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南港小學者：我做了一個夢…

 

黃樹仁老師過世之後約兩個月，我突然在睡夢中夢到與他爭辯，討論一篇論文內容，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臉氣得像憤怒鳥一樣，我當時突然想到，黃老師不是往生了嗎，怎麼我還惹他生氣了？當時半夜立即驚醒過來，嚇出一身冷汗。沒想到台灣社會學通訊竟來向我邀稿，希望評論一下黃老師的大作〈小國的學術困境〉，讓我又回憶起那夢中的爭論，想想確實也是追思他生平貢獻的好辦法。由於本文主要針對〈小國的學術困境〉發表評論，因此，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本文之前，務必先回顧一下黃樹仁教授的原文，以免有所誤解。

 

黃樹仁老師這篇〈小國的學術困境〉言簡意賅，對一國學術社群的集體科學研究績效而言，Size matters，而且推論出好幾個可以驗證的理論命題或假設，簡言之，國家小導致學術社群人口少，原創學者更少，對本土議題的研究能力與累積成就較差，透過專業社群內部治理績效不良、以及教學品質較差的學術再生產過程，會引起學術產出績效（無論如何測量）的負面後果。台灣學者天天做研究或教學工作時，都在為他的理論提供新的觀察。

 

雖然〈小國的學術困境〉並未提供充足的經驗證據，其論點與近年來流行的人力資本之規模經濟或創意城市等想法，有互通之處 (Florida 2002)。全球城市研究裡有不少學者認為：人力資本與其網絡的地理群聚，對知識的增長有指數作用，我認為這個一般理論在統計上可能是顯著的。換句話說，我大致同意〈小國的學術困境〉的論證—學術社群的網絡規模越大、結構越開放、則越有利於知識的累積與創新，反之學術社群的規模越小、網絡越封閉，其知識累積與創新會陷入困境，而學術社群規模跟網絡開放程度，與先前的歷史制度條件有關，大致上非學者主觀意志所能克服。然而，為了回憶黃樹仁教授憤怒鳥似認真討論的可愛表情，容我藉本文跟黃老師繼續爭辯，以資追念。

 

預設分析單位：國家或城市群？

 

首先，我想檢討一下本文預設的分析與測量單位：國家（請回顧黃樹仁(2007)的127-128頁的假設A-E，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F）。國家是否可以等同於學術社群地理群聚的界線？倘若國家可以當成學術社群網絡規模的最佳測量單位，亦即一國之內算成一個社群網絡是合理的，我們將很難反駁黃樹仁的觀點。然而這個單位很可疑。依據人文或經濟地理學的看法，全球化的特徵之一，便是削弱了主權國家在領土之內控制經濟與人口的能力，因此，地理學者經常將產業或知識經濟的分析單位下降到大城市群（徐進鈺、鄭陸霖2001），其中最大者為東京（2014年估計約三千五百萬人）、或紐約、首爾、上海或北京層級的超級城市（約1~2千萬人），但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群的規模，是落在五百萬人到一千萬人之間，例如舊金山、波士頓或香港與新加坡，大城市群也是學者之間面對面人際接觸、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的主要地理範圍。

 

以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產出的分布來說，大城市群與小國的規模非常類似，而大國內部通常會有好幾個大城市群。以黃樹仁此文裡，台灣學界的對照組美國學界來說，大部分的全國社會科學年會其實都有東區、西岸、湖區、南方與中西部等四到五個分會，而這些分會的網絡通常比總會要活躍得多，全國年會反而通常是師生聚會的社交大拜拜，無法深入交流學術專業意見。

 

