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穎／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張仁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陳家平／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本文大綱由調查小組成員共同討論、三名作者主筆，後續由小組成員共同編修。[1]
2024年5月17日，朝野立委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引發激烈衝突，立法院周邊也因此聚集了許多抗議人潮。眾多民間團體發起聯合行動，超過萬人在立法院外陸續集結。究竟這場運動是「太陽花2.0」，還是有更多不一樣的抗爭面貌與詮釋？如這次運動的動員管道（特別是網路平台），以及參與者身分與十年前有什麼差別？另有人批評這次運動是「綠能（擴權）藍不能」，亦即參與者支持民進黨「全面執政、一黨獨大」，真的是如此嗎？我們也不能忘記，台灣在這十年來已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國家，並且歷經MeToo議題，在性別方面的社會變遷，又會如何影響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圖象？
一、調查小組組成
面對前述的疑惑，身為社會科學的學徒，在可能扭轉歷史的重要事件開展當下，我們能進行何種具有建設性的研究工作？回望 2014 年，台北大學社會學系集結諸多成員，志願性地啟動臨時問卷調查計畫，其結果為學界稀有的大型社會運動調查資料（陳婉琪、黃樹仁2015）。如今我們也從當年的運動參與者、協力擔任訪員的學生，成為博碩生或學術工作者——一群來自清大、政大、北大、台大、陽交大、台東大學等校的研究生與基層學術工作者，在5 月 17 日的立法院集會隔日，藉著過往累積的社會網絡關係互相邀約，開始設計問卷、規劃抽樣方式、培訓訪員及籌措物資等，決定以自主成立調查小組的形式，接力踏上時隔十年的研究之路。
二、抽樣方法與限制
我們面對一場具有流動性的社會運動現場，極難實現具有推論效力的抽樣方法。因此在抽樣設計方面，參考十年前的調查方法，並且考量執行人力的限制，以及運動現場與訪問過程中的變化，如：訪員的人數與輪班時間、人潮集結以及流動的程度、民間團體基於人潮增加而增設舞台等因素，對調查地點進行調整。本次運動調查的執行時間為5月21日（二）18:00至24:00，以及5月24日（五）11:00至24:00；地點涵蓋青島東路、濟南教會、濟南路以及中山南路。針對青島東路、濟南教會以及後來增設的濟南路舞台，因為都有鋪設座位或者固定的休憩空間，每5列作為一個區塊，考量到坐在走道周邊與內側座位的民眾可能有停留時間的差異，在不同區塊的抽選中，也盡可能涵蓋不同排的受訪者；至於如中山南路流動性高的區域，則採用固定間距的抽取，以分隔島的椰子樹或者建築物圍牆的柱子作為分界點，隔一定距離隨機抽取一名受訪者。訪問過程以受訪者自填為主，累積兩日的調查共有231名受訪者，其中有23名受訪者拒訪，完訪率90.4%，觀察值208筆。表1呈現調查的區域分布，5月21日大量民眾聚集在青島東路上，因此我們的調查重心也在此（59.30%），並隨著人群往外擴散，追加了濟南教會以及在晚間22點之後新增濟南路的訪問；5月24日，民間團體於青島東路和濟南路搭設雙舞台，我們以兩地為主（青島東路：37.70%、濟南路：36.89%），再延伸至濟南教會以及群眾自然溢出的中山南路。
表1：調查地區分布
三、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1.性別、年齡與身分
表2呈現基本的人口統計，就生理性別方面，女性（53%）略高於男性（46%），性別比例分布相對平均，與10年前無太大差異（陳婉琪 2014）。從年齡分層來看，參與者平均年齡約35歲，而太陽花學運則為28歲（陳婉琪2014），我們訪問的區間涵蓋15歲到75歲，受訪群眾的年齡有6成不到35歲，年齡的中位數為32歲、第三四分位數為42歲。由於調查規模較小、且尚在進行中，訪問時也不能完全排除抽樣與拒訪偏誤。同時我們也在後續分析中改採年齡分層，並考量到占比較少的緣故，將45至75歲當作同一分群。身分方面，有6成的就業者以及2成5的學生，相比陳婉琪（2014）的調查，學生的比例減少31個百分點，多元身分參與者增加；此現象是否與少子化、大學生人數減少，或是大學校園政治立場極化有關，也有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釐清。針對教育程度，受訪者有84%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相較於10年前的調查更多（陳婉琪 2014）。大抵而言，兩次運動的人口組成有年齡、身分以及教育程度上的差異。
