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資源如何形塑工業資本發展：以日不落與日之出帝國的比較為例

朱華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從以前耳熟能詳的石油危機、前幾年的稀土禁運、到現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仍在進行式的湄公河奪水糾紛，環境資源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衝突的導火線與催化劑。沒有水，就無法滋潤土壤，無法蘊化作物，無法生產糧食，無法填飽人的肚子，飢餓使勞動力無法維續，也帶來社會動盪、擾亂經濟發展。任何人、社會、國家都不願承擔環境變遷與資源匱乏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環境及其資源做為人類與經濟存續的條件之一，不僅以災難、汙染等樣貌影響我們，也隱身在所有農工業生產活動以及生活的物質基礎之中。當18世紀後半英國邁向工業化後，整個世界也逐漸捲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各國在世界之中競奪與運用資源的能力所帶來環境資源的差異，也使各國工業化的經驗大相逕庭，形塑各自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樣貌。

 

英國的經驗

工業發展與農業密不可分，對於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的關係，在農業政治經濟學中一直存在著「以農養工」的古老命題。人做為一個物種必須「吃飯」才得以存續，所以農業生產支撐著人與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越低，資本家聘僱勞動力的成本就越低，其利潤則越多，越有益於資本積累。換句話說，農業生產效率越高、成本越低、能提供的資源越多，越能提供剩餘價值予工業部門。

農業生產除了依賴人的勞動，其實也與環境條件密不可分。但早期關於「以農養工」的理論偏重於理解人的勞動及勞動關係（例如：封建社會下的領主與農奴、地主與佃農、資本家與勞工）如何改變生產力，此分析框架對於環境條件如何左右生產力的認識，卻存在一些盲點。例如，他們多半預設了「國家經濟」作為分析單位，畢竟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不依賴其國內農業提供勞動力與農產資源，但這種分析框架嚴重違背了歷史現實，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業可以完全獨立、在有限的生態條件下生產所有工業化所需的糧食以及原物料。

以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英國來說，早期研究多認為英國在工業革命前，先有了農業革命，所以越來越多英國農民流向工業部門時，英國的農業依舊能夠餵養其勞動力。然而實際上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之前就開始進口穀物，並且在經歷國內各種紛擾後，於1846年毅然決然廢除保護國內農業的穀物法，全面擁抱自由貿易以進口來自其溫帶（前）殖民地—包括現今的加拿大、美國、澳洲等—的廉價穀物。這些廉價穀物讓英國勞工填飽肚子的麵包的製造成本降低了，也降低了英國勞動的再生產成本，讓工業家得以壓低工資。除了糧食以外，工業生產也需要各種大量的原物料，而這些原物料很多產自英國在亞洲、非洲的熱帶殖民地所生產的經濟作物，其中印度更是被稱為英國帝國「皇冠上的珠寶」（the jewel in the crown）。正因為印度提供了巨量、多元且豐富的經濟作物給英國，其龐大的人口不僅是支撐這些作物生產的重要勞動力，更成為消費英國工業製品的重要市場。

 

這也是為何許多印非學者特別反對「國家經濟」觀點的農業政治經濟學，認為這種觀點完全美化了先進國家（如英國），好像其是以己之力完成工業化，但實際上綜觀歐美等先進工業國家，無一不是透過廣幅的殖民征服、對被殖民者與環境的深刻剝削，才獲得其工業化所需的廉價勞力與原物料。即使殖民主義時期過去，戰後主要的工業國家，例如美國與日本，都各自發展出相當的運輸技術以及地緣政治，讓他們得以在一個地方的某項資源耗盡或取得成本提高時，移轉他地以繼續獲取世界各地的原物料，支撐著他們在全球經濟中的工業生產與貿易優勢。對於此等「由於定著於土地的資本利潤率下降，而必須依賴空間移轉進行穢土轉生，讓資本利潤率重新活起來」的過程，批判地理學大師David Harvey稱之為「空間修補」。但這個過程也使某些在許多方面均缺乏發展利基的社會—尤其是前殖民地—持續陷在依靠販售自身原物料以賺取利益的脆弱經濟體質，即所謂的「榨取性經濟」（extractive economy），形成全球經濟中社會與生態的不平等交換與不均衡分配。19世紀的帝國主義，正是藉由「殖民」這個形式，運作著空間修補與榨取性經濟互為一體的機制，以維續工業先進國家掠奪各地資源以協助其工業資本積累，而英國的日不落帝國是其中翹楚。

 

