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全集》編纂始末

顧忠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

　 　　

——總體而言，《韋伯全集》的完成，標誌著韋伯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文本的歷史性、概念的生成性以及理論的開放性，成為核心關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研究工作的終結。相反地，隨著新材料的出現與新問題的提出，韋伯思想仍將持續被重新詮釋。在這個意義上，《韋伯全集》的完成，更像是一個起點，而非終點。

    Friedrich Lenger[1]

一、《韋伯全集》由構想到實現   

2012年，筆者曾撰寫〈《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一文，寫道：「『韋伯檔案中心主任』Dr. Ay估計，這份編纂工作希望不超過15到20年」。[2]但是，若從巴伐利亞科學院最初發想的1975年起算，經過1984年首卷出版，直至2020年最後一冊出版，這個龐大的出版計畫總共花費了45年時間，如Wolfgang Schluchter形容，是20世紀後期至21世紀初最重要的學術編纂工程之一。[3]

最終完成的《韋伯全集》共有47冊，若包含「分冊」則有54冊，可謂卷帙浩繁，甚至專家們都可能迷失在有如迷宮般的文獻資料中。對照〈《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文後所附，根據2012年12月公布「《韋伯全集》總目錄」的內容，最終呈現全貌的《韋伯全集》變動不少，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就「論文及演講稿」（第一卷）部分，其序號及出版內容進行了大幅調整。I/1至I/5不變，但將方法論及宗教社會學系列著作提前到I/6至I/13；《經濟與社會》各主題分別成為I/14到I/19的作品；接著是I/20：經濟史、I/21：一般經濟史（1919–1920年講義）、I/22：政治作為志業／學術作為志業、I/23：重建中的德國之議會與政府、I/24：宗教社會學論文集、I/25：科學方法論論文集。原2012年目錄中的若干論文，皆被整併到不同的全集版本中。

其次，「講義與講課筆記」（第三卷）亦有重新組織，除了III/1和III/3維持原標題外，此部分由原先7冊共增加到11冊，標題則改為III/4：社會經濟學、III/5：農業史、III/6：經濟政策、III/7：國家社會學、III/8：社會學（一般社會學）、III/9：宗教社會學、III/10：支配社會學、III/11：法律社會學。簡單來說，在編輯委員會「滾動式」的考量下，《韋伯全集》的目錄不斷修正，而在2020年出版《應用國民經濟學》（Prak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MWG III/2）後，終於告一段落，所有參與規劃與執行的人們總算鬆了一口氣。[4]

回溯起來，早在1974年於卡塞爾（Kassel）舉行的第17屆德國社會學大會開幕演說中，Rainer Lepsius即主張，與其對「價值命題」（Wertpostulaten）加以戲劇化——亦即對於社會學角色和立場爭論不休——不如依循韋伯的傳統，重新奠定社會學的基礎；這可透過「發展範疇體系、建構理論、擴展研究方法，並且——最重要的是——將這些知識獲取的工具應用於對具體社會事實的分析」來實現。[5] Lepsius教授之所以會有編纂《韋伯全集》的構想，其來有自。1973/74年間，韋伯研究專家即已組成了《韋伯全集》編輯委員會，由Lepsius教授擔任執行編輯。該計畫獲得巴伐利亞邦政府的支持，在巴伐利亞科學院設立了固定的編輯與工作處，編輯工作本身除了在慕尼黑外，也分散在其他工作地點進行，主要包括海德堡和杜塞道夫。特別是由Wolfgang Mommsen設立的杜塞道夫編輯處，負責在全球系統性地搜尋與編輯相關的材料。編輯工作過程中，除了保存和轉錄現存的手稿，以及尋找新的報紙和雜誌文章外，還在「書信」部分找到並編輯處理了超過3500封信件或類似信件的信函。[6]

二、《韋伯全集》的重要效應

以下筆者彙整《韋伯全集》出版後，不同學者對於全集編纂過程以及其學術研究效應作過的介紹和評論，進行重點歸納，以便讀者建立對於《韋伯全集》的整體印象，或可幫助釐清若干疑惑。也就是：德國出版界和學術界為何願意投注如此龐大的資源、花費近半世紀的時間，只為了幫一位「學者」完成如此高規格的《全集》？