詳細評估美國學界的合作網絡，多發生在地理範圍相近常春藤盟校畢業的學術菁英之間，例如波士頓、紐約、湖區與加州學者各自的合作，如果拿台灣北部的都市群（包括北北基桃竹八百萬人）、或有人主張全島西岸當成一個巨型城市群（接近兩千萬人的超級城市），與波士頓或舊金山相比，其人口、學校與學者或學生的規模，可就很接近了。即便在德國，據我理解其科學社群或大學也是強烈地方分權與去中心化的，台灣北部都市群與大城邦，例如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規模相近；與日本相比，雖然全台灣的人口規模遜於大東京都會區，至少可與舊帝國大學的其他城市或區域，例如京都、福岡、仙台或北海道相比。中國大陸學界，其實也可以分為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學術網絡。

 

我等小國共四、五百個社會學者的學術總產量、與大部分作品的素質，當然比不上三億人的美國、一億兩千萬人的日本或八千萬人的德國的最頂端四、五百人，這就是大國之人口規模所造成的效應。然而，比起大國的數個城市群之一，例如與加州（3880萬人）、德州（2696萬人）、紐約（廣義統計區2340萬人）一地相比，或是與我國人口規模相對較類似的小國荷蘭、韓國（5022萬人）、西班牙（4677萬人）、加拿大（3516萬人）或澳洲（2313萬人）等國家的城市群之一來比較，按黃樹仁的人口規模理論，學術社群還是有一搏之力。如果與美國以外的小國主要都市相比，我們的學術績效較差，顯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常態科學或典範移轉

 

在學術組織或制度的層次，黃樹仁此文背後還有一些簡化而優美的『常態科學』空間與時間預設未能深入檢討，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G，包括（G1）空間與組織上隱含在其預設A-C的全球學術組織同型化，與（G2）時間上則是常態學術累積或創新的連續性預設。黃樹仁似乎假設常態科學產出是具長期累積性的，僅受到學術制度化之後時間的影響，此時如果全球大學與科研機構都只有一種組織型態或誘因結構，研究資金與人力規模就會決定產出，因此，要改善台灣學術產出，我們應該以最短時間建立最適規模組織。據此，黃樹仁認為要提高台灣學術產出，就應該將現有的高產出學者，集中到3~4個頂尖大學或大型研究組織，其中至少應該有多元次學門30個以上學者互相交流，這種機構的設想，與德國的Max Planck Institute較為類似，在台灣學界，則是轉化為教育部集中資源給少數頂尖大學、以提升學術排名的政策。

 

其實，這種常態科學觀點很像經濟學的比較靜態模型，缺乏動態與變遷觀點。根據台灣經濟社會學對我國在積體電路產業後進優勢的研究、以及近年來流行的棒球統計—魔球(moneyball)理論（路易士2011），我提出兩項質疑：學術界典範移轉的『社會運動』式政治機會結構、與團隊整合的組織創新。

 

首先，科學理論的變遷不僅有常態科學時期，還有典範移轉或創造性破壞的時期(Kuhn 1962; Schumpeter 1942)，兩者如景氣週期般循環。然而，學術典範與社群有其沉入成本與路徑依賴的特質，例如個人的博士訓練要五到十年的投資、而機構一但給予受雇者終身職，其人力配置的彈性就會受限。上述制度條件下的常態科學社群，經常傾向複製或強化原有理論，難以推動學術典範移轉。如果，學術社群經常面對非常態時期的典範移轉，已經制度化與僵化的『最適規模組織』，反而無法面對類似抗爭政治研究裡，一小群革命份子的創造性網絡資源動員與迅速奪權。舉例來說，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勝過日本同業，其原因之一，便是在電子產業快速創新的時期，以網絡式組織超越了高度制度化與僵化的日本企業（川上桃子2012），讀者亦可回憶太陽花運動如何超越傳統政黨組織力量、重塑台灣政治版圖，或類似的組織新黨及產業創新。在創造性破壞的學術典範移轉時期，被黃樹仁認為具有唯意志論傾向的『卡里斯瑪』式原創性學者，可能利用學術提問或方法巨變的風潮，擺脫傳統機構僵化的特徵，冒著高風險重新打造科學社群的組織與誘因結構，藉此在某個學術領域超越原來的先進社群。

 

