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系列】「男人連呼吸都能做成綜藝」：從戀愛實境秀反思異性戀／男性特權

蔡孟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陣子，身邊朋友和社群媒體上充滿各種戀愛實境秀的熱烈討論；不論是異性戀、同志或多元性別題材，我也同樣著迷於戀愛綜藝、熱衷追劇趕進度。戀愛實境秀／戀愛綜藝是一種以建立親密關係為主要賣點的節目形式，讓單身者在精心設計的各種情境中進行互動，並透過剪輯、旁白與主持人的評論，把曖昧、選擇、告白與衝突轉化為情感敘事，讓觀眾們觀賞與討論。依照不同遊戲規則，節目可能強調配對成功、觀察推理、競爭淘汰或長期相處的關係變化，從早年引發熱議的《戀愛巴士》、《雙層公寓》與《Heart Signal》，到近年來火紅的《慾罷不能》、《盲婚試愛》、《心動的信號》、《單身即地獄》與《換乘戀愛》；從聚焦不同生命經驗與關係狀態的《母胎單身戀愛大作戰》、《再見愛人》、《愛在山林間》與《光譜上發現愛》，到多元性別題材的《最後通牒：酷兒的愛》、《我的咖啡男友》、《男生男生配》、《ToGetHer》或《Love (X)》等等，戀綜類型至今已發展出相當豐富多樣的面貌。

戀綜之所以迷人，或許不只因為節目裡的 CP 好嗑，更因為它看似只是談戀愛給你看，實際上卻像一間高度設計的社會實驗室：親密關係被製播成可觀看、可評分、可淘汰、可被群眾討論甚至審判的過程──誰必須主動、誰必須等待；誰的猶豫被剪成「成熟慎重」、誰的需求被嘲諷為「海王／海后」；[1]誰被塑造成有魅力的主角、誰被框架為情緒化的配角。即便戀愛實境秀越來越多樣化，不僅呈現不同風格型態的愛情樣貌，也探討友情、婚姻與家庭關係等各式各樣的親密形式，然而，其內裡仍在傳達何謂「正常的」性別表現、親密關係與慾望樣態，而且被包裝成一套看起來自然、合理，甚至浪漫的規則。在追劇過程中，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學者稱為「異性戀父權」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體制悄悄地被移植到大眾的日常想像，進而影響人們如何理解性／別、親密關係與慾望。

2019年由韓國女性勞動者會主編的《大眾文化的女性主義指南》就指出，[2]韓國綜藝節目長期呈現一種「韓男娛樂」：以男性藝人為主、帶有厭女傾向的「大叔娛樂」現象。她們批評，中年男性藝人通過結盟包攬娛樂圈並掌控話語權；其背後折射的，是家父長制度在娛樂產業的派系運作與經濟權力的施展。因此，書中出現這句尖銳的標題——「男人連呼吸都能做成綜藝，而女性幾乎走在荊棘路上」。她們強調，問題不在於女性藝人不夠有趣或不夠有能力，而在於社會看待兩性的雙重標準、厭女文化，與對女性刻板化的性別歧視，直接運作在節目製播、閱聽與網路批評之中。例如二十年前的《無限挑戰》和《兩天一夜》雖開創實境綜藝高峰，卻造成演藝圈「男人聚在一起就會發生有趣的事」的慣性想法，導致女性藝人的空間因此縮小甚至消失；或是後來的《爸爸！我們去哪裡？》與《我的超人爸爸》等育兒綜藝節目，則以塑造「好爸爸」形象而創造男性育兒的家庭幻象，卻忽略女性身處異性戀父權家庭結構的真實困境。因此，觀眾往往只看見人設或個性，卻不容易理解支撐這些對於女性藝人評價的結構條件——也就是我想在本文討論的：異性戀／男性特權如何被製作出來、如何在收視與討論中被強化，最後又如何被我們帶回日常生活，並被視為理所當然。

