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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政治局勢急劇惡化，香港研究本身也面臨重大的調整和挑戰。本文將討論台灣學術界在此過程中的新興角色，並以筆者參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建中的香港研究資料庫為討論案例。

當年香港是研究中國的前哨，未來台灣會否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我們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歷史，便能想像今天台灣能對香港研究作出的特殊貢獻。翻閱中國研究領域的一些經典著作，序言中往往都會誌謝香港一個名為「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的機構。譬如 Anita Chan、Johnathan Unger及 Richard Madsen 在1984年出版的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便鳴謝該中心協助他們在香港的田野調查。Andrew G. Walder 在其重要著作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Authority 的序言中，亦表示該書是基於他1979和1980年在香港的田野調查所寫成。當時所謂的「田野調查」，其實是透過訪問從中國到香港的移民以掌握中國的面貌，包括上述兩本著作有關文革中下鄉青年的遭遇和城市生產單位的權力關係。

各位社會學界的先進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這次機會，來到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於香港的看法或思考。首先，讓我先說明一下今天的源起，稍微解釋一下我要講的題目。我在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週年、第二週年演講的時候，有如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所說般，扮演了一個「入戲的觀眾」的角色。我的演講當中，有客觀的分析，但也有主觀的期待；有學術的內涵，但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因為我將自己的演講定為運動的一環，也就是我說的「未完的革命」的一環。但今年受邀來學術研討會，談反送中三週年，怎麼辦？該怎樣闡述才能符合學術的規範？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我「入戲」的動機與姿勢不變，但形式會改變。今天我不再直接談運動本身，而是談運動的歷史脈絡，而且不是談短時間的歷史脈絡，而是談「長時段」（longue durée），看整個香港形成的歷史脈絡。一個原因是這才是我的本業，我是從政治學界被放逐的歷史研究者，我的專業是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還有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雖然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香港問題顯然跟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我希望能比較認真地結合自己的專業和對香港的關懷，我也不介意被貼標籤。

從以前耳熟能詳的石油危機、前幾年的稀土禁運、到現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仍在進行式的湄公河奪水糾紛，環境資源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衝突的導火線與催化劑。沒有水，就無法滋潤土壤，無法蘊化作物，無法生產糧食，無法填飽人的肚子，飢餓使勞動力無法維續，也帶來社會動盪、擾亂經濟發展。任何人、社會、國家都不願承擔環境變遷與資源匱乏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環境及其資源做為人類與經濟存續的條件之一，不僅以災難、汙染等樣貌影響我們，也隱身在所有農工業生產活動以及生活的物質基礎之中。當18世紀後半英國邁向工業化後，整個世界也逐漸捲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各國在世界之中競奪與運用資源的能力所帶來環境資源的差異，也使各國工業化的經驗大相逕庭，形塑各自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