此外，學術機構的平均組織規模與網絡開放性是兩回事。同樣來自積體電路產業研究的洞見，相對於日本企業內部勞動市場的論資排輩與封閉性，矽谷或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發現，工程師社群內低組織忠誠度、與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市場，以及非正式的水平社交網絡等，對工程師社群的知識交流與創新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此看來，無論系所的人數規模有多大，台灣學界應該廢除校內派閥與師徒忠誠、也不必顧慮對系所公共事務的長期承諾，採用北美洲高薪挖腳優秀年輕學者、給予具生產力學者優厚福利與終身職的策略。問題是就算加入了網絡開放性的變量，我們也無法推翻黃樹仁的論點，因為如其所觀察到的，學術社群的外部勞動市場規模，或多或少受限於一國或一個大城市群的人數，只有鼓勵跨國、跨區競爭才能突破規模限制。而我也同意黃樹仁該文第七節的看法，台灣的學術勞動市場，在學術機構內外環境各方面都有待改善，不但對外國學者來說缺乏吸引力、反而容易導致智力外流(brain drain)的後果。

 

最近對『頂尖大學』計畫的檢討發現，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在國際大學排行榜上排名都呈現下滑（戴伯芬 2016），各大學校長與著名學者均發表言論表示『資源還是不夠』。然而，依據現行的制度與法令限制，台灣學術機構所能提供給國際知名學者或新進人才的薪資與福利，是極其有限的，而且這也不是唯一的障礙，對新移民來說，還要顧慮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例如服兵役、台灣的語言障礙、托育與教育品質)、與一般移民都會面臨的社會排除問題。除了健保醫療方面有些優勢，台灣大學運用市場機制，還是會回到規模太小與資源不足的問題，絕不足以打敗北美的明星學校。

 

打出台灣的學術魔球

＜＜加州奧克蘭運動家隊-隊徽＞＞

（引用於維基百科http://goo.gl/kV1HxT）

這時，就必須考慮我所謂的魔球戰略。與大學系所的規模類似，大聯盟球隊每季只能用上25個正式球員、以及15人的替補名單。運動家隊位於奧克蘭，一個美西的中小型城市（市區內只有41萬人，周邊各郡加起來也只有百餘萬），與位在兩千萬人的紐約市、球迷規模極大的洋基隊競爭，2002年後者營運的預算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是前者四千一百萬美元的近三倍，如果採用市場機制挖腳搞個全明星隊，運動家隊只有認輸的份。因此，運動家隊大膽引進棒球統計來改善球員組合，在平均投打條件下，球員若擁有某項被勞動市場價格低估的特殊技能，例如投球的三振四壞比、被打出的滾地高飛比偏高、或打擊時上壘率也就是被保送率偏高，或是謹慎選球使先發投手的用球數大幅上升，就能改善全隊勝率。事實上，運動家隊在引進魔球戰略之後，於被戲稱為魔球年的2003年創下20連勝，多年來季後賽勝場為美國第二多，多次拿到美西冠軍（路易士2011）。

 

我所謂「小國學術的魔球」，即是思考在北美頂尖學術機構三分之一的預算下，如何利用學術社群原有的優勢、擴大網絡內外的資訊流動，來促進科際整合與人員合作，以有限預算達到學術發表最佳的人員組合。

 

大聯盟球隊的勝率高低會影響球迷總量與球團收入，這是最重要的績效標準。而我相信黃樹仁也同意，評估台灣頂尖機構學術表現的勝率，主要是獲得頂尖英語期刊（例如SSCI或SCI分門排名前40%）發表論文，或是在最好的大學出版社發表專書，這可以看成台灣球員或進攻小組在大聯盟上場的機率；其次，則是在台灣的頂尖期刊TSSCI或少數高品質出版社的專書，也就是台灣選手在小聯盟或國內聯盟的情況；最後，一些最後20%的SSCI其實審查嚴謹度還不如台灣本土出版品（見黃文第八節），只是在現行體制下掙扎求生的策略。

 

