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我對(1960年代)社會學場域的感知，多半要歸功於我的社會與學術軌跡，將我引領到那裏，並強而有力地使我凸顯出來。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那邊艱困的解放戰爭中所獲致的民族學的經驗，已經使我和學院經驗決裂，讓我更傾向於帶著一種較具批判意識的社會學和社會學家的視野—(這也是)一種哲學家的視野，但經由民族學家的經歷被淬鍊而出…”。Pierre Bourdieu (2004：416)
在我還是碩士生的1990年代初期，台灣似乎對於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已經逐漸產生興趣與討論。我印象中還記得，大家生澀地、似懂非懂地在討論課上讀著Distinction，課堂上還有人抱怨：Bourdieu的理論語言之抽象艱澀，不正是他所批評的駕馭文化與象徵資本來區辨(distinct)它者之「秀異」(distinction)嗎？
【台灣讀者最熟悉的Bourdieu作品，應該是秀異這本書了】
我後來到歐洲唸現代伊斯蘭研究，對北非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文獻，有越來越多的接觸，再去看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不正也是某種穆斯林社會的調查？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在台灣學生階段所接觸的Bourdieu，已經是他後來進入社會學階段的學術生涯，那是他對於法國社會、尤其是都會巴黎更為細緻和理論性的研究，而一般台灣社會學界對Bourdieu早年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似乎不太理解。據我所了解，一部份的原因，是出自於裡面有眾多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資料分析，而且仍帶著濃厚的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之分析色彩，二方面則是Bourdieu這時期的許多作品並未完全被英譯。在Bourdieu過世後的幾年，西方學界似乎興起了「考古」青年Bourdieu，希望瞭解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對後來理論、學術與政治志業的影響。
◎Bourdieu到阿爾及利亞服役、調查和教學
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的25歲青年Bourdieu，並不像他的同學挑軟柿子直接進預官學校受訓，據他的自傳所言，因為其他法國菁英專業法商學院的畢業生都會選擇這樣做，但他不願與這些他認為跟自己格格不入的菁英們沆瀣一氣，而是選擇直接到駐海外殖民地的軍事基地服役，這樣才能跟真正基層的法國士兵有更多相處的經驗。
1955年10月Bourdieu第一次踏上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他被派駐在當地距離首府阿耳及爾150公里處Chellif山谷的法國空軍基地。這個類似心輔單位的地勤文職工作，專門徵召像他這樣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服役者。1957年結束兵役，在1958年他接受阿爾及爾大學(University of Algiers)的聘約，到1961年，在當地一面教授哲學與社會學，課暇之餘則和阿爾及利亞的學生與友人進行田野調查工作。
在Bourdieu服役和教學的這段期間，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打最猛烈的時期。法國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飽受納粹德國政權的準殖民蹂躪，但卻弔詭地自1950年代開始，在北非和東南亞的中南半島，想要維繫法蘭西共和國風中殘燭般的海外殖民事業。這個二戰後的法國殖民政策正當性，嚴酷地挑戰遠在巴黎大都會核心的知識份子，右翼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不說，許多號稱解放先進的左翼，在面對殖民遺緒的糾結，仍然深陷於其中，而無法走出法蘭西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沼。
【二戰後法國還妄想回去殖民中南半島，在1954年的奠邊府戰役遭遇羞辱性的慘敗】
Bourdieu在服役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大量閱讀殖民政府圖書館中收藏的圖書與檔案。自1958年起他結合當地殖民地調查機構的協助，進行統計(家戶調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和攝影等多面向的方法收集資料。當時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地人類學，往往無視於法國強迫阿爾及利亞農民遷徙以及戰爭對於傳統社會與經濟的破壞，而仍然停留在從文化適應的角度來探討當地社會，不願將研究的視角轉向考察殖民政策對於當地社會的干預，而老是想將問題意識放在發掘阿拉伯或柏柏本土社會自身發展的限制。因此，Bourdieu在研究的初期，便決意要和這種文化取向的研究分道揚鑣。過沒多久，他就在研究中發現，阿爾及利亞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困境並不是單單他們內部自發性的問題，而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帶來的破壞性壓迫與宰制的後果。由於Bourdieu的學術書寫所呈現出來的反殖民立場，沒多久就被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右翼勢力給盯上，甚至被放入暗殺名單當中，因而在1961年5月，受到殖民當局高層的迫令而離開，回到巴黎擔任雷蒙阿宏為他安排的研究助理職務。
◎從哲學家轉變為社會學家：紓尊絳貴法與攝影做為社會學研究技藝
親眼目睹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垂亡前最後一搏之慘烈，以及瀕臨戰爭死亡威脅的切身體驗，以及殖民政府、右翼分子和阿爾及利亞大學的學院政治，這些田野的調查的、學院知識與政治的對壘體驗，都磨練著Bourdieu年輕、敏銳但已深具批判視野的心性，讓他從單純要成為哲學教師的師培訓練，奠下日後成為一代社會學大師的基礎。
有趣的是，在1961年Bourdieu被迫返回法國，他藉由這個空檔回到他國南部的老家做田野調查。這種對比的田野經驗，已經在操作一種有趣的多場址田野方法，並藉由阿爾及利亞和家鄉的田調經驗—疏遠他異的以及親密熟悉的文化經驗，相互比較並揉合成他在The Logic of Practice中的理論性分析。這種研究遙遠它者與熟悉自我的對比，同時也涉入多重的客觀性與反身性的相互指涉。以致最後他提出一種「參與性的對象化」的田野方法(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Bourdieu 2003)，認為研究者應當用同樣將被研究者對象化的田野方法施加在研究者自我，考察研究者自我的出身軌跡及所處的社會地位，紓尊絳貴地來取得自身和研究對象的同等處境，透過自我社會析離的歷程，來加強對於研究對象的感同身受。
【Bourdieu在阿爾及利亞拍的照片，部份已經出版成書】
在Bourdieu阿爾及利亞調查期間，他使用照相機拍攝幾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已經因為Bourdieu搬遷而遺失甚多)在2003年經由奧地利的攝影檔案館收藏，並整理出版為一本興味盎然的「拍攝阿爾及利亞」(Picturing Algeria, 2003/2012)，並摘錄搭配他不同作品的文字來做照片說明，這些照片栩栩如生地記錄青年Bourdieu的田野點滴。
據Loïc Wacquant(2004, 400-403)所言，Bourdieu的攝影對他的田野工作有三種重要意義：1. Bourdieu大量拍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田野工作的戰爭與緊急狀況，常常不容許他有時間可以優閒地做田野筆記或日誌，而影像便成為他的另類簡易田野日誌，記錄下他的日常行程與見聞。2.對於人物與景象地捕捉，讓他需要具備一種敏銳的社會學凝視，學習更全觀性地體會眼前所見人事物的社會處境。3.戰爭的悲慘處境，經常使現場研究者嚴重地受到各種悲傷激憤情緒的渲染，拍攝的作為提醒他自己要保持一種學術探索的客觀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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