相較之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背後有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利益」，我們只能說，韋伯一生所散發出來的「理念」，可能激發了非常大的吸引力，方才足以支撐這麼持久的人力與物力動員。純就這一點來看，就頗耐人尋味。若以韋伯自己的話說：「偉大文化問題之光已經移動；於是科學也準備改變其立足點與概念裝置，從思想的高處俯視歷史的流動。」（I/7，第234頁）Friedrich Lenger特別強調「這道『光』」的啟示。他表示：在各種視角轉移之中，韋伯分析的銳利性，能夠持續啟發未來以歷史為導向的經濟與社會研究。而這套最終完成的《韋伯全集》，無疑為此提供了一座「幾乎取之不盡的寶庫」。[7]

就《韋伯全集》的編輯原則來看，1981年，Mohr-Siebeck出版社印行了《韋伯全集》的第一份宣傳冊，涵蓋韋伯所有單篇著作的書目，及其在預定卷冊中的分配。最重要的，它包含了Schluchter代表編輯們撰寫的「韋伯全集導言」，總結了關於編輯類型和編輯程序的基本決定。尤其就「多樣化的細節研究」方面，既體現在「文本與變體」的工作中，也體現在「文本與語境」。所有《韋伯全集》卷冊都包含一篇關於作品傳記和歷史語境的導言、一份關於文本起源和流傳的編輯報告、一個用於記錄文本發展和文本干預的文本批判工具，以及一個用於解釋對理解文本至關重要的概念、科學、政治或個人關聯的註釋工具，並特別重視參考文獻和引文的證明。在目錄和索引方面，《韋伯全集》除了人名和主題索引外，還包含韋伯提到的人物的簡傳、他引用的文獻列表，以及各卷相關專業領域名稱和概念的詞彙表。特別耗時的，是為「書信」部分編制的涵蓋所有單卷的總主題索引（II/11）。[8]

Gangolf Hübinger瀏覽《韋伯全集》後，對於《韋伯全集》能否提供韋伯學說研究新的詮釋觀點，提出心得。他指出：在新的版本中可以找到諸如「所有細節（材料）都屬於國家社會學（Staatssoziologie）」或「問題屬於『民主』理論」之類的參考（I/23，第568、468頁）。譬如韋伯為「國家社會學」曾經計劃了什麼？我們只能從他在慕尼黑「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國家社會學）」演講第一課的結構和聽課筆記中得知（III/7，該演講因他於1920年6月14日去世而中斷）。[9]關於這一點，許多二手文獻做過探討。筆者自己較感興趣的，是他和當時被視為德國國家法學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Georg Jellinek的交往和互相影響。根據Lepsius教授的描述，Jellinek在1904年於海德堡號召了許多學者，以神學家Adolf Deissmann為首，組成學術圈「伊拉諾斯圈」（Eranos-Kreis），[10]致力於「指明政治價值維持，與宗教基礎觀點之間不間斷的關聯，以及基督教理論與古代及中世紀教會於個人相對於國家而來的獨立領域之影響」，韋伯便是其中積極的參與者。Jellinek並以「自由主義的宗教與形上學基礎」（Die religiösen und metaphysischen Grundlagen des Liberalismus）為題，進行第一次的報告討論。[11]

我們可以推測，韋伯和Jellinek在「國家學」（Staatslehre、Staatswissenschaft）的概念建構和實質內容上，一定交換了不少構想，甚至也出現了一項「歷史公案」，亦即：究竟韋伯的「理念型」（Idealtypus）方法是否汲取自Jellinek？因為Jellinek在他的著作中，曾經使用「理想類型」（idealer Typus）來進行國家目的之經驗諸類型（empirische Typen）的歸類，但其背後帶有一定的「規範性」（或「應然」）意義。相對地，韋伯由「新康德學派」導引出的「理念型」，則有「去規範化」的意涵：「理念型」不是「完美／道德上更好」的ideal，而是「理念／觀念」（Idee）的意思——也就是一種思維建構（Gedankenbild）。這正是韋伯自己反覆要澄清的重點：「理念型」不是平均值、不是現實的複製品，而是為了比較與理解而做的分析性構造。