日本帝國及其熱帶殖民地——臺灣寶島

各國家的力量、獲得的環境條件與資源及其產生的社會效應，並不是站在均等的基礎點上享有相同的經濟安全與社會發展能力。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國家有一樣的能力做出相同的「空間修補」，而農業政治經濟學在談以農養工時，卻較少以此觀點來解釋不同國家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在英國帝國中，無論溫帶、熱帶殖民地均地幅廣大、資源豐富，溫帶與熱帶殖民地之間可說是依其環境資源天賦而分工良好。相反地，同樣在19世紀急起直追工業化的日本，由於當時世界各地多由歐洲帝國把持，其帝國主要範圍就是日本、臺灣、朝鮮，不但疆土範圍與英國帝國有著雲泥之差，熱帶資源也相當稀少，勉強只有狹小的臺灣是稍具規模的熱帶地區。

這樣的差別意謂著什麼？舉例來說，黃麻製成的麻布袋是當時許多農產品—包括臺灣的米與糖—主要使用的包裝，也是廣泛運用於綁繩、織布的原物料。印度是最重要的產區，一年可產18億公斤的黃麻（是臺灣產量的340倍），可製成16億呎黃麻布以及5億個黃麻袋，不但滿足英國帝國所需，還可以外銷全世界，為英國賺取外匯。日本—包括也產黃麻的臺灣自身—卻必須每年從印度進口大量黃麻與麻袋，臺灣的產量無法為日本實現完全的進口替代，從印度進口也多了運輸成本，更耗費日本這個後進帝國珍貴的外匯。以母國資本積累的觀點來看，熱帶臺灣之於日本，難以等同印度之於英國的效果。這樣的侷限註定讓日本高度依賴帝國圈外資源的挹注，也就不得不特別仰歐洲帝國（與美國）之鼻息。在這樣的帝國環境資源條件下，日本雖然採取了與英國相似的工業資本發展策略（以殖民帝國滋養國內工業），但因為帝國環境資源的限制，所以其帝國經濟的資本積累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而且承擔更高非其自生與且能控制的風險，因此內部必須靠更多社會管制來協助穩定帝國經濟。[1]

但日本帝國與大英帝國之間熱帶資源之間的差距，並不是在臺灣太小所以不重要。相反地，正因為臺灣是日本帝國唯一較具規模的熱帶殖民地，日本從殖民初期開始，就一直有意識要善加利用臺灣的熱帶生產要素，彌補溫帶日本所不能生產的熱帶經濟作物。即使日本在許多經濟作物上註定要仰賴進口，但也因此更希望臺灣的生產能夠有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果，減少外匯的支出。然而，因為日本與朝鮮無法生產支撐整個帝國人口的米穀，臺灣於是又肩負了生產米穀的責任。[2]早期當日本可以從帝國圈外獲取足夠米穀時，還可以讓臺灣全力發展熱帶作物的產業，例如糖業，但當國際情勢不允許而影響到日本米穀供給時，日本就不得不也動員臺灣生產米穀，以確保帝國的自給自足。在這樣的背景下，不但在1920年代產生所謂「米糖相剋」的現象，在1930年代因諸多因素（例如米穀過剩、軍事產業的興起、帝國內工業分工的改變）而希望將臺灣轉向熱帶作物時，臺灣的米業從1920年代帝國自給自足的得力助手，反而成為1930年代農業轉型的絆腳石。

日本利用臺灣米的政策態度，因為日本米穀供應網絡的轉變，以及帝國不同時期的需求，在整個殖民五十年期間可以說是反反覆覆，而臺灣是日本帝國內唯一熱帶殖民地的地位，是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運用臺灣資源的諸多現象，突顯了日本帝國環境資源條件的限制，可能也造就了臺灣與朝鮮看似同樣是為日本產米的殖民地，社會內部卻有非常不同的發展現象。朝鮮由於氣候與米產均與日本相似，規模也是臺灣的數倍，加上沒有像臺灣一樣被賦與為帝國生產熱帶作物的「特殊使命」，因此朝鮮的農業在定位上，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日本最重要的米穀進口來源。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使得朝鮮米業整體上被剝削的程度更高，與臺灣的日本殖民下的農村經濟轉變，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所以有日本學者認為，臺灣農業的雙元性可能反而讓臺灣人能夠保留更多的生產剩餘價值給自己。換句話說，日本帝國運用臺灣這個殖民地農業資源的矛盾與阻礙（以及隱藏在其後的帝國環境資源限制），卻成為臺灣人在殖民時期可能生活比朝鮮人好的結構性因素。

 

社會生態系統的轉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運用臺灣農業資源的政策目標與措施，並不代表臺灣社會、農業、人、環境就跟著轉彎。一來臺灣人不是吃素的，即使在殖民之下也以各種方式極力爭取自己的福祉；二來農業生產的轉變，影響的不僅是農民、地主、米商等階級的利益結構，從生產者如何看待害蟲、如何養肥土壤、如何爭奪灌溉水、透過作物想得到什麼樣的經濟利益，到稻穀如何乾燥、保存、精磨、包裝、運輸等等都有影響。農業生產的轉變牽涉的更是地方社會生態中人與環境的關係、以及各種生態資源與物質運用的重新組織。

