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芸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本文改寫自作者之期刊文章，卓芸萱、胡郁盈，2025，〈打造可慾望的「跨性別」：情慾可生活性與跨性別認同及身體形塑〉。[1]《臺灣社會學刊》77: 177-228。https://dx.doi.org/10.6786/TJS.202506_(77).0004
在關於跨性別的公共討論中，性別常被理解為一種「內在認同」：一個人知道自己是誰，想要讓自己的身體符合這個認同的樣貌表現。然而，真實人生遠比這更為複雜。對許多跨性別者而言，性別不只是「我是誰」，更牽涉到日常而實際的問題：我能不能被愛？我需要以什麼樣的身體去愛人？這些提問背後，隱含著結構性的疑問：社會如何認定特定性別「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身體與慾望形式？跨性別者要如何在既定的情慾腳本中，摸索出可被理解的性／別認同？
權力系統下的性別規訓
要理解這些掙扎，需回顧「跨性別」如何在知識權力系統中被建構。自1960年代起，醫療體系以病理化視角，將跨性別表現視為「情慾異常」，要求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性（sexuality）必須嚴格對齊：例如「男跨女」者，就必須表現得極致陰柔，且在手術後只能展現對男性的愛慕，如此才算「成功變性」。[2]
圖1：醫療體系與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社會制度，要求個人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性（sexuality）必須嚴格對齊，否則便被視為「異常」。（製圖：巷仔口社會學）
這種男女二分的醫療枷鎖抹殺了人性的多面性，將複雜的情感與慾望簡化為生理特徵的對齊。在性別運動中，變性醫療的規訓雖然引發女性主義與跨性別政治的分歧，[3]卻也催化兩者的理念結盟——雙方皆在對抗異性戀父權體制所定義的「真實性別」，致力於鬆動身體、性別與性角色之間被視為必然的連結。[4]
然而，回到現實生活，這種二元規訓依然像「性別說明書」般構成了隱形的監視，性別仍是不斷透過「表現」而被「確認」的過程。穿什麼樣的衣服、說話的方式、行為舉止、喜歡誰，這些都會被人們拿來判斷：「你像不像男人？像不像女人？」如果一個人的表現不符合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樣子，就可能面臨社會的指指點點，甚至被排斥。這便是Butler 提出的「可生活性」（livability）概念──若個體的表現無法被社群理解與承認，便會淪為無法被接納的「非人」，因而面臨失去生活安全與關係的危機。[5]
在此基礎上，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情慾可生活性」的概念，探討跨性別者在異性戀二元常規的夾縫中，如何在自我認同、身體與慾望之間，找到自己可實踐、且被承認的情慾形式，並分析情慾可生活性如何成為跨性別者形塑身體經驗與認同的關鍵要素。
異性戀二元常規的情慾窄門：手術作為門票
在高度由異性戀常規主導的社會中，大多時刻只承認一種典型的樣貌：男人和女人相愛，且一個人的身體、性別、慾望必須對齊（如圖1）。當一男一女的結合被視為唯一可接受的形式時，我們的表現若無法被清楚辨識為「異性戀男性」或「異性戀女性」，便會大幅減少開展親密關係的可能。
圖2：日常生活中充滿各種異性戀常規的設計與體制。圖為屏東的紅綠燈。圖片來自：https://supertaste.tvbs.com.tw/travel/314370。
對部分跨性別者來說，性別重置手術不只是關於「自己想要有什麼樣的身體」，更關乎「能不能被當成合理的交往對象」。我們的社會文化將異性戀婚姻視為理所當然，並據此界定何謂「正常關係」；因此，大部分關於親密關係與情慾的腳本，也都圍繞著異性戀常規開展，很少會提及其他可理解、可生活的情慾模式，跨性別者往往僅能參考異性戀的情慾腳本，來思考自己的未來。
性別氣質陽剛、喜歡女性的柏霖，自我認同為跨性別男性。在柏霖成長的教會與家庭環境中，柏霖始終無法勉強自己對男性產生情愫，女性陽剛氣質的展現，也被文化壓力所禁止，更無法作為「女同志」被親人、同儕所接納。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異性戀男性」的位置，能整合起柏霖渴望的性別氣質、慾望指向和社會期待。因此，當柏霖後續接觸到跨性別資訊時，他將「pass為男性」理解成一條單行道：[6]勢必要最「盡力」地進行完性別重置手術，才能被當成男人看待，也才能名正言順地和女生談戀愛。
「是誰逼我動手術的？就是情慾。」柏霖的話點出關鍵：在嚴守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社會裡，手術成為了開展情慾生活的門票。因為常規預設性別認同與身體表現必須一致，唯有具備典型的特徵，才能進入「可被慾望」（desirable）的範疇。
