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之旅（二）：戰地田野、攝影之眼與後殖民社會學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殖民社會的連根拔除與饑饉苟活

這些存放在幾近40年鞋盒中的照片，被重新取出、編目整理，並在2003年出版法文版的圖文集，也陸續策畫成全球性的攝影展。這些原先為了調查而記錄拍攝的照片，在法國與英國展出的時候，曾經引發有關Bourdieu的戰地學術與殖民政治相關的辯論，對於法國來說，或許因為又撕裂了在非洲殖民的舊疤，辯論的議題又回到舊的殖民歷史債務清算未了的議題。但不只有舊疤，還有911剛剛撕裂尚未癒合的新傷痕。Bourdieu的照片在911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展出，讓世人更加深刻感受到，帝國在穆斯林社會發動戰爭的猙獰。然而，Bourdieu照片釋出所引發的爭議還不僅於此，近來也有學者質疑這些影像是否已經溢離他原先作為學術研究來揭露殖民社會的素樸批判之初衷，而被附加太多不必要的美學或異國情調。

【阿爾及利亞農田並肩工作的景觀】

資料來源：www.galerieimtaxispalais.at/archiv_1999-2008/ausstellungen/bourdieu/bilder/Bourdieu_03.jpg

阿爾及利亞在十九世紀被法國殖民前，是個自給自足甚至還有餘糧可出口的樂土，但是接著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強化了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控制，實施了大規模而徹底土地占有，逼迫阿爾及利亞將富庶肥沃土地移交給法國殖民定居者。阿爾及利亞戰爭，法軍為了要實施對反抗軍堅壁清野的政策，也大規模的驅逐農民離開土地，迫使阿爾及利亞數百萬人離離失所、生計無以為繼，甚至只能遠走到法國當移工。由於失去自給自足的耕地，當地人沒有足夠的麥粉製作糧食，只好用玉米磨粉製作玉米餅，並烹煮通常用來當香料或釀酒的杜松子為食。自1880年代開始，法國殖民政府受到母國的施壓，開始在阿爾及利亞推廣釀酒所需的葡萄園栽種事業。這種經濟作物的推廣，須要大量土地，侵蝕了當地農民種植糧食所需，並且進一步造成當地農民赤貧化而必須成為葡萄園的無產工人。法國殖民政策的圈地迫離和葡萄園拓墾，瓦解阿爾及利亞本土社會的基本結構，而更糟糕的是，法國的殖民政策實施一種徹底將被殖民者同化的作為，但是對於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並未相對應地給予他們法國公民的政治身分，除非他們自願公開宣稱脫離伊斯蘭教徒身分，並不再受伊斯蘭法管轄。

 

【破落的集中營臨時搭建住屋】

資料來源：lunettesrouges.blog.lemonde.fr/files/2012/07/Bourdieu_05.jpg

 

◎兩性世界與伊斯蘭

我個人很好奇為何Bourdieu不像爪哇大叔—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那般，將伊斯蘭也當成主要關心的議題？但是Bourdieu的確有注意到有關伊斯蘭法的規範與實踐落差的現象，比如他提到伊斯蘭法應當是重視婦女的權益，但是在當地的柏柏人社會，兩性關係還是依靠在傳統的男性支配的親屬結構。Bourdieu也發現一種伊斯蘭復興萌芽的早期現象，在1950年代起，當地借貸免利的傳統伊斯蘭金融借貸觀又興起。更有趣的是，他關注到當地的穆斯林婦女和男性一樣，主動扛起家計、甚至必須獨力完成許多過去在傳統中被認為應該由男性來負擔的職責，但又堅持穿戴看起來是自我壓制的穆斯林婦女頭巾。Bourdieu認為這兩種看起來有點矛盾對立的現象，一方面，乃是戰爭與遷徙情境打亂兩性分工的階序，而讓女性必須獨自面對亂局；但另一方面，頭巾的穿戴，讓這些穆斯林婦女有意識地、象徵性地，標榜自我的宗教傳統，並堅持和殖民的入侵力量有所隔離。

【穿戴頭巾騎速克達的女騎士】

資料來源：www.fashionoffice.org/foto/bourdieu9-2005.jpg

◎戰亂顛沛的阿爾及利亞流民vs 圍城孤絕的巴勒斯坦天空

當我略讀完Bourdieu的照片圖文集，我突然聯想到他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家Edward Said所共享的許多關懷。Said在他的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一書中，透過和他偕行的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來探討巴勒斯坦如何在以色列的入侵當中流離失所，並由於美國與以色列的政治聯盟，和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計算，而無法被人道的對待。把Bourdieu的攝影圖文和Said這本題材類似的著作一起鋪排來閱讀，竟讓人感受到兩位巨匠類似的行腳與關照，前者在1960年代初期的北非與後者在1970年代末期的中東，雖在地理空間與時間上有所差距，但他們心靈的關切與互通是如此地相近！事實上，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關注的是一個被強迫遷徙流離的阿爾及利亞戰地殖民社會，這個關懷後來延伸到他探討法國北非移民社區社會問題的研究。因此，在這點上來說，Bourdieu和Said都同樣關懷帝國主義和後殖民社會與文化的議題。

