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2018年年中，主編臺大出版中心的〈台灣研究先行者〉書系的黃英哲教授有鑑於當時已出版傳記主角均為日本學人，認為應當要開始討論臺灣學人的臺灣研究，而臺灣第一個社會學博士陳紹馨，就成為接下來的出版目標，並詢問筆者撰寫的可能性。當時筆者對陳紹馨的理解僅限於著名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以及聯經所出版的《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再加上當時洪子偉教授所推動的臺灣哲學史運動所挖掘出陳紹馨在日治時期關於黑格爾的論文，誤以為應該可以用主要研究課題之外的時間完成這個有意義的工作，就答應下來。傳記雖然不是當代社會學的主要文類，但筆者就讀博士班時曾在歷史學系修習M. H. Hacohen教授所開設的思想史方法，透過閱讀青年Karl Popper研究來掌握思想傳記這個文類，再加上廣泛閱讀國內外學者所撰思想與學術傳記，自認應當可以面對傳記書寫挑戰。不過實際進行下去，發現陳紹馨學術生命的複雜度遠遠超過原先想像，暫時擱下了其他的研究與寫作計畫而將這本書做為主要工作，歷經了兩年寫作完成書稿並利用一年進行學術審查與修改，最終在今年10月順利出版，在書籍出版後也陸續在幾個不同場合中與學界同仁交換意見，藉此一角紀錄書寫過程的一些點滴以及在出版後的一些初步回應。
筆者最常被詢問的問題，是在這個時代書寫陳紹馨傳的意義為何？第一個意義無庸置疑的是學術史的轉型正義。在近三十年本土化潮流下，挖掘各種被遺忘「臺灣第一」是種歷久不衰的文類。從音樂的江文也，新文學運動再到相當晚近對美術史的黃土水等人、哲學史的洪耀勳等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持續這個關注焦點。這個課題的歷久不衰有其臺灣歷史上的脈絡。戰後為了正當化以省籍為基礎的歧視體制，再加上以大中國教育為核心的考試與教育體制，日治時代成長的臺籍菁英的歷史，在公共領域中近乎被完全抹去，重新賦予這些歷史人物應得的記憶與尊重，自然也是廣義的轉型正義中的一環。而早在社會學學界開始關注之前，陳紹馨這個名字就已不斷在臺灣史的大眾書寫中以「第一個臺灣人社會學博士」的身分浮現，也正反映這個歷史遺緒。
筆者在這本傳記中一定程度承襲了這個傳統。如同其他過往被埋沒的臺籍菁英，陳紹馨的成就與歷史地位並未得到應有承認；即使以最世俗的角度來看，陳紹馨做為臺大史學系、考古人類學系以及社會學系的創立者，學術成果前後得到日本社會學會會長、美國人口學會會長與美國民族學學會會長高度讚譽，卻在臺灣現代社會科學的歷史敘事中近乎缺席。在至今仍為主流的「49年嫁接」的歷史敘事中，戰後承襲民國時期學術成果的中國知識人來開啟了臺灣人文社會學科，接下來要到 1970年代末期開始大量返國留學生才帶入了留學國新的知識，形成了今日的學術體系。正是這個敘事排除了包括陳紹馨在內，於日治時代接受學術訓練的臺灣學人，也因此恢復對陳紹馨的記憶具有學術上轉型正義的意涵。
這個「秀異臺灣人」敘事在臺灣歷史脈絡中固然有其意義，也有其明顯的局限，也就是是容易成為晚近在科學史、知識史飽受批判的英雄敘事模式，將知識的發展過度歸諸到傳主的天縱英明，而忽視了知識生產過程所牽涉的網絡、場域、權力關係以及歷史、文化等脈絡等。在重視脈絡的思維下，筆者將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視為更廣臺灣研究的知識社會學的一環，而將主題從「看見臺灣學人」延伸到「看臺灣的各種方法」。透過陳紹馨理解臺灣研究的多重脈絡，是當代書寫、閱讀陳紹馨的第二個意義。陳紹馨一方面自身深刻參與了幾個當時正出現的知識典範，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識到自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出現之開始，臺灣就不斷出現在各式知識場域中。西方傳教士與商人對臺灣的各式紀錄，成為政治社會思想中原始社會的例證；日本官方、學者乃至一般知識人所建立對臺灣社會的分析與觀察，成為帝國學知不可或缺的一環，臺灣豐富的人口資料，在美國人口學中成為測試人口轉型理論的實驗室，而美國人類學者則在無法進入中國後，將臺灣漢人社會的田野工作而做為代替品。這些知識又整合進美國的發展與學術體制。即便在當代臺灣主體意識興起之前，臺灣也就以清帝國的地方與中國現代化範例的角色進入中國史的書寫。做為臺灣極少數、甚至唯一曾經深刻掌握過前述大小知識傳統，並試圖做出貢獻的學人，他的學術生命凸顯出臺灣在這些多重知識脈絡中的複雜角色。