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不只構成抽象的社會壓力，更實質地主導著跨性別者的情慾可生活性。因此，讓自己的認同與身體更接近社會所熟悉的「順性別男女」樣貌，[7]召喚著跨性別主體以此想像和開展情慾生活。對於渴望在社會上被理解、被慾望的跨性別者而言，這意味著身體的改造、認同的調整；甚至在某些社會環境中，性別重置手術被視為必要的手段，以爭取在主流情慾常規中安身立命的更多可能。
對柏霖而言，對於情慾可生活性的追求，便具體化為對身體的重塑。柏霖想以性別重置手術，換取一張進入主流情慾社會的門票。現實生活中，柏霖也直到術後才開始交女朋友，以異性戀男性的身分，開展出遲來且可生活的親密關係。
不動手術，也能有情慾可生活性嗎？以「身體條件」既順服又挑戰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
如果手術是開展情慾可生活性的門票，為何有些跨性別者即便已趨近於某一性別的典型身體形象，依然難以在生活圈中找到容身之處？
我們發現，影響跨性別者能不能談戀愛、被慾望、被理解的，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因素：「身體條件」。這是跨性別者時常用來描述原生身體和另一性別身體趨近程度的語言。以下所謂的「身體條件好」，指的是跨性別者的外表、聲音、氣質，不需要太多醫療介入，便容易被辨認成他想呈現的性別。
自我認同為跨性別女性的芷琪，便是「身體條件好」的代表。芷琪未進行任何醫療打造，僅藉由穿著、化妝與行為舉止，便能在日常中被辨認為女性，也能以異性戀女性的位置，與男性發展親密關係，擁有豐富的情慾經驗。
芷琪在青春期前，曾因自覺肩膀太寬、身材過於圓潤，並受挫於無法被喜歡的男生視為女性進行親密接觸，因此渴望透過使用賀爾蒙和性別重置手術，打造趨近典型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的身體樣貌，期待以此能和男性發展親密關係。
然而，青春期後的身體條件，帶來了芷琪的認同轉折。芷琪在變聲後的日常音域為中高音，身形也轉為苗條纖瘦，開始能夠透過化妝與穿著打扮，體現出典型女性化的氣質和美貌，並因而與不同男性們發展出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和多元的性接觸。
在這些親密互動中，芷琪發現自己真正渴望的不是某種特定的身體，而是能夠被愛、被尊重、被認真對待。當芷琪在親密關係中，發現對方能理解其跨性別身分、也慾望著她的原生身體時，她打算進行手術的念頭便開始鬆動。更重要的是，芷琪在性互動中感受到的愉悅與快感，讓她意識到追求典型女性身體並不是唯一選項。
在芷琪逐漸確立跨性別女性的身分認同後，她在發展親密或情慾關係時，會主動介紹自己為「跨女」或「偽娘」，使對方認知到她的身體與性／別認同形態，也運用「你這樣算異性戀喔！」的說法，幫助對方理解自身的慾望。芷琪靈活連結「跨女」、「偽娘」與「異性戀」等多重情慾腳本，為自己創造更多被接受的可能。這樣的互動方式，不僅拓展了跨性別女性身分和身體在傳統性別二分之外的情慾可生活性，也讓芷琪和情慾對象都能在另類情慾文化脈絡中，發展出對於（跨性別）女性身分與原生男性身體並存的認知和接納。
然而，這樣的跨性別能動性，是建立在芷琪的外貌氣質相當符合「主流異性戀女性」想像的前提上。而這對於「身體條件不佳」的跨性別女性而言，反而可能加強了她們對於典型順性別女性形象的渴求——若要成為「能被慾望的跨性別女性」，就必須貼近媒體所塑造的那種「比女人還女人」的形象。如此一來，這種結構壓力，便使得性別重置手術容易成為所有「去男性化」嘗試中，最關鍵、也最能帶來確定感的一步。
在愛裡的「成為」：親密實踐作為非二元認同的推手
在主流情慾腳本裡，建立親密關係往往隱含兩個前提：「他是男生還是女生？」以及「他喜歡男生還是女生？」，將性別與性向框限在二元選項。然而，在部分跨性別者的經驗中，情慾實踐並非只發生在確立性／別認同之後，更是作為身體、慾望與性／別認同得以被摸索，甚至重新組合的關鍵場域。
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並非單向地牽引著跨性別者；相反地，個人的身體條件、情慾實踐與社群經驗，會在這套結構中來回拉鋸，形塑出多條不那麼線性的認同路徑。
有些跨性別者天生具備了某些「模糊」或「跨越」的身體特徵，他們的外貌、體態或氣質，較容易被他人辨識為不同於出生指定性別的樣態。這樣的「身體條件」，在社會互動中成為物質基礎，使他們即便未進行跨性別醫療，也會被他人以另一種性別對待，從而發展相對可行的情慾生活。這樣的情慾可生活性，讓人得以暫時鬆動「性別一定要選邊站」的壓力，並進一步思考：如果我的身體與慾望本來就不完全符合二元框架，那我的性／別認同是否也可以不是「非男即女」？[8]
秧秧出生指定性別為女，但因平坦結實的胸膛、磁性的嗓音與俊俏的氣質，通常會被認成男性。在尚未接觸跨性別論述前，秧秧試圖踏進「異性戀男性」的位置、把自己當成男生，認為這樣便能理所當然和女生發展親密關係。秧秧也察覺自己想要擁有陽具來體驗性愉悅，並以此進行異性戀想像中的性實踐。秧秧「渾然天成」的身體條件，也讓秧秧受到女性的青睞，並每每成為歷任伴侶唯一交往過的「女朋友」。
