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霏／麻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社會學系、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周亞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前言
本屆東京奧運熱潮對臺灣影響可能遠超過之前歷屆奧運，反映在網路熱度上，在舉辦過程中從總統到縣市長、民意代表與網紅均發文力挺選手，或是社交媒體上的各種迷因製作與報導分享，追蹤欣賞奧運相關的議題，成為今年暑假最夯的潮流。儘管不是每次都能使效益大於成本，奧運通常可以為主辦國、主辦城市與國際奧會帶來可觀的觀光財，然而2020東京奧運卻由於疫情而一波三折，最後終於堅持舉行。在眾多奧運相關議題當中，臺灣民眾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是我國選手的獎牌數。臺灣選手在2020東京奧運獲得史上最高獎牌數：兩面金牌追平歷史紀錄，而四面銀牌與六面銅牌都是史上最多，總獎牌排名達到全球第22名，按金牌數排名則為34名。這個史上最佳奧運成績，帶動全國民眾對運動員的熱情跟關注，針對我國奧會參賽名稱或歌曲、開幕式的進場時機與名稱引起踴躍討論、連明星使用「國手」稱謂也造成中國網民出征。
奧運的戰績優異與否，對於各國政府提升國家認同與黨派支持度有一定的影響：不僅政府常用奧運成就做為體育運動投資的政績宣導，提升執政團隊在國民心中的印象，同時也影響國民的自信心與光榮感。例如中國與美國在計算獎牌數時，所採用的方法不同：前者以金牌的得牌數為排名，因此在中國媒體，中國的排名一直排在世界各國之前；而美國則以總獎牌數進行排名，因此在紐約時報等各大美國媒體中，美國的排名得以獨佔鰲頭。相關的媒體口水戰直到東奧最後一天，才以美國金牌數超越中國而落幕。顯然，奧運獎牌數的多寡與排名是媒體報導與民眾關注的焦點。
對於此次東京奧運，臺灣運動員獲得歷年最好成績，除了透過媒體表達支持與鼓勵之外，蔡政府將其歸功於從2016至今的體育制度改革，包括國民體育法修法擴大民間參與、完善選手培訓與退休保障、實質經費與後勤量能提升，還有針對選手的黃金計畫等，公有行庫與少數民間企業的長期支持也得到肯定，相關論述在社群媒體上獲得廣泛的轉發與討論。近年來，臺灣選手在奧運與各項國際賽事表現顯然持續穩定地進步，造成他們獲得更好成績的社會因素有哪些？
更廣泛地說，影響奧運或其他國際賽事裡一國選手表現的社會因素有哪些？如果體育人才與人口數成正比，奧運獎牌數將是人口大國的天下，事實是雖然人口確實與獎牌表現有統計正相關，其影響力其實相對偏小，印度的弱勢是明顯的例子。如下圖一所示，美國、德國與加拿大，以及西北歐的民主國家幾乎都在迴歸線的上方，也就是這些國家的每人平均獎牌分數遠高於全球平均值，超過了該國人口數所能隨機分到的獎牌分數，能夠與之相爭的僅有中國與俄羅斯。
除了人口之外，錢也是培訓選手所需的因素，我國對體育選手所提供的獎金並不低，也有企業家提出說要加碼，這在體育文獻裡被戲稱為「蜜糖老爹（sugar daddy）」理論，其效果還在爭議當中。另一個測量金錢投資的重要變數是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每人平均所得越高是否該國選手表現越好？這個變數主要是測量經濟發展帶動一般民眾與廠商花費在體育運動的整體經費（包括投資與消費）提升，這十分重要但也非單一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最有錢的產油國卡達卻沒有過選手獲獎。
是經濟發展或民主、或是公民社會參與影響運動選手表現的進展？臺灣符合這些理論的發展規律嗎？本文作者們這兩年來已經進行了一些資料收集與分析，就參賽國家的各項社會指標，探討在奧運獎牌的表現，跟國家的哪些特性有關？以下從政權體制、經濟發展程度、女性政治參與指數（Women’s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dex, WPEI），以及核心公民社會指數（Core civil society index, CCSI）等面向切入，討論奧運獎牌的多寡與國家在各項指標之間的關聯性。
本文使用1996-2018年間共12屆夏季與冬季奧運的非平衡追蹤資料，由當前206個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國（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NOC）中，刪除10屆奧運皆未得牌的國家，保留120個國家。在合併不同資料來源數據後，為保持數據可靠性，進一步刪除主要變數超過三分之一遺失值的國家，其中缺失的變數包含吉尼係數、人均GDP、國家能力與女性政治賦權指標，我們透過Amelia II 執行貝氏估計插補缺失數值，最後保留1996-2018年有奧運得牌紀錄的106國平衡追蹤資料。