要請讀者一再注意的是，我認為上述的學術成就評價，僅適用於研究型大學，完全不該類推到教學型大學，而且按照前述創意城市的理論，研究成果所占系所或個人評鑑比例，應該是指數梯度下降的，例如中研院佔9成、研究型大學佔4成、教學型大學就該下降到2成、技術學院1成。此外，我也同意應該討論大聯盟的不公平之處，但這個爭論無法廢除大聯盟職業球隊與球員的存活標準。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與本文的爭論，顯然是針對中研院與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分析其成就是否受限於國家規模，而不是把爭論重點放在挑戰全球學術霸權或我國大學評鑑體系現存的不平等，即使英美學術霸權本身的再生產與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問題。以下我先以頂尖英語期刊接受論文為目標，論述魔球戰略，稍後再談國內的小聯盟的發展。

 

要與北美大都會或近似國家的學界競爭，台灣社會科學界應該認真評量本土學者的相對優勢並促進合作。雖然我也做質化研究，然而在英語發表成果方面，如黃樹仁在論文裡重複提到的，由於現實的語言障礙，或者說是英語作為一種全球學術語言資本，我國人口生來就缺乏英語環境，以及歐美機構數個世紀以來的學術傳統積累（預設D），非英語學者的長處並非質化研究或文史哲所需的英語寫作能力、或深厚的西方哲學與傳統理論訓練，而是量化研究的統計能力。

 

就像我們有世界頂尖的少年到青年三級棒球、卻未能產出同等比例的大聯盟職棒明星一樣，事實是，根據2012年的PISA成績，台灣高中生的閱讀能力高居全球第八，數學能力更高居全球第四，僅次於上海（而非中國）新加坡與香港這三個城市，許多到美國念博士班的台灣學生，即使出國之前對數學的自我感覺再差，平均統計學成績也贏過七成以上的英語博士生，閱讀方面外文書硬啃差不多也可以念完，然而，上課時要參與師生辯論卻是「菜英文」，搞了七、八年下來口語勉強能表達，寫期刊論文還是被審查人批評，叫你最好再找英語人才編修一下。如果有人不承認這是一種文化資本或象徵暴力，就讓美國人來寫中文期刊論文試試看，相信我們也會叫他們找個中文編輯好好修訂一下。

 

台灣學界較接近魔球的策略，如黃樹仁所認為的，是「跨領域與跨方法的多元合作」，特別是努力使用我們遙遙領先的數學能力。事實上，魔球並不等於現行對學者個人化的Impact Factor評鑑，因為決定全隊勝率的是多元才能之組合，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就社會科學而言，我們的學術團隊同時需要理論與英語寫作較佳（通常是念外文的質化研究者）、跨領域（例如公共衛生、地理或都市研究）、與統計研究做得不錯的學者（多半是在理論上較無原創性、注重實證的社會階層化或人口學界，就像我自己）一起合作。我個人認為可行的合作方案，是由理論家或質化研究者提供理論觀點，結合性別、生態、災難、人口、公共衛生、社會運動與政治社會學、或經濟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網絡研究甚至地球科學、神經科學等不同面向的理論創新，由量化研究者提供數據與統計結果。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有少數台灣原創學者在社會理論上長期鑽研，學貫中西而卓然成家，但誠如黃樹仁所言，這是以弱擊強，若要求台灣學者都要學貫中西古今哲學，就像要求我們東亞的棒球選手去拚全壘打數（專書出版），每個選手都朝個人英雄式的全壘打王邁進，而放棄對我們更有利的上壘率（頂尖期刊），也就是靠多人通力合作各展長才（能寫、能算、能在學術界有廣泛社交、或能與審查人糾纏到對方受不了而讓文章刊登）、研究跨領域創新議題、逐壘推進以求得分的成果。畢竟，鑽研或重新詮釋經典社會學主要是常態科學，恐怕不利於理論創新，而英語作者在質化研究或哲學論證能力上，有文化資本及歷史積累的長期優勢。反過來看，既然西方古典社會學家很少討論當代的同志權益、氣候變遷、全球傳染病或環境破壞議題，就讓他們繼續留在墳墓裡，讓西方學者去參拜大師經典、維護常態科學，由學術邊陲的革命份子來推動典範移轉。