然而，正因為秧秧的身體條件，秧秧的伴侶往往把秧秧當成「男朋友」對待，將親密關係慣性地套入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邏輯，要求秧秧符合主流社會對於男朋友的角色期待，又責怪秧秧「為什麼不是男生」。這種被束縛進入「異性戀男性」的經驗帶來了強烈的壓迫感，在性與親密互動中，陰莖的缺席也被反覆凸顯，進而讓秧秧的慾望、身體與所被認為的男性性角色逐漸產生脫節。
秧秧的身體條件雖然給了秧秧進入異性戀式關係的門票，秧秧不需任何身體改造就能像異性戀男性一樣談戀愛，創造情慾可生活性；但在異性戀式的親密交流中，秧秧的男性身分與原生女性身體，卻也開始產生了無法忽視的隔閡。這促使秧秧不再想做為異性戀男性：「那我就更要做出區分，挖一些自己生來是生理女性的亮點。」儘管秧秧的身形外觀讓秧秧能輕易地以順性別男性身分生活，但秧秧排斥加入霸權男子氣概所形成的性別秩序，更傾向認同和女性同儕互動時的情感經驗，珍視深層的情感連結。
隨著與自我認同為泛性戀的伴侶交往後，秧秧不再被期待需扮演「順性別異性戀男性」，過去在異性戀式關係中感受到的身體矛盾也隨之減輕。當慾望方式不必被固定為男性或女性，秧秧也因而得以鬆綁生理身體、性角色和性別身分之間的常規連結：
現在我可以大方地承認，我這樣子的慾望方式不會很奇怪，我可以把這件事情接納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我沒有想要被定義在哪一個性別角色，一種不受天生性別拘束的概念。因為我的外表沒有讓我不能連結到陽剛那一面的狀態，因為我很pass，才會被當成女生或被當成男生都可以，但我不想要只選擇一邊，兩邊對我來說都有受惠的特質。
建立在秧秧身體物質基礎之上的情慾可生活性，讓秧秧在身體與性別身分的扞格中，創造出「被當成女生或被當成男生都可以」的彈性空間，也由此得以進一步發展出非二元的性別身分認同。
身體條件不僅可能觸發以「非二元性別」為軸的認同軌跡，更賦予個人在性別角色間遊走的餘裕。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的穠穠，擁有深邃五官與纖細身材，這種徘徊於兩性間的身體條件，成為穠穠以非二元為認同的物質基礎。穠穠自認擁有「跨性別紅利」，正是因為足夠的外貌資本，讓穠穠不必在「完美跨女」或「典型男性」中二選一，得以發展出非典型的性／別認同。
穠穠的認同並非一蹴而就，而是與情慾實踐交織而成。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制約下，穠穠曾因喜歡男性而自認為女性，卻發現自己難以契合受歡迎的異性戀女性形象來發展情慾互動；嘗試以男性身分與男同志交往時，又感到「兩邊都不完全對勁」。這種受拘束的感受，促使穠穠發覺自身經驗更加契合於非二元的身分論述，並發現當自己交替展演陰柔與陽剛氣質時，反而更能吸引以生理男性為主的特定情慾對象，開拓出另類的「跨性別吸引」樣貌。[9]
穠穠的經驗顯示，穠穠的身體特徵讓穠穠能夠在二元性別結構中穿梭、流動且感到自在，不必固守單一位置。能夠流動於典型男女身形之間的身體條件，也讓穠穠得以挪用不同的性身分與情慾腳本，使穠穠的情慾可生活性不再完全緊貼著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而是在同性戀與跨性別吸引等多重模式間靈活協商，拓展出更有彈性的非二元性別認同與日常展現，以及超越異／同性戀框架的非二元情慾主體位置。
小結：與慾望共舞——關係中的情慾主體
當我們只將跨性別理解為個人的「身分認同」定位，容易忽略性別也發生在「關係」之中。「性別不安」不只是個人的心理感受，更來自於社會如何認定「什麼樣的性別與身體組合才算合理、能夠被慾望」。
透過這幾個生命故事，我們看見跨性別主體的性別不安，不只是個人的內在感受，也源自於社會情慾腳本的貧瘠，使人們難以在既有的慾望想像中安放自我。當社會預設「生理身體—性別認同—性慾望」必須依循異性戀矩陣的邏輯嚴格對齊時，任何不符合的人，都可能在生活與關係中感到拉扯與痛苦。
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狹縫中，柏霖透過手術換取進入主流情慾社會的門票；芷琪則憑藉自身的身體條件，在情慾互動中逐漸與原生身體和解；而秧秧與穠穠，則因為能在不同性別氣質之間流動，得以在性別邊界上開拓出超越異性戀矩陣的情慾生活。無論是追求趨近順性別的身體，還是開拓非常規的性別身分，這些探索並沒有優劣之分，皆是個人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下，為了爭取「被理解、被慾望、被認真對待」而發展出的生命路徑。
歸根究底，這種對「一致性」的追求與掙扎，映照出的是社會對性別想像的匱乏。如果我們能鬆綁對「標準性別身體」的執著，肯認身體與慾望之間存在著豐富且異質的交織可能，社會文化也將生長出更寬廣的情慾腳本與接納空間。
當我們不再受限於規範性的身體範式，無論是跨性別或順性別者，也才能在不必急於自證或修正自身的壓力下，擁有更多自由探索身體、性別與慾望之間尚未被命名的流動景緻。
[1] 本文的田野資料來自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跨性別」主體之情慾與認同政治探究》，該文獲得2021年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
