被浦飯幽助和朋友們的情誼感動；老了和孩子們看《閃電十一人》，主角說：「有了同伴，力量就增加一千倍、一萬倍」，我還是會感動。
社會學告訴我們，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沒有人可以孤獨地活著。我自己是半個「御宅族」，不善交際，所以特別珍惜身邊的朋友。看漫畫的時候，看到那些願意為同伴付出一切的角色，總是特別有感觸。
第二，熱血
「努力就會有回報」——這個公式很老套，但我就是吃這一套。從《足球小將》的戴志偉（臺譯：大空翼）練成「衝力射球」，到《Rookies》（臺譯：《菜鳥總動員》）裡的不良少年靠棒球找到人生方向——熱血的故事永遠打動我。
社會學裡有一個概念叫「功績主義」（meritocracy）——相信努力就會成功、能力決定一切。日本熱血漫畫其實就是功績主義的極致展現。當然，現實社會沒有這麼簡單，階級、出身、運氣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成敗。但正因為現實如此殘酷，我們才更需要漫畫裡那種「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希望。
第三，設定
作為社會學者，我對日本動漫的「世界觀設定」最感興趣。從《機動戰士鋼彈》的「宇宙世紀」——包括人類宇宙開發史、米諾夫斯基粒子、MS 的機械設定——到《爆漫王》裡對日本漫畫產業的詳細描寫（連《週刊少年Jump》的問卷調查制度都畫出來），這些設定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學式的「建構」。就算同樣是異世界番，《刀劍神域》和《記錄地平線》的世界觀還是有頗大分別。
我常常跟學生說：設定一個虛構世界，跟研究一個真實社會，其實用的是同一種能力——你要搞清楚規則、結構、權力關係、文化邏輯。看漫畫可以訓練你的「社會學想像力」，這不是開玩笑的。
第四，跨界合作（Crossover）
90年代之後，日本動漫進入了「跨媒體」時代。輕小說改編成動漫（《涼宮春日的憂鬱》）、漫畫改編成日劇（《東大特訓班》）、日劇又帶旺漫畫（《交響情人夢》）——不同媒體之間互相拉抬，形成一個「天羅地網」。
我常舉《東大特訓班》為例：這套漫畫在香港原本沒什麼人知道，畫風也不是人人能接受，但改編成日劇、由阿部寬主演之後，一下子就紅了。這說明了什麼？文化商品的「價值」不是固定的，而是取決於它在不同媒體上被呈現的方式。這是非常社會學的觀點。
第五，創意無限、百無禁忌
最後這個理由，最讓我「老懷大慰」。日本動漫真的是什麼題材都敢碰、什麼禁忌都敢挑戰。
我在《漫畫教授大冒險》裡介紹了《聖哥傳》（臺譯：《聖☆哥傳》）——耶穌和佛祖因為平安度過千禧年，相約來人間度假，住在東京立川的廉價公寓裡，過著平凡年輕人的生活。佛祖愛做家務、省錢、生氣時會「佛光普照」；耶穌是天然呆購物狂、可以把澡堂的水變成酒、額上的「聖痕」會在壓力下出血。
這種題材，在宗教信仰比較強烈的西方社會大概會引起爭議。但在日本——一個多數人自認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它可以變成大賣的搞笑漫畫。
漫畫教會我的社會學
作為社會學者，尾瀨朗是我最佩服的漫畫家，沒有之一。早期《夏子的酒》（1988-1991年） 就已深刻地描寫了女性在父權的系統（酒造）中如何掙扎、成長。到了1991年的《家》，更將社會性漫畫上升到另一高度。
圖片：作者提供。
《家》講的是60年代日本「三里塚鬥爭」——農民反對在千葉縣成田市興建新東京國際機場的故事。當地農民世代務農，突然收到通知要拆遷，於是組成「反對同盟」，跟政府對抗了20多年，爆發多次流血衝突。
這套漫畫讓我感動的地方，是它對農民與土地關係的描寫。有一幕是一位老婆婆趁「停戰日」到田裡打穀，結果警方違反約定進行清拆。主角說：「對婆婆而言，這裡不僅僅是容納她小小身軀的空間，更是支撐她繼續生存下去的一股力量！」