本文由官方授權的資料庫爬蟲取得1996年以來的奧運相關資料，政體與民主年數取自政體資料庫（Polity V）[1]，該數據庫涵蓋1800年至2018年的167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程度，並使用維基百科的資訊修正為賦予女性投票權後開始計算的民主年數。女性政治參與指標以及核心公民社會指數來自民主指標研究（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2]，該資料庫涵蓋1789-2020年間202個國家的資料，V-Dem團隊提供反映多個民主面向的數據，較高的數值分別代表女性擁有較高的參與社會決策能力與較健全的公民社會環境。衡量國家收入均等狀況的吉尼係數，來自全球所得與分配資料庫（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WIID）[3]，收錄1960年迄今196個國家的收入不平等指標。氣溫使用氣候研究單位（Climatic Research Unit, CRU）[4]的0.5° × 0.5°全球網格時間序列資料，以取得各國年均溫的影響，該資料庫包含1901年迄今4,000多個氣象站的溫度、雨量等分析紀錄。人均GDP、政府能力與人口取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製作的WDI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5]，人均GDP使用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數值。以下僅摘要說明一些重要的變數與奧運分數對數的顯著關係。
- 奧運獎牌與政治體制
民主與威權的政治體制，如何影響民眾體育或運動產業的發展？在既有的研究當中，通常認為威權政權不須考慮週期性的選舉壓力，更偏好將資源用來攏絡黨政軍高層等有利於控制政權的小群體；在運動政策上，有時會採取所謂「舉國體制」集中國家資源，從小選拔少數菁英專攻特定項目獲得金牌，而非廣納民間人才的作法來培養運動選手。與此相反，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通常受到選舉壓力，需要提供更多資源來迎合民眾的需要，因此更常花錢投入教育與健康等民眾偏好的公共財，並且傾向將培訓體系開放給民間團體或商業活動參與[6]。按照這個邏輯，民主國家能夠帶給人民更多健康投資，是否也可以預期民主政體會比較重視一般體育投資，例如興建運動中心，鼓勵運動產業而支持起巨大民間人才庫，因此奧運表現也相對優異呢？
從下方的二維圖來看，我們以奧運的獎牌分數（對數）與民主國家的年數進行分析。Y軸為奧運的獎牌，計分方式為金牌三分，銀牌兩分，銅牌一分，每個國家當屆奧運的總分除以全部國家的分數，並取對數。X軸為民主國家在過半民眾包括女性獲得普選權後的年份，如果中間經歷政體轉型（民主崩潰），則民主年份歸零並重新計算。圖中顯示民主年份與奧運獎牌的相關性與信賴區間，以及各個國家的落點。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整體趨勢而言，女性獲得普選權年數跟奧運獎牌分數呈現正相關，如果一個國家女性獲得普選權的民主年數越長，則越有可能獲得更好的奧運成果。然而有兩個名列前茅的國家，俄國跟中國，都是威權國家（民主年數=0）。從這張圖中我們可以得知，奧運獎牌分數與國家的民主年數呈現正向相關，但是俄國跟中國這兩個威權主義的強權國家，則較難用民主去解釋。整體來說，俄羅斯與中國是偏離一般理論的特殊案例，如果單看奧運獎牌數量或評分，俄羅斯與中國確實利用菁英運動員選拔的舉國體制取得相當有利的成果[7]。
- 奧運獎牌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俗語說有錢不一定能，但沒錢萬萬不能，在奧運的世界裡，驗證這句話的故事更是隨處可見。一些後進國家往往在訂定目標後，就往特定的運動項目積極投資，希望可以藉由國家資金的挹注，提升選手在奧運的表現。以近年的奧運為例，英國與美國的媒體報導指出，國家對於奧運選手的積極栽培，是兩國在奧運取得傲人成績的關鍵因素。不僅如此，媒體甚至計算出，投資在游泳與田徑項目上可以帶來的回報較高，按照這個趨勢來看，似乎能夠獲得許多獎牌的國家都有政府與廠商大力資助。而政府與廠商資助的前提之一，就是經濟發展到達一定程度，足以支付運動員的開銷。