反思異性戀／男性特權，並不是要把所有男人都指認為壞人，更像是在練習看見結構與體制的過程（對～學者連追劇都有職業病～）：我們生活在一套長期偏向男性／陽剛位置的制度安排之中，而戀愛綜藝將其包裝成浪漫與自然，使得它更容易滲透，也更難被質疑——也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ideology）。要理解這種異性戀／男性特權的運作，我用四個女性主義的概念來說明：父權體制（patriarchy）、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性資本（sexual capital），與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在異性戀常規的父權體制中，某些男性——特別是符合主流陽剛特質、異性戀想像、特定階級與外貌標準的男性——更容易被社會文化預設為市場價值高或值得被愛。因此，他們往往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或同情寬容、承受更少的道德審判或情緒成本，像是比較不會因為主動追求而遭到指責，或是較少需要為關係的走向承擔焦慮、內耗或失眠等情緒負擔。

父權體制是一整套讓男性更容易被視為合理、更具權威、更值得被關注的社會安排，滲透在職場升遷、家務分工、性騷擾的容忍邊界，乃至娛樂產業的選角、敘事線與剪輯模式。以異性戀實境秀為例，當節目或主持群把男性的評估、試探、若即若離剪輯或評論為「有魅力」，男性特權就被強化為可被追求的男性特質，並鞏固既有的性別與親密腳本：男性常被鼓勵以主動、競逐、占有來展現魅力；女性若太主動，反而容易被貼上「綠茶」、「有心機」、「母老虎」的標籤。[3]男性的主動被浪漫化，女性的主動被道德化。同樣的行為，落在不同性別身上，得到的道德評價與情感解釋卻不對等。例如近期《單身即地獄》第五季的崔美娜秀，因與多位男性互動、好感流動而引發觀眾兩極反應；在父權體制的脈絡下，「多線互動」不再只是節目規則下的策略選擇，而更容易被讀作女性的品格問題。相關爭議也確實因此造就高度話題性，但女性的自主與能動反而成為收視率下的犧牲品。

父權紅利則提醒我們：即使不是最具優勢的男性（例如不符合自信展現、高經濟條件、主流審美的理想男性形象），作為群體的一分子仍可能因制度偏向而獲得整體好處——例如被允許「不善表達」、被原諒情緒遲鈍，甚至在什麼都沒做時也能獲得讚賞。這也解釋為何在戀綜中，女性經常承擔更多情緒勞動：她們要顧及氛圍、要讀懂暗示、要把不舒服說得不具攻擊性；而男性只要偶爾表露一點脆弱或做出基本體貼，便可能被塑造成加分的暖男。更重要的是，紅利並不是平均分配：節目規則與觀眾偏好往往獎勵特定的男性特質（自信、競爭、掌控感），同時規訓其他男性（不夠陽剛、太敏感、太依賴）。也就是說，父權體制不只壓迫女性，也以階序化的男性特質壓迫男性；只是整體結構仍把較多資源放在男性的位置。以《換乘戀愛》第四季為例，在趙有植與郭敏京這對分手情侶的敘事線中，女方在爭吵時質疑男方「居家好男人」的自我呈現，容易被公共討論轉譯為女方的情緒問題──當她看見男方在同住互動中展現出主動做家務的形象，與兩人過往的相處經驗形成強烈對比時，她的質問很快就被放大；甚至連媒體報導都曾以「惡鬼上身」等詞彙來形容她的「失控」，而男方則只是「不善袒露情感」或是「謹慎對待過往情感」。

特別是在當代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脈絡裡，這些在戀綜節目中看似高度個人化的「性資本」更凸顯其異性戀／男性特權的社會結構。學者Kaplan與Illouz指出，性資本不只是個人投入金錢、時間、知識與情感資源，去打造或增強性吸引力與主體性，並藉此獲得回報的資本形式；更是人們能夠從各種與「性」相關的經驗之中獲得自我認同與自我賞識，並利用此自我價值來提高競爭力或職場優勢的投資成果，例如自信、自尊、自我表達、社交能力等特質。正因如此，性資本也更容易在異性戀／男性特權主導的社會文化中被放大，進一步鞏固親密關係中的性／別腳本。性資本看似來自個人魅力與努力，但實際上往往是階級資源（經濟／文化／社會資本），在親密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再分配與再生產。[4]戀綜的遊戲規則與敘事安排，通常傾向聚焦熱情、敢於冒險或具獨特性格的參與者，他們也容易成為觀眾們偏愛的對象；然而，這種能夠展現自信、自我呈現與情感表達的能力，往往與中產階級在成長過程中所內化的慣習密切相關。