2009年前後，香港發生菜園村事件——高鐵工程要拆遷一個農村社區。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村民不肯搬？賠錢不就好了嗎？我當時把這套漫畫翻出來重看，發現情節驚人地相似：政府一意孤行、農會扮演分化角色、媒體報導片面扭曲。
社會學問我們：發展經濟是否必然要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政府可否通過「民主程序」強制徵收人民的土地？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漫畫讓我們看到了那些被「發展」輾過的人的臉孔。
當然這也不是個別例子，當「家裏蹲」還未進入大眾的眼簾時，瀧本龍彥原作，大岩賢二作畫的《歡迎來到NHK》（2004-2007年）就已經將這樣的少年個案，以如同民族誌的形式呈現。
在大學裡開「漫畫課」的掙扎
千禧之後，我開始想在中文大學開一門「日本漫畫與社會」的課。一開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閱讀材料。
我嘗試請圖書館買漫畫，館方用各種理由推託——什麼「沒有供應商」啦、「不符合採購政策」啦。但我心裡明白，真正的理由是：在大學圖書館裡放漫畫，太「不體面」了。漫畫不是「學術」材料，這是當時很多人的偏見。
後來，多虧了呂大樂——他當時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的通識教育主任——的支持，我們終於在2000年代中期成功開出了這門課，作為通識教育選修。本來以為要和附近的漫畫租書店合作，殊不知時代進步，到了那個時候，大部分「參考讀物」已經可以在網上找到，閱讀材料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但有趣的事情還在後面。
有一年，一個資優學生——大概15歲就進了大學——說想修我的課。我一看「閱讀材料」，有些內容……怎麼說呢，不太適合未成年人。
我陷入兩難：是不是應該為了她修改課程大綱，把所有反映社會，成人導向的漫畫（例如政治最前線、課長島耕作）拿掉，只留《叮噹》（臺灣稱哆啦A夢 ）和《足球小將》？但那樣就不是我想教的課了。
最後，我想出了一個「天才」的解決辦法：請她回家找家長簽署同意書。
你知道嗎？小學生、中學生參加校外活動要家長同意書，但大學選課要家長同意書——我大概創了中文大學的紀錄。那位學生最後沒有選這門課，不過大概心有不甘，離開前留下了一句話：「教授，其實我看過很多『很厲害』的東西，比如BL漫畫。」
我當時心想：好吧，我多慮了。
從一個人看到一群人：我的「漫畫同好會」
然後，我編寫了兩本書分享動漫心得。
第一本是2009年的《漫畫教授大冒險》。我給自己取了個外號叫「漫畫教授」，書的封面設計靈感來自《印第安納瓊斯》——想像一個大學教授像探險家一樣，在漫畫的世界裡冒險。那時候我還不敢說自己是「御宅族」，只敢說自己是「漫畫迷」。
圖片：作者提供。
第二本是2011年的《日本・趣味・想像——八十後御宅筆記》。這本書我跟現已在日本任教的張彧暋合編，找了一群朋友、學生、同事一起寫——大多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這一次，在同伴的掩護底下，我大方地稱自己是「御宅族」了。書裡有寫日劇的、寫輕小說的、Cosplay和《新世紀福音戰士》等等。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看動漫不是不務正業，而是一種認識日本社會的方法。
社會學者的「特權」：做什麼都是研究
結尾我想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社會學者看漫畫，到底算不算不務正業？
我在《日本・趣味・想像》的最後一章裡談到，我們那一代唸社會學，必定碰到的概念，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就是能把個人困境放在社會結構、歷史脈絡中理解的能力。
看漫畫的時候，我一直在做這件事。