關於這段「歷史公案」，還涉及新康德學哲學家Heinrich Rickert。Schluchter於總結《韋伯全集》的成果時，特別舉例：過去的二手文獻曾質疑韋伯和Rickert之間的關係，但如檢視韋伯和Rickert的通信，即可確定Rickert對於韋伯的知識論和「理念型」方法有著重要影響。[12]循著這條線索，利用AI便能夠找到，1904年6月14日韋伯在寫給Rickert的信中表示：「您對於『理念型』這一想法的贊同，使我非常欣喜。」這封信正是寫於韋伯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發表〈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13]後沒多久。韋伯接著寫道：

事實上，我認為確實有必要採用一種類似的範疇，才能夠把「價值判斷／評價性的」（werthendes）判斷與「價值關聯的」（werthbeziehendes）判斷區分開來……。我之所以如此稱呼它，是因為日常語言用法會談到「理想的邊界案例」（idealer Grenzfall）、 「理想的純粹性」（idealer Reinheit）……之類的說法，而並不因此就意指某種「應然之物／應當如此」（ein Sein-sollendes）。此外，就算耶利內克（Jellinek）也使用了類似概念……，但稱為「理念型」（Idealtypus），只是在邏輯意義上被構想為完美（perfekt），而不是作為一個範本／楷模（Vorbild）。[14]

由此可見，韋伯和Jellinek兩人在概念建構和研究方法上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後人如Hermann Heller曾批評，韋伯的主張根本是模仿Jellinek而來，顯然出自誤會；兩者在概念上即使雷同，但就定義和用法方面卻是大相逕庭。[15]而且，就韋伯和Jellinek對於「國家」的探討來看，Jellinek主要由公法學的角度切入，而韋伯在不同的階段，逐漸傾向「社會學化」，也就是分別由支配、官僚制、暴力壟斷、正當性、政黨和議會民主等議題著手，描繪出現代國家的複雜圖像。特別是在《韋伯全集》考察不同時期的韋伯書寫文字後，我們較能夠還原韋伯思想生成和演變過程，更如實地呈現韋伯與現實政治形勢產生的互動效果。

三、韋伯未完成的政治志業

遺憾的是，韋伯的講課因其突然過世而中斷，以致後世仍無法重建韋伯對於「國家社會學」的完整想法。但光是看韋伯來往的學者朋友，多數屬於「自由主義」陣營；他自己更與德國重要的「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前身「德國民主黨」（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關係密切。尤其韋伯和被尊崇為「自由民主黨」創黨者的Friedrich Naumann有著深厚的友誼。Naumann曾經如此形容韋伯：「如果說在當今的德國人之中，有人可以在精神與心靈上與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普遍主義相提並論而不致黯然失色，那麼這個人就是韋伯。」以Naumann為名的政黨基金會Friedrich Naumann Stiftung更在2020年，韋伯逝世的100年，出版以韋伯為主題的「公共歷史」（Public History）小冊子，欲「以文字勾勒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學者與自由主義者的形象，並將其宏大的學術成果置於德國自由主義歷史的脈絡之中加以定位。」[16]

根據這本小冊子的描述，韋伯生於市民自由主義的家庭。他本人與其父親一樣，屬於政治自由主義陣營，致力於建立在個人主義人文主義之上的自由概念。無論是在其社會經濟研究，還是在其政治立場表述中，韋伯都展現出其時代自由主義者的特質——那是一個自由主義帶有強烈民族色彩的時代，同時也承續了1848年的精神，並逐漸更加強調民主與議會改革。[17]

韋伯於1890年便結識了Naumann，並參與由Naumann創辦的週報《Die Hilfe》。而在參與實際政治工作方面，1918年他積極從事代表德國民主黨（DDP）的競選活動，並發表了大量政治演說，但最終未能獲得名單前列的提名。1920年6月24日，Gertrud Bäumer在《Die Hilfe》的一篇悼文中寫道：「人們曾打算讓馬克斯・韋伯參選國民議會，但他被他人排除在外。事後看來，這真是一種奇特的想像：（大力士）海克力斯（Heracles）坐在黨團政治的紡車前。」[18]這是種「惋惜式諷刺」：一位如海克力斯般的偉大人物，卻被置於政黨內部瑣碎的運作之中，既顯示其不凡，也突顯政治現實的局限。不過，韋伯畢竟不只是「坐而言」，而是確實「起而行」，願意在現實政治中遂行理念。當然，若他真的當選國會議員，究竟會是奉行「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政治家，或是專注「信念倫理」（Gesinnungsethik）的傳道者（筆者認為他對Naumann的評價可能較屬於後者），就完全只能憑藉猜想了。[19]