 

學術魔球的實際成功案例

 

當然，西方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學者們早就看穿了這一點，先發制人開啟了統計魔球戰略。最近，一些全球頂尖的學術機構，例如哈佛大學政府系Gary King(2014)主導的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即大量引進華人或印度統計學者，佔其機構成員一半以上，針對重大學術爭論去做數據整理與統計分析，與政治理論學者跨學門合作，共同掛名寫論文，最後刊登在《科學》等、而不僅是社會科學圈子裡的頂尖期刊，使其學術影響力大為擴張。

 

荷蘭是與我國處境較為類似的小國，夾在英國、法國與德國等大國之間，人口未達一千七百萬，大學入學率在全球同樣名列前茅，學術界的規模應該與台灣相當類似，而在經濟發展、語言親近性、學術歷史與網絡開放性方面較台灣為優。在2016年的QS世界大學社會學排行榜上，阿姆斯特丹社會科學研究院(Amsterdam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名列第14，僅次於一些美英頂尖院校。荷蘭人口規模比我國還小，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荷蘭學界展開了魔球策略，阿姆斯特丹社會科學研究院於2010年時拋棄過去系所界線，將社會、地理、政治、人類、都市計畫和發展研究等學門打散重組，以議題為核心，匯聚成13個研究群 (programme groups)，進行教學與研究，相關資訊可參考該機購網站：http://aissr.uva.nl/about/about.html。此外，由荷蘭Utrecht、Groningen和Nijmegen大學所組成的跨校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也明顯採取這種合作方式，創造了大量的頂尖期刊論文。熊瑞梅 (2009) 曾撰寫此中心的參訪後心得，其首要建議是成立跨校連結的社會學訓練，可惜在我國並無進展。讀者有興趣可參考一群台灣留荷學生創立的「荷事生非」，介紹荷蘭學術機構彈性化的特色，詳見：http://www.oranjeexpress.com/。

 

最近，台灣學界的薪資經常被拿來與新加坡或香港的大學相比。確實，星港大學銀彈充足、而且網絡開放程度高，吸收了來自中國與海外華人社群的優秀學生，這些學生通常只是因為英語較差而未能進入北美大學，學術能力卻絲毫不遜色。然而可惜的是，星港大學的管理策略更像大聯盟其他中下層球隊，想模仿洋基隊的重金挖角方式，尚未能走魔球之路。儘管我的母校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表現亮眼，多年來遊走在培養年輕學者與挖角資深明星的策略之間，以香港對家庭不甚友善的生活環境、與缺乏本土認同甚至減損政治自由的環境來看，仍然難以抵抗北美學校的整體優勢，導致明星學者很難穩定下來、形成整合性的研究團隊，這也使得香港成為學者具有異國風情的學術資歷之一、而不是其終身奉獻之所。另一方面，對學術績效的要求全盤英語化，更導致香港本土研究的貧乏。

 

與香港或新加坡大學相比，台灣可能獲益於民主國家或本土認同所帶來的優勢，本土學術發展出色得多，各種學術轉譯活動也非常活躍，這是黃樹仁論文中稍有輕視的重大成就。問題是如何使我們的小聯盟更好？我同意黃樹仁的看法，即本土小聯盟的目標不應該只是本土化的理論或教學深化扎根，而是去做先進社群還沒人做過的跨領域理論或方法創新。顯然，許多新球技與新戰略是由小聯盟而非大聯盟開發出來的，而大聯盟選秀的數據與標準即是來自小聯盟的積累，因此，我們可以將台灣本土頂尖期刊或學術專書，視為理論創新與多元方法的實驗場，專門培養典範移轉的革命份子，並且在學術績效或升等考核時給予更高評價。