表2：人口特質（N=208）
2.動員管道
十年前，社會學研究關切網路平台動員的影響，那現在，上街的民眾接收資訊的來源有明顯變化嗎？表3呈現不同訊息管道的差異，延續陳婉琪（2014），本題採複選並選擇重要程度的問項設計，因此，各類管道的總和會超過100%。我們若不分重要程度順序，與太陽花學運相比（陳婉琪 2014），本次調查發現訊息來自Facebook（51%）、網路新聞（41%）、傳統媒體（32%）、PTT（1%）的比例皆有明顯下滑，尤其是PTT（10年前為53.7%）。而新的社群平台也有不同風貌，需要留意的是TikTok的統計為0，故沒有呈現在表3，而Dcard也沒有成為重要的資訊管道，僅2%的受訪者勾選，相較之下，Instagram、Threads成了後起之秀，特別是Threads的占比達到56%，超過Facebook。
表3：參與者接收關於本場活動之資訊來源
接著，我們以年齡分層來檢視資訊差異，圖2為各年齡層的資訊管道，可以發現45歲以上的參與者資訊多來自Facebook與傳統媒體；35~44歲的民眾也是以Facebook為主。然而，25~34歲則以Threads為主要資訊管道，Facebook與Instagram相當，約5成；最後是15~24歲的年輕參與者，以Threads以及Instagram做為主要的資訊管道，皆超過7成。
綜上，Threads與Instagram成為運動中重要的動員網絡，而PTT則不再是動員的重要角色，社群媒體的年齡分眾現象亦明顯。考慮到 Instagram 其實與 Threads 採取共用帳號機制，我們建議後續傳播研究可以深究此現象背後的差異。
因為在社群平台觀察到女性呼籲彼此結伴同行的現象，我們也詢問受訪者是否「在現場有與認識的朋友結伴一起走動」，並將性別納入分析變項，表4顯示女性有與人結伴走動的比例為63.96％，高於男性的51.58％，雖然未達到統計顯著，但仍反映有這個趨勢的可能性。
表4：結伴參與的性別差異
3.社運參與經驗
表5呈現受訪者在13項議題中的參與經驗（複選），有50%的受訪者表示參與過反黑箱服貿運動、其次是婚姻平權（33%）、反核（26%）以及反黑箱課綱（11%），其他運動的參與占比則小於10%，其中以核養綠、反年改、反萊豬與空服員罷工的參與比例最低，皆僅1%；未參與過表5陳列的社運議題者占32%，代表這一系列的運動有動員到為數不少的新參與者。
表5：參與者曾參與的社會運動議題
我們接著選出參與比例超過10%的社會運動議題，並以年齡分層呈現如表6， 45歲以上的受訪者有較高的比例參與過反黑箱服貿運動（70.73%）與反核運動（56%）；35~44歲的民眾則仍有高比例參與過反黑箱服貿運動（67.44%），但是參與反核比例下滑20個百分點；25~34歲民眾參與婚姻平權運動的比例（43.24%）較其他群體高；最後，15~24歲的受訪者有30%參與婚姻平權，但基於年齡的限制僅有14%參與過反黑箱服貿。初步探索顯示，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在年齡分層上有明顯的差異，反核運動可能不是年輕受訪者關注的議題，相較之下，婚姻平權運動在年輕群眾中具有一定的共同經歷。
表6：年齡分層的參與抗爭類型占比差異（可參與多個議題）
4.政治態度
在本次運動開展期間，有批評者懷疑這場運動只是單方面支持民進黨、希望民進黨的行政權享有最大權力、是一種「綠能你不能」的心態（圖3）。雖然把抗爭者簡化為任何政黨支持者的說法，在十年來總是不缺席。但我們在此可以利用民主價值題組，來檢視參與者對於民主體制運作的看法，檢視受訪者是否期待一個不受民意制衡的執政黨。
表7呈現四種民主價值的面向，分別是多元的意見、地方團體、政黨，以及政府與民意機關的制衡。整體來看，皆有超過8成的民眾認為多元、差異並不會導致混亂。換言之，受訪者之所以到場響應運動，並非反對政黨競爭或者是不同政治意見。甚至，多數受訪者（合計 81.46%）也不認為政府受到民意機關牽制就會綁手綁腳。民眾仍然肯定民主社會中的各式各樣的想法，而非希望特定意見壟斷社會。願意站上街頭，不只是停留在政黨競爭的層次，而可能是為了更上位的民主憲政價值而努力。
表7：民主價值態度分布
四、小結
與太陽花學運的人口圖象（陳婉琪2014）進行比較，我們發現：
1.抗爭者組成方面，本場運動並非以學生身分為主體、不同身分和年齡層的參與者增加。但是總體教育程度提升，此外，參與者平均年齡略高於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組成。