為此，我們分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與奧運獎牌分數之間的關係，卻發現經濟發展只在民主國家對奧運表現有用。下方二維圖分別針對民主與威權國家進行分析，並且畫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奧運獎牌分數的相關性。從民主國家的趨勢（虛線）來看，可以發現對民主政體而言，如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高，則奧運的獎牌分數越高，例如美國、德國與加拿大。相反的，對於威權國家而言（實線），如果整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高，反而奧運的獎牌分數越低，例如卡達跟新加坡。在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有兩個明顯的威權國家極端值，俄國跟中國，都偏離整體趨勢綫較遠，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解釋威權國家與其奧運獎牌分數的表現，無法解釋這兩個案例。不過，若暫時撇開中國與俄國，人均GDP只在民主國家發揮作用，與先前對世界盃足球賽表現的研究結果相同。[8]
如何解釋經濟發展對奧運會或世足賽成就的效果，只會在民主國家有用？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初期，無論威權或民主國家，都更常投資於基礎設施、醫療或教育等民生必需產業，培養選手不是當務之急。但是當經濟條件許可，職業運動市場興起，無論是國家、個別家庭或廠商，都會逐漸增加對職業運動人才的投資，廠商與選手也能從職業運動市場獲得大量利益，例如轉播權或產品代言等。但除了俄羅斯與中國這兩個受共產主義舉國體制影響的案例之外，多數威權體制沒有這種投資傾向。這是因為職業運動市場需要各界集體合作，若缺乏民主監督與媒體自由（如競爭轉播權），經常導致官商勾結舞弊，球迷對職業球賽缺乏信心，結果是在多數威權體制國家，職業運動產業的營運通常比較失敗。總之，民主國家與經濟發展產生了特殊的交互作用。
- 奧運獎牌與女性政治賦權指標
近年來奧運會當中，兩性皆能參加多數運動項目，且給女性的總獎牌數逐漸接近男性。若在某些國家女性不能上學、開車或很難自主出門運動，或是不能投票參與國家事務、出門運動有人身安全或性騷擾的顧慮等，要培養女性奧運獎牌選手豈不是強人所難？如此這類歧視女性的國家獲得獎牌數不就少了快一半？本文第三個分析的面向是奧運獎牌分數與女性政治賦權指標（women’s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dex, WPEI）之間的關聯。女性政治賦權指標源自於V-Dem民主指標研究計畫，衡量女性在政治與公民社會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能力與自由程度。其值為以下三者的平均：女性公民權利指標（women’s civil liberties index），女性公民社會參與指標（women’s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index），以及女性政治參與指標（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dex）。既有的研究顯示，女性政治賦權指標與社會發展的諸多面向息息相關，例如兩性平等、孩童健康、以及環境政策等。
從這張二維圖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幾件有趣的事情：第一，民主國家（虛線）較短，表示民主國家普遍的女性政治賦權指標較高（最小值0.504），遠高於威權國家的最小值（0.105）。第二，雖然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趨勢線有短暫重疊，但是隨著女性政治賦權指標增加，兩者逐漸出現分歧。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女性政治賦權指標越高，則奧運獎牌分數則明顯增加。除了前述提到的美國、德國與加拿大之外，義大利、法國、跟挪威也都高於預期。對於威權國家而言，女性政治賦權指標與奧運獎牌分數之間的關聯則較不明顯，其中俄國跟中國仍然是威權國家趨勢中的極端值。
- 奧運獎牌分數與核心公民社會指數
國際間許多的賽事舉辦、參與聯系，都需要透過各種體育運動的專項或賽事的國際協會來進行，這些協會的會員國參與成員，往往也是國內的協會組織，其中有民間團體，也有國家授權或操控的機構，而奧運則統一透過各國奧委會參加。臺灣過去各種體育運動協會的運作，在國民體育法改革後，正式納入法律規範，也鼓勵開放更多民間參與，並且其協會組織章程、日常治理與人才選拔更為公正與公開。作為改革的第一步，臺灣也正在向其他國家學習，讓運動逐漸成為公民社會參與的一環。
在有結社自由的民主國家，公民可以志願性地組織公民團體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即公民社會來促成公共投資的集體行動（例如建立足球俱樂部）塑造職業規範、或向國家與地方政府表達公共政策訴求，例如利益團體，勞工聯盟，宗教團體等等。然而，對威權國家而言，活躍的公民社會有可能會威脅政權，因此公民社會的登記與活動等結社自由範圍，經常受到嚴格限制，有關體育的非政府組織，其實往往是政府高度介入與執政黨控制的組織。