當代書寫閱讀陳紹馨的第三個意義，是對強調在地特殊性的臺灣研究與普遍性社會科學間關係的反思。陳紹馨學術生命可以看到兩個互為表裡的目標。一方面他廣泛地參與具普遍性聲稱的社會科學典範；另一方面他也致力於建立臺灣研究的陣地。陳紹馨不是體制對抗者，而是在體制中找尋空間的學人：從青年時代對文化協會的參與、留學時期在帝大對市民社會的探求；殖民末期創辦《民俗台灣》並推動在地知識人的自我書寫；戰後與美國冷戰學術體系的連結、創辦《臺灣文化》與《臺灣研究》兩份以臺灣研究為主題的短命學術期刊；以及對《省通志稿》的參與，都可以看到他在歷史夾縫中推動臺灣研究的企圖。他學術生涯中做著名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也是這個努力中的一環。筆者最常被詢問的問題──陳紹馨究竟如何定位所致力的臺灣研究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1990年代徐正光等人開始在社會學界重探陳紹馨的過程中，即是透過〈實驗室〉一文，來強調臺灣研究的主體性，然而這篇文章從標題到內文又將臺灣與中國連結在一起。究竟起因自當時政治禁忌乃至發表脈絡下的不得不為？或是陳紹馨本身也抱持一定程度中國認同？或者是陳紹馨這裡所指涉的中國社會的意涵是限縮在文化上漢人或者說華人社會的概念，而不牽涉到其他層面？這些都是筆者常被詢問但目前無法完全回答的問題。
前述提問自有其臺灣脈絡中的重要性；特別戰後對臺灣主體性的追求相當程度建立在反抗官方所強加的大中國意識上；陳紹馨所屬世代在政權更迭間所經歷的認同衝突與轉變，加上政治壓制下所帶來的噤聲，也自然使得這個問題更加重要，但也更加撲朔迷離。然而筆者認為：就陳紹馨對臺灣研究的想像而言，一個常被忽略的焦點是他互為表裡的本土關懷與世界主義。這個思維深植於他成長的1920年代：臺灣年輕知識人在接受世界性啟蒙思潮下，同時回過頭追求臺灣各層面上的自主。這充分反映在陳紹馨一生對社會學所抱持兩個的面向：一方面以臺灣歷史特殊性為基礎，嘗試建構可以促進臺灣市民社會自我認知乃至解決社會問題之學；另一方面又企圖面向世界，既透過普遍性的現代社會科學建立臺灣研究，又回過頭以臺灣研究貢獻在普遍的學術上。他1927年與楊雲萍等人在東京所發表的新生學會宣言，可看出這個根植於臺灣歷史而面向世界的企圖：
我們臺灣已說是相續了四千年漢民族的文化遺產，培養於臺灣特殊之境遇之下，兼受了日本文化接觸之洗禮，自然相信我們臺灣必定也有我們臺灣特殊的文化。這個運命是我們先天的所註定的。我們只好從這條路上跑，這才配稱對我們自己的使命──忠實。……我們的標榜是在於研究臺灣特殊的文化。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學、自然科學諸般的學術、可以認定有利於我們臺灣的，都可以為討論研究的目的。
在接下來40年間，陳紹馨經歷了兩個政權、三所大學，前後對社會理論、民俗學、人類學、人口學、歷史學以及社會學等學門深刻投入。在1966年他生涯即將結束時所出版〈實驗室〉一文的結尾中，在前面所述將臺灣研究價值放在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目的下後，悄然地把臺灣研究的價值建立在更普遍性的「社會科學本身」之上。
據我的意見，臺灣是歷史研究上引人入勝的地方。這個「實驗室」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有何意義，似乎逐漸被認識。如能有整套完整的研究計畫，則在臺灣或透過臺灣對中國的研究，不但能促進整個中國的研究，而且對社會科學本身，也必定有不少的貢獻。
這個連結臺灣與世界的使命，並非一廂情願的天真企圖；陳紹馨也感受到臺灣歷史脈絡與這些知識體系間的緊張與不安：陳紹馨既深研西方現代社會思想，但也懷疑其與臺灣在地社會的連結；他既熟稔並希望繼承日治時期從官方、學院到民間對臺灣各項的研究成果，卻也不安於其中明顯的統治需求與殖民視角；他既透過與美國人口機構與援助機構合作取得資源進行臺灣最早的社會調查與人口研究，並產生重要研究成果，但對於以上對下的姿態把節育當成唯一目標，而非促進各地自主的社會變遷感到不以為然；而他生涯最後也最著名的〈實驗室〉一文，既欣慰於美國人類學者對臺灣的關注，但也對其把臺灣鄉村社會當成中國傳統社會靜態結構反映而無視於內在變遷動力感到不滿。
對陳紹馨而言，臺灣研究的開展既非單純向內探索，亦非單純向外在視角臣服，而是在社會集體自我認識以及普遍知識的建立之間、在臺灣在地歷史特殊性以及世界性的現代性開展之間的反覆辯證。從今日角度來看，我們很容易理解陳紹馨是臺灣本土研究的開創者，卻很容易遺忘他同時也是與雷蒙阿宏、莫頓、李維史陀、諾特斯坦等當代社會科學開創者的同代人。換言之，陳紹馨是站在當代社會科學開創的當口，汲取同時代學人的學術資源，以嘗試建立臺灣研究並反饋到普遍性知識。這個歷史與世界意識，既不同於同時期大陸來臺學人所盛行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亦非當代學術體制中完全臣服於英語世界出版規則的實踐。陳紹馨從青年時期開始追求的有根的世界主義，或者說面向世界的本土主義，在今日臺灣學術環境中仍然具有相當的意義；這是陳紹馨所留下的最重要遺產，也是筆者在撰寫過程中所得到最大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