[2] Stone, Sandy,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Pp. 280–304 in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edited by Julia Epstein and Kristina Straub. New York: Routledge.
[3] 部分論者批評變性醫療延續父權體制對女性身體的規訓與控制，藉由模仿性別刻板印象來鞏固異性戀常規（Daly 1978; Jeffreys 1996）；另一派則主張跨性別實踐挑戰了生理決定論，揭示「女性」身分是文化與政治的建構，具有鬆動異性戀父權結構的潛力（Dworkin 1974; Williams 2016）。
* 參見Daly, Mary, 1978,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Jeffreys, Sheila, 1996,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Desire for Gender.” Pp.75–90 in Theorising Heterosexuality: Telling it Straight, edited by Diane Richardson.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workin, Andrea, 1974, Woman Hating. New York: Penguin.
* Williams, Cristan, 2016, “Radical Inclusion: Recounting the Trans Inclusive History of Radical Feminism.”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54–258.）
[4] Koyama, Emi, 2003, “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 Pp. 244–259 in 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Rory Dicker and Alison Piepmeier.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5] Butler, Judith, 200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6] 在性別二元框架下，「Pass」（或 Passing）描述的是一種社會解讀的狀態：個體的性別裝扮與呈現，符合大眾對某一特定性別的期待，從而被旁人視為該性別的成員——無論該性別是否為其內心真正的認同。
[7] 「順性別」（cisgender）指性別認同與出生指定性別一致的狀態。延伸概念「順性別主義」則指將此種經驗視為常態的規範體系，並據此界定何謂正當的性別表現與關係形式（Aultman 2014; Lennon and Mistler 2014）。
* Aultman, Brandon, 2014, “Cisgender.”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61–62.
* Lennon, Erica and Brian J. Mistler, 2014, “Cisgenderism.”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63–64.
[8] 關於非二元認同者的人稱代名詞：本文受訪者雖表示可視情況使用「他」或「她」，但為避免行文間頻繁出現「他／她」造成閱讀視覺割裂，並降低語言中二元性別指代的感受，下文敘事中一律以化名指稱，不再使用性別人稱代名詞。
[9] Ashley, Wendy and Randy Robertson, 2020, “Trans-Attraction: Not Kink or Fetish, but a Legitimate Sexual Orientation.”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8(10): 212–227.
* Reback, Cathy J., Rachel L. Kaplan, Talia M. Bettcher and Sherry Larkins, 2016. “The Role of the Illu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Desire: Narratives from Heterosexual Men Who Have Occasional Sex with Transgender Women.”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8(8): 95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