公民社會參與能夠提升運動員的表現嗎？我們用來檢驗公民參與的主要指標是V-Dem民主指標研究計畫中的核心公民社會指數（Core civil society index, CCSI）。核心公民社會指數的衡量標準包括的衡量標準綜合國家控制公民團體組織與解散的嚴苛程度，公民團體受到政府鎮壓的程度，以及一般民眾參與公民團體的積極程度等。
由圖中可知，核心公民社會指數與奧運獎牌分數之間的關聯性，在民主與威權國家之間有很大的不同。當核心公民社會指數從0.2增加至0.7的這段區間，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民主國家或者威權國家，核心公民社會指數與奧運獎牌分數之間的關聯性都很弱，呈現水平且逐漸下降。然後，當突破0.7之後，兩者開始出現相反的走勢。對於民主國家而言，核心公民社會指數越高，其奧運獎牌分數也隨之增加。相反的，對於威權國家而言，其走勢與之前相同，亦即公民社會指數與奧運獎牌分數無關或微負相關。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奧運獎牌分數較高的國家，普遍有較高的公民社會指數，例如美國、德國與加拿大。然而，對於威權國家而言，除卻俄國跟中國仍然是威權國家趨勢中的極端值，可以發現擁有較高整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卡達跟新加坡，核心公民社會指數偏低，也是運動員表現較差的富國。
從前述四個指標──女性獲得普選權年數（多數國民都獲得民主權利的經驗值）、經濟發展程度、女權指標與核心公民社會指數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民主國家大多有一致的發展模式，亦即各種與民主相關指標表現越好，則會出現正向交互作用，在奧運獎牌表現上也往往更好。然而，威權國家奧運表現較差且其效果相對發散不容易分析，其中兩個例外俄國跟中國在前述四個指標都敬陪末座，卻在奧運獎牌分數的表現優異。這兩個極端值顯示，有些威權大國不需要大量投資在一般民眾體育生活、而是選拔少數菁英集中資源培訓，也能提供另一種取得獎牌的有效途徑，使其能與歐美日等民主國家競爭，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獨佔大量國家資源的運動員，背負了為國爭光的巨大壓力。相對而言，民主國家的運動員未必要全靠國家選拔，也可以獲得廠商贊助，甚至自行參加公民運動組織的體育活動；其職業收入也未必靠運動，有時只是滿足自己的興趣與挑戰自我，其中運氣較好的人才，或許能同時證明自己運動才華的市場價值與公共效益，在奧運比賽中獲勝更是肯定個人的堅持與成就。
由此來看，奧運的成就來自政府、廠商與民間社團共同努力培養人才，在民主國家，經濟發展、性別平權與公民社會參與才會厚植民間運動實力，對培訓人才起更大的作用，其結果往往是總獎牌數多、獲獎項目分散但未必都能奪取金牌。在中俄這兩個威權國家，則嚴重依賴舉國體制，針對「小、巧、難、女、少」的項目培養菁英選手，容易出現金牌數多、獲牌項目集中與總獎牌數少的現象。因此，在臺灣的民主政治條件下，就體育運動的改革策略而言，提高獎金對選手們在奧運表現所能起的激勵作用恐怕遠不如建構整體公民參與制度、促進民眾體育與健康投資來得重要。
當然，每個國家有其原來地理、文化條件適合的運動項目，光靠前述的跨國量化分析只能提出一些大方向，具體制度設計往往必須因地制宜，整合他國經驗與創新。如何將國家資源、民間參與、科技使用與公平選才制度結合起來，與歐美日運動強國或舉國體制下的選手競爭，將是未來持續改善臺灣選手在國際賽事表現的重大挑戰。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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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The World Bank, 2020.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6] 王奕婷”民主真的能帶來美好生活嗎？“https://whogovernstw.org/2019/01/28/yitingwang6/?fbclid=IwAR1sf1pY54ckB7ObNRHiTjH2EFKsLyuebdRvBJ7q7fbmdZzYRbyCVGJxNuI
[7] Is China Gaming the System or Playing the Game?
[8] Wan, Kin Man, Karl Ka U Ng, and Thung-Hong Lin, 202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tball: Democracy, Income Inequality, and Men’s National Football Performa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1, 981–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