至於韋伯的民主理論，Hübinger認為必須參考完全不同的文本。他以「凱撒主義」（Cäsarismus）的概念和問題領域為例，注意到這對韋伯來說，是評估帶有「機器」的公民投票式「領袖民主」，相對於「無領袖民主」的關鍵概念。Hübinger詳細地列舉了不同的出處：

早在20歲的大學生時期，他（韋伯）就在與叔叔、斯特拉斯堡歷史學家Hermann Baumgarten的通信中批判性地探討了「俾斯麥的凱撒主義」（II/1，第471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較早的支配社會學手稿中，討論了「通常從民主中生長出來的『凱撒主義』作為一種統治組織的效率」（I/22-4，第165頁）。韋伯從1917年起在他的政治新聞寫作中進一步延伸了這條線索。首先是在《法蘭克福報》系列文章中充滿戰鬥性的尖銳觀點，然後是將其修改和擴展為具有「學術特徵和語氣的論戰文章」。這篇1918年春季的獨立文章《重組後德國的議會與政府》包含了他在面對現代「大眾民主的『凱撒主義』特徵」時其民主理論的核心要素（文本見I/15，引文見第549頁）。更令人驚訝的是，「凱撒主義」這個範疇在相關章節「支配的類型」中，甚至在《經濟與社會》的新版（I/23）中根本沒有出現。而它在基於此的「國家社會學」演講中卻佔據了突出的位置，帶有可能是口述的公式：「公民投票式支配 = 凱撒主義」（III/7，第100頁及以下）。具體應從中得出什麼結論，留給了韋伯研究，而較新的民粹主義辯論可能會從中受益。《韋伯全集》的工作無論如何都證明了，韋伯的「社會學」儘管有各種決疑論（Kasuistik），但並未處於封閉教條體系的階段，而是在進行實驗性的測試。[20]

前面的例子多少說明了《韋伯全集》的編纂，不僅有助於澄清過去對於韋伯生平和志業的「刻板印象」，也能夠為當前世人迷惑不解的種種現象提供一些思想資源，逐漸撥開濃霧，看到「解除魔咒」（Entzauberung）的清醒世界。

四、《韋伯全集》對於探索當前局勢的啟示

這裡再引述接替Wolfgang J. Mommsen編輯位置的Hübinger教授，對於如何「轉化」《韋伯全集》之「潛力」的提示：他介紹了2014年由Hans-Peter Müller和Steffen Sigmund編輯的《韋伯手冊》，表示其提供了一種快速且可靠的途徑，來了解所有韋伯主題和韋伯論點。它分為四個部分：人物和作品的傳記、韋伯的基本概念、作品群和作品關聯，最後是關於韋伯學說在「今天」的討論，例如關於全球化、歐洲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變遷。其中，〈鬥爭與衝突〉這篇文章簡潔但特別精闢地指出，在韋伯身上，我們面對的是一位現代衝突理論的經典作家。隨著21世紀初將方向轉向世界和地區強權的多極對抗，韋伯式的衝突理論獲得了新的相關性。[21]

另外，2019年由Edith Hanke、Lawrence Scaff和Sam Whimster編輯的《牛津韋伯手冊》，則更典型地針對與當前問題領域的聯繫。它展示了來自國際（特別是歐洲以外）韋伯研究人員的32篇文章，涵蓋六個重點：「全球化世界中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結構」、「政治與國家」、「宗教」、「文化」、「科學與知識」。正如編輯們在導言中所寫，《韋伯全集》在三個方面提供了「不僅是全面描述他生活和作品的基礎，也是超越文本重建和解釋、走向思想的新應用和可能擴展的資源」。《牛津韋伯手冊》在開頭提供了一份詳細且與MWG資料核對過的「韋伯生平年表」，糾正了以往百科全書中的許多錯誤。大多數文章都能清楚地表明，我們當前世界局勢的經濟、政治和技術配置，如何將「與韋伯及其概念一起思考」，重新提上社會科學的議程。編輯們強調了權力政治的當代層面：「我們應該預料到，直接的公民投票式民主和對強勢領袖崇拜的上升趨勢，伴隨著代議制民主的削弱（幾乎是全球現象），現在正吸引著韋伯式分析的注意。」當前的危機需要韋伯式知識分子的類型：「對於韋伯式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沒有比這更迫切的戰鬥號召了。」在全球視角下，《韋伯全集》已經「飛入國際、多語種論述的競技場」。[22]