看到《家》裡農民被迫遷，我不只看到「幾個日本農民的故事」，我看到的是發展主義對弱勢群體的壓迫，看到的是民主制度裡少數人權益如何被多數人「合法」剝奪。
看到《聖哥傳》裡耶穌和佛祖搞笑，我不只看到「兩個宗教人物的笑話」，我看到的是日本社會的世俗化、宗教的「除魅」、以及全球化時代文化如何跨界流動。
這些，都是社會學。
社會學者的「特權」，就是我們幾乎可以研究任何東西——只要我們能用社會學的眼光去看。宗教可以研究、犯罪可以研究、家庭可以研究，那麼，為什麼漫畫不行？
寫到這裏，必須加上「免責條款」（香港叫先戴頭盔）：當然日本動漫不只有美好的一面。
如果我只講羈絆、熱血、創意無限，那我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社會學者了。社會學的訓練讓我們同時看見光明與陰影——因為每一個文化產品，都是它所屬社會的鏡像，而任何社會都有它的黑暗面。日本動漫也有它的陰暗面：父權體制、物化女性、保守的家庭意識形態、美化暴力、歧視和排外、當然還有帝國主義復闢。
我講這些，不是要「取消」日本動漫。我是社會學者，我的工作不是評分，而是理解。
社會學告訴我們：文化產品從來不是中立的。它們是社會價值、偏見、權力關係的產物。日本動漫的黑暗面，就是日本社會的黑暗面。父權、保守、排外、性別歧視——香港有一句老梗，「不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是社會的錯」。漫畫只是把社會的病灶攤開來給我們看，有時候用誇張的方式，有時候用美化的方式，有時候——也是最危險的——用「理所當然」的方式。
所以，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一個動漫迷，我有責任：一邊享受動漫的樂趣，一邊保持批判的眼光。這不是「雞蛋裡挑骨頭」。這是社會學者該做的事：在看的時候保持清醒，在感動的時候不忘提問。
圖片：作者提供。
話得說回來，最近感動的時刻還是非常多。隨便數一下：《岳》、《迷宮飯》、《葬送的芙莉蓮》、《為了與你漫步宇宙》、《黃金神威》、《我們的色彩》、《大留工務店》、《藍色時期》、《舞妓家的料理人》、《萍水相腐檐廊下》（臺譯：春心萌動的老屋缘廊）、《戀上換裝娃娃》、《孤獨搖滾！》等等不能盡錄。有些是大熱作品，有些比較偏門，但它們共同說明一件事：日本漫畫的多樣性和活力依然驚人。
這些作品沒有被困在「熱血格鬥」或「校園戀愛」的框框裏。它們講哀悼、講生態、講性別、講族裔、講藝術、講跨代共鳴、講日常療癒、講工藝傳承。它們不承諾「逆轉勝」，不販賣「努力就會成功」的幻覺。但它們提供另一種東西：在不完美、破碎、甚至荒謬的世界裏，仍然可以找到意義的示範。
回到我一直在說的，漫畫是社會的鏡像。鏡子裡不只有你想看到的東西，也有你不想看到的東西。而一個好的社會學者，就是願意正視鏡子裡所有倒影的人，並以漫畫來作為認識社會的窗口而已。正如在我的課堂上，會有《課長島耕作》，也同樣會有《櫻桃小丸子》。
這就是我這個沒有被社會學耽誤的老宅的故事。我也相信，各位臺灣的朋友，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不務正業——然後理直氣壯地告訴別人：
「這，也是我的正業。」
作者趙永佳 （Stephen Wing Kai CHIU），現任職香港教育大學，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著有《漫畫教授大冒險》（2009）、《日本？趣味？想像──八十後御宅筆記》（2011，與張彧暋合編）、Hong Kong Society : High-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2022 ，與 Kaxton YK Siu 合著）。以往科普評論文章可見： https://liberal-snapshots.blogspot.com/。現居香港，繼續看漫畫、追新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