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年金改革

隨著人口結構加劇老化，台灣年金體系的財政平衡每況愈下，許多改革計畫陸續被排上政治議程。有別於過去聚焦在年金體系的建立與再制度化、積極開拓未納入保障對象的涵蓋率，以及現代化既有制度的立法工作，自2010年代之後，我國主要年金方案逐漸感受到沉重的財政負擔。不過，也是因為馬英九政府內部行政官僚的意見之爭，才意外為緊縮改革打開機會之窗，成為年金從擴張走向刪減的轉捩點。 十多年前，甫成功連任大位的總統馬英九展現強勢的改革決心：「我身為總統，不能坐視不管，把問題留給下任總統，就算再困難，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我們要為彼此的未來而改革、為台灣而改革、為下一代的安全而改革」，並隨後一口氣推出勞工保險、軍公教職業退休金等四大改革計畫。雖然內容未跳脫「多繳、少領、晚退」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學理上所稱的參數改革（parametric reform），不涉及制度結構的根本改變，但由於改革對象溯及既往，仍引起利害關係人的不滿，排山倒海的壓力倒向站在民意前線的執政黨立法委員，時任立法委員王惠美批評行政部門強推年金改革，讓他們承受民眾責難，「我們的票是一票一票拜來的，你們卻是一桶一桶倒掉」，反映出對選票流失的焦慮，同時馬英九政府先前才調整退休軍公教族群及國營事業人員的年終慰問金，許多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紛紛收到來自軍公教選民的抗議。於是，四大年金改革法案在立法院的審查過程卡關，軍公教退休撫卹草案僅完成逐條審查，而《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則是連審議程序都未啟動。國會凍結法案形同否決，最後馬英九政府於2013年推動的年金改革，淹沒在黨內反彈聲浪之下無疾而終。

【葉崇揚／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近來社會投資成為一個非常熱門的政策理念，也幾乎主導目前對於重新思考福利國家與社會政策的討論，開始讓人類社會重新思考一種新的社會政策典範。近來，我有幸參與歐洲一個有關社會投資政策的跨國比較研究計畫〈World Politics of Social Investment〉，其中的討論大多著重於如何促進以及如何解釋社會投資政策的發展以及跨國差異，對於是否採取社會投資政策，則是較少討論。換句話說，社會投資對於先進與發展中福利國家而言都可能已經是一個不得不的選擇。然而，台灣在面臨產業結構轉型以及人口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我們對於福利國家的想像依然停留在福利國家的黃金年代（戰後到 1970 年代），特別是傳統北歐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想像，卻鮮少好好地思考我們台灣是否依然要建構或是維持一個傳統的福利國家型態，還是要逐漸地走向新的社會投資模式，或者是我們能找出一個新的政策典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