2.關乎網路動員的資訊管道方面，呈現出明顯的使用變遷以及年齡分層，PTT的占比大幅下滑，Threads、Instagram在年輕參與者當中成為主流。我們的調查雖然仍待與更大規模的抽樣調查比較，但更值得進一步開展質性訪談探查，例如：年齡、身分與資訊管道的變遷，到底意味著走上街頭的民眾組成已然有明顯的差異？或是這場運動僅僅是老了十歲的參與者開同學會？與此同時，女性參與者在動員參與的方式更加注重結伴同行，可能也反映性別友善意識的微觀實踐，是需要探究的社運場域變遷現象。
3.在社運參與經歷方面，延伸的探索分析顯示社會運動參與經驗也具有年齡差異，年輕受訪者較少關注反核運動，相對地，婚姻平權運動成為年輕參與者的共同經歷。
4.最後，我們也試圖檢視民眾對於民主價值的想像，即使這場運動的訴求，形式上反對在野黨通過制肘執政黨的法案。但資料顯示這次前往立法院的民眾，高度重視民主社會中的不同意見以及聲音，並沒有追求特定的意識形態或者單一價值的主張，亦非期待一個權力集中在行政權的政府。
最後，基於我們親身訪查的經驗，探討量化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現象。
後記：訪員「肉身在場」的實踐與反思
本次運動中，做為新興且可能為關鍵動員平台的Threads 上，出現許多「我們不要厭女的台派」及防範騷擾和不平等性別權力關係的相關貼文與呼籲。這反映了過去十年來對於社運場域的反省、及metoo運動等事件造成社會氛圍的改變。我們也在調查工作之初，製作了「反騷擾小卡」（圖4），希望能提供抗爭者參考、傳播，建立更加性／別友善的社運環境。然而，即使有這些改變，本次運動現場依然發生了不少騷擾事件。
本次調查過程中，也發生女性訪員遭受騷擾的情況。有受訪者持續不斷地要求與女性訪員合照、在訪員拒絕後仍不斷詢問個人聯絡資訊、要求「做朋友」。由於當時訪員守則並未明確列出應對騷擾的方式，女性訪員難以在當下即時反應。為此，後續我們也於訪員守則增列了明確的應對騷擾方法。
女性主義者與質性研究者近年逐漸重視研究者的「肉身在場」，如Donna Haraway所提的「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概念──研究的「客觀性」，應建立在理解與揭露知識產製過程中的社會權力運作、研究者的社會位置與肉身基礎上。例如：陳美華討論在性工作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身體、性別，如何影響進入田野、與受訪者的互動及資料詮釋。然而，量化研究和大型調查中，訪員仍常被預設為無性別、無需特別說明的「基礎設施」，鮮少在後續研究分析中出現。
調查工作無疑與訪員的肉身在場息息相關，上述提到的女訪員遭騷擾即是明顯的例子。而訪員的社會身分和性別等社會屬性，也可能影響調查過程。我們曾遇到私立大學的受訪者，面對全部來自「頂大」的調查團隊時，回應道：「可是我只是ＸＸ大學，可不可以請旁邊的人受訪？」[2]雖然我們按照抽樣設計說服了受訪者，但這也凸顯了訪員身分、研究者的社會位置對調查過程帶來的潛在影響。
隨著對訪員「肉身在場」的重視，我們也呼籲未來的各種調查研究，應在訪員守則中增列明確的「應對騷擾方案」，並提供訪員受到騷擾的救濟管道與資源。重視訪員「肉身在場」的措施，不僅能夠保障訪員的安全與尊嚴，也能提升調查工作的品質和可信度。
社會學研究應該更加關注正在發生的事件，而非僅依賴可控環境中的調查結果，方能積極應對社會世界的複雜性，並反映社會現象的多樣性與動態變化。做為訪員進入運動現場的同時，我們不是單方面取得資料，也同時成為數萬群眾之一的運動參與者，與社運現場不同位置的人們一起交織產生研究成果（甚至在需要進入抽樣區域時，與群眾一起被路口的糾察隊攔查）。因此，我們希望在調查之餘也能夠回饋運動，並建立更友善的社會運動文化與調查研究工作環境。
[1] 至本文投稿為止，調查小組成員如下：丁同學、王詩婷、朱同學、李俊穎、周同學、林彥均、林清緯、邱宥銓、施馬懿、高敏薰、張仁瑋、張皓、陳家平、黃綺瑀、蔣秉翰、葉哲維、劉于寧、潘同學、蔡明樹、蕭宇君、羅琪玟、嚴千茹。
[2] 另外，訪談時，我們也遇到年齡較大者希望請旁邊年輕人代為填寫。以及夫妻檔中訪員抽到妻，但她覺得自己不懂，想請先生回答的情況。訪員雖說服妻受訪，但過程中也會不斷被先生插話，需訪員反覆「循循善誘」。
致謝
本調查團隊感謝現場的參與者與接受訪問的受訪者們，還有執行過程中來自人際網絡結連中的各種協力，並且特別感謝台北大學社會學系2014年太陽花調查留下的寶貴經驗、在5月24日調查中擔任督導的蔡明樹以及協助輸入資料的邱珺堉。調查結束後，資料將申請上架 SRDA（https://srda.sinica.edu.tw/）開放資料。
參考文獻
陳婉琪，2014，〈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取自：https://atomic-temporary-47130338.wpcomstaging.com/2014/06/30/chenwanchi-2/