回到《韋伯全集》的編纂經過，Schluchter回憶起這段他經歷40年的艱辛過程：由1975年起頭，直到1984年初，這部歷史批判性全集的第一卷才得以出版。更因為幾乎所有單獨的編輯專案都比預期時間長，編輯時間超出了大多數編輯的壽命：Johannes Winckelmann於1985年去世，Wolfgang Mommsen於2004年去世，Rainer Lepsius於2014年去世，Horst Baier於2017年去世。Schluchter教授感慨萬千地寫道：「人們不禁改編一句名言：不是革命，而是編輯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接著，他又說：「在韋伯逝世100週年紀念日，即2020年6月14日，《韋伯全集》最後一部缺失的卷冊終於出版。巧合的是，這卷是韋伯關於《應用國民經濟學》講義的筆記。至此，《韋伯全集》呈現出以下面貌：第一部：著作與演講──29卷；第二部：書信──11卷；第三部：講義與聽課筆記──7卷。因此，全集總共包含47個標題，其中幾卷內容龐大，不得不分冊。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麼該版本雖然有47個卷號，但實際上有54冊。」[23]這項巨大的編纂和出版「工程」終於完成，我們不禁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問題：和馬克思比起來，韋伯本人的政治影響力可說微乎其微，再就學術的貢獻而言，韋伯生前與身後也未建立一個「學派」，留下的盡是許多斷簡殘篇。為何需要耗費如此多的資源，為韋伯個人建構起鉅細靡遺的資料庫？

五、新的「韋伯典範」的誕生

在本文的結尾，筆者謹引述韋伯生前摯友Karl Jaspers對於他的學問與人格的評價，來說明韋伯學說思想為何能有莫大且持久的魅力。韋伯比Jaspers大18歲，兩人於海德堡學術圈結識，有「亦師亦友」的緊密連結，韋伯1920年逝世後，Jaspers寫下不少紀念文字，並結集出版，成為在《韋伯全集》問世前，瞭解韋伯生平與志業的權威論述之一。[24]在思想上，Jaspers承接了韋伯兩個核心命題：第一，現代世界的「價值多元」使終極意義無法由科學裁決，科學最多能提供的，是概念澄清與自我反省的工具；第二，政治與公共行動不可避免地置身於價值衝突，因此行動者必須以「責任」承擔後果，而非把道德純粹性直接等同於政治正當性。Jaspers詮釋韋伯是一位在現代條件下重新打開「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視野的人：韋伯以宗教社會學、經濟倫理、支配型態、理性化進程等問題，把散落的歷史材料納入可比較、可理解的視域。這些學術研究傳達一種「逼視時代」的工作，超越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狹隘視野。

Jaspers另外對於韋伯的人格特質特別感到無比懷念，他指出韋伯乃是「以人格與時代自覺呈現的思想家，提供了現代性自我理解的最清明意識」。他強調，韋伯具有「嚴峻的誠實」之態度，這種誠實首先表現在：他不允許自己用好聽的形容詞替代難看的現實，也不允許自己用道德激情免除對後果的責任。這更是一種「智識誠實」：在政治上看清權力與暴力的結構，在學術上看清概念與材料的限制，在倫理上看清價值衝突不可化約。Jaspers在紀念演說中，把韋伯呈現為「逼迫他人也逼迫自己」的人：所謂逼迫，不是控制別人，而是把問題推到不能敷衍的地方。也是這種人格的感召，令Jaspers感嘆：「沒有人能像韋伯一樣，引導人們回歸理智，他是最後一人！」[25]

設若如Schluchter所主張，《韋伯全集》建構起新的「韋伯典範」（Weber-Paradigma），那麼加上對於韋伯人格特質的詮釋，或許能讓我們更理解，經過了百年以上的歲月，為何韋伯思想、學說和人格依舊能夠掀起陣陣漣漪，繼續攪動著現代人的思緒，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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