當臺灣從清朝中國脫離出來捲入日本帝國米穀供應系統、從在來米（Indica rice）轉換為蓬萊米（Japonica rice），且歷經各時期不同的帝國米穀政策時，臺灣的農業社會生態也不斷地被重塑，日本殖民者必須不斷地在上述諸多面向上，與臺灣人的文化價值以及實作慣習相搏鬥。在拉扯之間，日本試圖改變臺灣農業環境以符合帝國利益，其實往往很難完全如殖民者之意。而且為了提昇臺米品質而進行諸多如乾燥、施肥、檢米制度等「改良」措施時，這些措施透過「品質管理」的實際操作，都一再深化了殖民監控，形成體制性的推力，讓地方農業階級在農業的生產實作與利益上，都更緊密地與帝國特定的農業利益相接合。因此當必須轉型臺灣農業而改變其農業社會生態時，在時間上是很難「來得及」，例如在1920年代鼓勵臺灣產米，但到了1930年代又要臺灣轉向生產熱帶作物。這些社會生態的效應均產生了相當機遇性的條件，制約了日本帝國政策與農業資源的部署調整。

 

發展與資源的重新回答與提問

相較於英國的工業化經驗常常成為工業資本積累與經濟制度理論的範例，戰前日本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在許多面向卻極為不同。如先前所述，農業政治經濟學過去較重視以勞動生產關係來解釋生產力轉變，但戰前日本農業部門中的生產關係的變化非常模稜兩可，十分不同於英國當初邁向工業資本主義時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化與農民無產階級化的現象，所以在農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中一直被視為一個異例。在殖民研究中，日本的殖民治理模式也一直被認為獨樹一格，即日本的殖民地是發展理論中被殖民卻又發展的異例。

正如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提示，我們對於生產力的解釋不能只聚焦於生產關係，而是必須也看到生產條件（而環境正是其重要面向之一）如何在廣闊的社會關係中共同決定生產力，由此開創一個不再只是以人為中心的路徑，而重新解釋資本積累、經濟體制以及社會發展。納進環境資源的觀點，日本的經驗讓我們看到邁向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轉變，不可或缺包含農業科學推動的環境生產力，治理模式也與如何克服環境資源條件的限制息息相關。除此之外，臺灣不僅在日本帝國中具有獨特地位，也因為它自身歷史濃縮了從中華帝國過渡到日本帝國兩個看起來很接近但其實很不同的社會環境體系的轉變，而臺灣在戰後也是一個很典型缺乏各種資源卻成功發展的國家，日本帝國的經驗讓我們重新理解自己的過去，也思考臺灣社會如何在資源與發展的互動中形成現在這個樣子，而未來又能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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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須澄清，這不是在鼓吹一種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日本與歐洲帝國能掌握多少資源，是長久歷史社會發展下形塑了他們在19世紀全球的權力關係所形成的狀態，這個狀態—就像日本在1940年代擊退歐洲帝國的勢力而佔領東南亞一樣—會不斷改變而有所消長；「資源」也完全是由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條件而定義，以黃麻來說，臺灣在1930年代黃麻麻袋的需求大增是因為蓬萊米出口大幅成長，而日本人一直希望將臺灣米的包材改成跟日本一樣是稻稈製成的叺（かます），但因為臺灣的稻稈較軟，主要是水牛的飼料，而且製成かます不夠堅固，臺灣人也嫌かます不好傾倒穀物，所以始終不願意放棄麻袋。「非人」—包括物質條件—都必然是透過社會關係與結構的媒介而產生與彰顯對「人」的影響。

[2] 還是要再次澄清這不是一個環境決定論的論點。讓我們做一個反事實假設，就是日本、臺灣、朝鮮的人口以及飲食消費一直維持在例如1910年朝鮮正式被日本殖民時的水準，並且假設當時三地都是能夠米穀自給自足（三地總產量約6000萬石），以1937年日本與朝鮮最高產量總合是9300萬石的情況來說，其實是相當有餘裕讓臺灣米業通通消失但餵飽臺灣人、讓臺灣全島轉向熱帶作物，但顯然你知我知有太多社會與人口因素都使這種狀況不可能發生。

 

參考資料

Bunker, S. G., & Ciccantell, P. S. (2005).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ce for Resourc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 J. (1968).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Weidenfeld & Nicolson.

McMichael, P. (2013). Food Regimes and Agrarian Questions. Fernwood Publishing.

O’Connor, J. (1998).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Guilford Press.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

黃紹恆，2019，《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大豆生田稔，1993，《近代日本の食糧政策：対外依存米穀供給構造の変容》。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野田公夫 （編），2013，《農林資源開発の世紀 : 「資源化」と総力戦体制の比較史》。 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藤原辰史，2012，《稲の大東亜共栄圏 : 帝国日本の「緑の革命」》。東京：吉川弘文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