陳婉琪、黃樹仁，2015，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D00118)【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18-1
陳美華，2008，「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關於性工作研究中的性、性別與知識生產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SSCI），第71期，頁1-39。
蔡雯如、周毓翔，2024，〈民進黨團揚言釋憲 藍酸綠能你不能〉。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40401000352-260118?chdtv
許秩維，2024，〈各級學生5年少28.3萬人 大專占半數、高中減幅大〉。取自：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405060168.aspx
有趣的調查
「民主價值態度分布」四個提問有些打高空。相信同樣的問題詢問這次藍白法案支持者，甚至藍白立委，都不會得到太大差異的結果。據此推論是否「綠能你不能」，可能還隔了一層厚紗。
這篇文章真的是太有趣了
此研究似乎試圖運動了解參與者「對於民主體制運作的看法」，而以「民主價值題組」之回答情況予以具體呈現。
然而，此研究觀點與方法存在下列問題：
1、何謂「民主體制運作」？
「民主體制」可從「憲政制度」、「政治文化」、「政黨」、「選舉」、「權力分立」…etc，等許多不同面向進行討論。本研究似從類似「多元論」之權力觀點切入，強調「民主」之「多元團體競爭（不同團體、政黨）」內涵。「包容多元」確實是「民主體制」的重要價值，但「民主」之觀念從來就不是只有「多元價值」與「團體競爭」，更包含「代議政治」之「選舉制度」；本研究僅以「多元價值之包容程度」作為呈現參與者「對於民主體制運作的看法」之指標，可能有「效度不足」之問題，建議可加入「參與者對於代議制度之理解與對於民意機關的支持程度」之討論。
2、「受訪者是否期待一個不受民意制衡的執政黨」與「受訪者是否追求特定的意識形態或單一價值」。兩者之間是否有實質的關聯性？
「政治意識形態」與「權力制衡」為不同的兩組觀念，兩者的研究面向雖有部份交集，但著重之焦點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強調個人對於特定政治價值是否具有「體系性」的認識與信念，以及該政治價值對於個人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權力制衡」則強調選舉、三權分立等憲政制度對於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以及政黨政治、民意政治的實踐。本研究將「受訪者不期待不受民意制衡的執政黨」與「受訪者不追求單一的政治價值」連結，以說明沒有「綠能我不能」之情形，其關聯性可能較為薄弱。建議可以更直接地討論「參與者的政黨認同（意識形態）」與「參與者對於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的理解程度（權力制衡）」。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政治態度」之部份，可能無法真正回答「運動參與者是否有支持『綠能我不能』之傾向」的研究問題，也可能無法完整呈現「民主價值態度分布」。具體而言：
1、本研究並未真正回答「參與者是否支持特定意識形態」，即「支不支持綠色」。個人支持「多元價值、團體競爭、政黨政治」，並不代表其不具備特定政黨認同或意識形態。
2、本研究並未完整呈現「參與者對於民主體制運作的看法」，忽略討論「參與者是否反對一個『立法權』擁有更多權力的政府」。個人不贊同「政府不受民意機關制衡」，並不代表其支持或反對民意機關擁有更多權力。
此外，「綠能我不能」之批評重點不在於「綠色是否能夠包容不同價值」，而在於「綠色是否能夠接受其他團體或政黨的監督與權力分享」；而對於「立法院集結運動」的討論重點也不限於參與者「支持行政權獨大」，亦包含對於少數參與者「擅自代表多數民意、反對立法權（具備多數正當性的代議士）擴權」的批判。如本研究忽略這些重點，將大幅減損針對「立法院集結運動」進行個案研究之意義。
非常棒的調查，看到許多有趣的現象：例如使用推特來的人只有9%，令我這個高度推特使用者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