若從異性戀常規來看，這些節目往往把異性戀、單偶、配對成功視為合理結局，把性別分工視為自然互補。賽制、鏡頭語言、主持人評論、旁白提示、配樂與字幕，都在「協助」觀眾閱讀親密關係腳本：誰才是更值得被選的、誰的眼淚更具說服力、誰更符合理想型。甚至連社群評論或迷因二創，也常常把結構性不平等轉化成個人缺陷：她太強勢所以沒人愛、他不表白就是渣男、誰比較有（戀愛）市場就更有價值。於是，社會制度的問題（父權分工、異性戀常規、性別不平等）被個人化為自我問題（我不夠漂亮、不夠會撒嬌、不夠有男子氣概），男性特權的權力關係運作反而消失在個人的性格特質裡。有些節目設計參與者每天都必須在異性對象中選出一位心動者傳訊表達好感，如果某位參與者持續未被指名或未能形成穩定互動關係，往往會被主持群與觀眾解讀為可惜、缺乏魅力或策略失當，並分析其不足之處。即便有些觀眾反而會迷上男性參與者之間曖昧的兄弟情（bromance），然而這種看似被允許存在且能夠「越界」的現象，是因為節目最終仍舊回到異性戀配對。

那麼，多元性別或同志戀綜是否就能跳脫這些框架？它確實為大眾影視打開能見度與想像空間，讓觀眾更具體地理解同性慾望、親密關係與出櫃處境，也可能提供多元的情感教育與社會理解。然而，同志戀綜並不必然就能脫離父權體制與異性戀常規，甚或形成同性戀常規（homonormativity）。例如男同志戀綜節目仍可能把「一對一配對」當作唯一的圓滿，把誰更主動／被動套回角色分工，甚至把某些外貌、階級品味、陽剛特質標記為理想，而相對陰柔、情緒外露或不符合主流身材規範者，則可能被當作NPC、諧星或成長支線。[5]形象與關係的多樣性多半被簡化成更容易被大眾接受與傳播的版本（那跨性別、非二元、BDSM、非單偶、或更激進的同志生活呢？）。當節目不斷突顯、強化理想身體、氣質與互動的模式時，觀眾似乎容易將其內化成自我評量：我夠不夠像那種男人／女人？我是不是太黏、太冷、太不會說情話、不夠陽剛或不夠溫柔？多元性別認同在此不只是「做自己」，也是被觀看、被比較、被期待的產物，而某些人則符膺了主流社會文化標準，並能夠藉由增加自身優勢來提高（戀愛）市場價值。以《我的咖啡男友》第二季為例，部分網友甚至依據男同志參與者的性別氣質去推測其性角色，並流傳節目中依照參與者個性特質所設計的花朵圖案是全開或半開，來區分一號與零號的說法；這類解讀顯示，異性戀常規下的性／別腳本並未因多元性別節目框架而自動失效，反而可能以更隱微的符碼形式延續與擴散。

戀愛實境秀不是問題根源，或許我們在追劇嗑CP的同時，需要反思的是：父權體制如何透過娛樂形式來安排親密、獎懲慾望，並讓異性戀／男性特權以再自然不過的樣貌存在於日常之中。當親密關係不必依賴性別不平等的規則時，這樣的反思才能成立。當我們在觀看或評論戀綜時，或許能開始練習提出問題（誰擁有選擇權、誰被當成標準、誰在進行情緒勞動等等），或許就能把「好不好嗑」，擴展成對異性戀／男性特權與性別權力運作的識讀。也唯有當這些權力機制被看見，我們才可能鬆動既定的性／別腳本，實驗更多樣的關係可能性，重新創造或發明愛與慾望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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