【揹著行囊流浪天涯】

資料來源：lunettesrouges.blog.lemonde.fr/files/2012/07/Palestro-530×522.jpg

◎邁向亞洲的後殖民社會學

Bourdieu早期的著作對於殖民主義的分析與批判，英語學圈並未有足夠的了解，以至於連Bourdieu的學術好友Said，都曾一度質疑Bourdieu的研究缺乏後殖民批判精神。但經由近來考古青年Bourdieu的研究成果證明，Bourdieu不但是研究殖民地社會的先鋒社會學家，他晚期對於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也不算甚麼新的轉向，只不過延續他早年的關懷而已。因此，過去這幾年，社會學家們也開始自我省思，為何社會學，和文學、歷史、人類學等領域相比，對於後殖民論述，以及其中所揭櫫的認識論批判可以帶來的方法論解放動力，如此無感？事實上，發展社會學從依賴理論對於現代化理論的反省，便可以視為一種後殖民的反思。但問題是，為何這種反思並未持續地在社會學的各個領域發酵，甚至是滲透到對於所謂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而透過Bourdieu早年的研究遺緒，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發？

對於我們奉為圭臬的古典三大家，我們固不能否認他們的理論具備某種普世性，但我們是否也需要去探問這些社會學知識的產物，如何在歐洲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帝國情境中滋長？台灣的社會學繼受了歐美社會學的建制化薰陶，是否可能不自覺地內化了帝國的科學實證理性思維，與官僚體建制化的社會學政體，忽略這樣的社會學養成，可能讓我們對於台灣與亞洲脈絡的在地差異，降低反思的敏感度？然而，即便如此，我們是否也看到，美國的社會學固有知識的帝國大廈之嫌，但是它的學術社群的包山包海，卻也蘊含某種關注全球社會的寰宇精神(比如在911之後，許多社會系會增加聘任研究中東穆斯林社會的社會學家)。或者，今後，在我們的社會學理論的教程之中，我們要教的當代理論家或許除了哈伯瑪斯、傅柯、高夫曼等等之外，是否也應當把法農、薩伊德、或是印度的subaltern研究放入我們的教材？

 

【台灣的社會學理論，是否應該加入後殖民相關的論述？】

台灣的社會學史，曾經經歷過本土化運動，但在這之後是否表示我們不再需要任何後殖民的反思嗎？台灣研究傾向於將自身列於先進東亞社會的比較，但事實上，台灣社會的移民、殖民經驗，卻更類似於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共同歷經移民、被殖民、解殖民、冷戰、軍事威權統治和追尋國族自我的顛沛困頓。唯一較大的歷史進程差異，是我們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發展，以較快的速度在經濟進程上脫離後進國、轉進已開發的北方國家行列(然而這種觀點是否成立可能都還有爭議空間)，但是在政治上，台灣似乎並未真正進入解脫殖民的狀態，我們在政治地緣或區域的學術地景中，還是被帝國諸強所環伺，並進一步地被整編入崛起中的亞太資本主義體系。

過去因為本土化的促因，使得台灣社會研究成為核心的議題，但是這卻也可能阻滯我們將視野拓展到其他亞洲區域。因此，對於後殖民歷史思維的考量，或許能夠幫助台灣的社會學，在教授社會變遷或發展的議題，不會只有探討歐洲資本主義擴張史觀，也能將台灣社會發展的經驗放在更大的亞洲解殖民化和亞太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來探討。另外，對於歐洲社會理論的普遍化預設，也能從亞洲的角度來省視，而將歐洲理論相對化或區域化。如果非洲就是Bourdieu和近年來倡導公共社會學不遺餘力的Michael Burawoy兩人的社會學調查啟蒙之地，那麼，我們是否需要跨地域的比較社會研究，經由此來鬆動社會學的內政取向(domestic orientation)、或唯台灣中心的研究，而將亞洲社會比較性視野，轉為擴大東亞社會想像的範疇，並且擴及南亞、東南亞、甚至中亞的社會歷史，來納入比較的座標？

社會學本土化的意識仍需被轉化，以便我們可以用平等的態度，來建構一種具有寰宇性的比較座標，看待其他亞洲社會，或是去挖掘彼此間相近的歷史經驗。我們該想想，可否更進一步在跨國的亞洲比較視野中，去檢視彼此共通的殖民、移民和現代性體驗的歷程，這種後殖民的、以亞洲為重心的知識鍛造，應該能幫助我們追索建構現代台灣公民社會可以援用的歷史與理論資源。換言之，移民、殖民與公民三種身分與歷史經驗的並進探討，乃是追索具有亞洲視野之台灣社會學歷史縱深所需要的新「三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