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勞動」或「勞動力」，大家心中浮現的是什麼？可能是在職場當中付出個人能力，因而換得給薪（paid）報酬，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laudia Goldin正是透過挖掘200年的經濟史，來關注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參與情形。家庭社會學者眼中的勞動（力），更包括無給薪的工作（unpaid work），而這個「工作」指的正是「家務工作」（hous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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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只是性騷最後一條防線，在此之前我們該怎麼做？
近日來，許多受害者出面指證，台灣政壇有多起性騷擾案件並未被妥善處理，因此引起許多討論，其中有一些建議，訴求讓申訴體制更為完善。確實，申訴體制絕對是制度調整的重要一環。但是我們同樣需要看到，申訴制度只是最後一條防線，在這最後一條防線之前，還有許多值得努力的事。
勞動待遇與代價：從性別觀點分析臺灣醫護工作
以寫作福爾摩斯偵探小說而聞名的英國人柯南道爾，在他獲得醫學士與外科碩士學位和執業資格後，給自己畫了一張素描。傳記作者描述畫中的內容:「只見他揮舞著自己的文憑，下面的標題寫著：「『殺人執照』」。[1]病人當然不是敵人，醫師的職志就是治療與救助病人、也不會想要給自己帶來牢獄之災。「殺人執照」這四個字代表著醫師的能力與自信，也反映醫師在診間的權威和地位。然而來到現實的工作場域，醫師遭遇病人暴力相向的事件已不再是「新聞」。在醫院的權力位階關係中處於優勢地位的醫師，近年來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及壓力過大，公開要求改革。住院醫師自稱為從事血汗勞動，要求被納入「勞動基準法」，一部提供受雇勞工基本勞動權益的法律。相對來說，雖然護理是一項具有專業的工作，但是社會地位與實質待遇不如醫師。女性是護理人員最主要的勞動力。除了同樣遭受被病患或其親友語言和肢體暴力外，她們還要承擔高度的情緒勞動付出、工作對家庭及生活的衝突、及輪班造成的作息不正常和身心傷害。醫護之間待遇和代價的差異，只是反映專業知識和技術嗎？性別之間只是差異而非不平等嗎？
數位經濟真的能翻轉父權嗎？中國「淘寶村」個案研究
阿里研究院自2009年起以「淘寶村」的概念，開始衡量農村電商發展的規模與成長速度。我做田野時，阿里研究院對淘寶村的定義為：行政村有10%以上的人口透過淘寶電商販售商品維生，且該地的電商年銷售額超過1,000萬人民幣。阿里研究院第一次統計淘寶村只有3個，於2013年成長到20個，至2016年起已超過1,000個，2019年後超過4,000個。[2]由此指標來看，中國農村電商拓展的速度相當快。淘寶村是個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殊現象，而我想深入研究的主題是：農村電商與數位支付的普及，是否對農村社會既有的性別規範帶來挑戰？如果是，帶來多大程度的挑戰？哪些性別規範的面向受到挑戰？而哪些性別規範的面向則未有明顯改變？
靠爸族靠什麼？從基因強大與金湯匙的協同效應認識社會基因學
當我們看到星二代的美麗外表，而想起其父母的美貌時，我們稱之為「基因強大」的結果。當我們看到體育名將的兒女馳騁沙場時，我們也說他們遺傳到良好的「運動細胞」。而當我們談論富二代時，我們說他們含著金湯匙出生，說他們是「靠爸族」。不可否認，所有人在這社會中能成功都需要努力與機運，但如果不小心在出生之前就贏得了大樂透，那這些人在社會中是不是能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好處呢？
問世間「病毒量」為何物？從U=U省思愛滋意義與異議
自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教導我們人類更加體認到病毒衝擊全球的威力，也多少知悉病毒的傳播途徑及特性。不過，其中有一項重要資訊經常讓民眾搞不清楚，那就是「病毒量」和CT值的關係。CT值越高，意味著病毒含量越低，也代表該名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傳染能力越低。病毒量的高低與傳染力強弱程度是正相關的。 病毒量這檔事，事實上也和當今我們如何分流愛滋狀態，以及感染者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等面向息息相關。也就是，不同於HIV病毒，由病毒量引領的罹病敘事，正撰寫著不同版本的愛滋生命史。但何以為此？一切都要從「治療做為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說起。
隱喻、科學、性階序：服用抗愛滋病毒藥物的社會學思考
生病時，人們吃不吃藥？有哪些考量？2021年世界愛滋日前夕，疾病管制署依循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所訂的指標，公布我國當年達成的愛滋防治數值為「90-93-95」；其中的「93」表示，在已知道自己感染狀態的我國HIV感染者中，93%的人已開始服用抗愛滋病毒藥物。這個數值高於當時的世界平均數值87，顯示出疾管署與相關單位在提升國人感染者服藥率上的努力。但是若回頭看十年前，根據《愛滋防治第六期五年計畫》的紀錄，2011年時，HIV感染者服藥率最高只有57.2%。換句話說，過去十年來，我國感染者服藥率有顯著提升。
滾石生不生苔？──公職男女的調動與升遷現象
說到公務員，大家的第一印象是甚麼？ 穩定、鐵飯碗。──我想這是大多數人馬上能聯想到的詞彙。 對部分人而言，公職生涯吸引人的不只是穩定，而是對女性相對友善的職場環境。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參與就業的女性越來越多，通過各級考試擔任公職的女性也逐漸增加。2011年時，女性已佔政府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總數的一半，此後男女公務員的人數大致均等。性別平等──這個政府致力推動，且遠較東亞鄰國表現亮眼──的理想，似乎在公部門實現了。但實際情況沒有想像中的樂觀。比如說，儘管在行政機關的女性公務員人數已能與男性抗衡，且自1992年之後，每年女性人數都佔高考及格者的半數以上，但女性只佔高階公務員（簡任）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多數女性高階公務員為10職等。與公務員升遷相關的統計數據也顯示，整體而言，女性升遷的速度較男性為慢。很顯然，臺灣公部門確實存在玻璃天花板。
科學母職、育兒衛生與知識典範競逐
家中有學齡前嬰幼童的父母，在育兒的過程中，往往對於處理髒污不陌生。從嬰兒時期處理孩子的吐奶、尿床、大便、流口水、清洗奶瓶、準備副食品；口腔期的小孩喜愛用嘴巴啃咬各式物體感受世界；到幼童時期學習拿餐具吃飯、喝水的杯盤狼藉、四處玩耍用手觸摸感受世界。照顧者時常花很多時間處理各式各樣的髒污，打掃清潔消毒，希望能降低孩子接觸病毒生病的風險。
為何女性易為陷於貧困生活的「下流老人」？年金分配之性別差異初探
性別不平等的年金分配在高齡社會將越趨嚴重。根據國發會2020年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年）報告，臺灣於2025年即進入超高齡社會，屆時每5人將有1位是65歲以上老人。此外，由2021年內政統計通報中可知，2020年臺灣男性平均壽命為78.11歲，女性為84.75歲，男、女性平均壽命相差6.64歲，因而在超高齡社會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以女性為多，是男性1.26倍，而且差距逐年拉大（見圖一）。這些為數眾多且壽命較長的老年女性因為提前離開職場、缺乏職業年金、領取少額國民年金、守寡率高且時間久、離婚或失婚率上升等而陷長期入貧困的機會甚高，多數將成為日本所謂「下流老人」，此乃政府最關鍵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