 

以我的出版經驗來說，筆者有關災難社會學的英文出版品，其實有中文的先期探勘與質化研究版本（林宗弘2012與Lin 2015），而不是把中文版論文當成英文出版品外銷轉內需的翻譯。加上本土觀眾有本土球員的市場需求，就算是沿用外國理論而未能有大突破，也可以增進我們對本土社會或自己人生的理解。相較之下，若台灣去學香港與新加坡，放棄本土聯盟的發展，只能讓學者在更糟的外國聯盟、研究別人的社會而投稿到SSCI期刊掙扎求生，對台灣實在沒什麼幫助。

 

傳統球探觀點的障礙

 

小國該如何挑選未來的社會科學革命先鋒隊？由於進入現行學術體制之後，從業人員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勞動條件保障，選秀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即使在大聯盟也是件攸關球隊生死的長期投資—選秀簽約之後到成為自由球員通常要六年，對勞資雙方都是風險很大的賭注。如果回到隨機選擇，我們還是受限於規模。從具體的選秀制度革來看，魔球挑戰的是傳統球探的觀點，也就是在挑選新球員時放棄主觀個人評價、改用客觀但多元的量化標準。球探固然也常能累積資訊，有助於挑球員，卻經常同時引進各種主觀歧視或偏見，例如長相或姿勢很醜的投手，或是選球很好、卻經常因此被保送而降低安打數的球員，其能力往往被球探低估。

 

我同意台灣學界批判量化評比或系所評鑑時，反映了很多學術資本主義的問題（戴伯芬、林宗弘2015）。然而，在挑選新進人員以建構學術團隊時，期刊論文仍然是很好的指標，代表了挑選新人時，有較客觀的資訊來評估其個人生存能力，或者至少是其在博士班到博士後七、八年的努力程度、也可以看出其建立合作網絡的能力。以我個人的審查經驗來說，相對於一本博士論文的書稿或單一作者的普通期刊論文，我更偏好有數篇與不同合作者共同創作的期刊或研討會論文的新秀，這顯示該位新秀具有與其他學者跨行合作的能力。如果跨領域論文成為新秀入行的標準，我們對博士生的課程安排與訓練方式，將會大幅改觀。

＜＜政大社會學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圓桌論壇＞＞

我相信黃樹仁教授會同意我的觀點，他在擔任北大社會系系主任期間，將大學部課程原有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各需必修六學分，調降為各三學分。此外，他也曾在2011年政大社會系舉辦的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圓桌論壇裡，提到『我是全系唯一強烈主張社會理論不要必修……然後，有些人主張統計不要必修，反而我堅持統計要必修」，主要原因是我認為理論與方法的更新，必須要透過扎實的經驗研究，而不是理論辯論，從古典三大家的經典研究來看，亦是如此（影片連結：http://speech.nccu.edu.tw/media/920，19分54秒起）。』

 

不幸的是，台灣社會科學系所對新進人員的評估標準，更像是傳統球探。台灣引進經典社會科學的同時，接受了西方常態科學典範，例如認為社會學要有某種學術品味，要跟古典三大社會學家的經典對話。依據這類傳統球探的選秀標準，如果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Thomas Pikkety (2014)成名之前來台灣應徵，一定會拒絕他，因為馬克思著作他大都沒念過，老實說他演講也非魅力十足，然而他卻有許多篇跟不同機構學者合作的頂尖期刊論文。這種傳統球探問題，黃樹仁稱之為學術社群規模太小造成的學術領導品質偏低，我並不同意，台灣的學術領導只是在西方頂尖學府的訓練下蕭規曹隨，模仿洋基隊選明星的制度，這是後進國家根據常態科學典範制度化之後的路徑依賴問題。

 

當然，如Silver (2013)對選舉預測與棒球統計的研究發現，在球探或預測市場上人數越多的時候，其評鑑選手的意見平均值會越接近、甚至勝過量化指標，顯示質化或量化評鑑並不是重點，資訊的豐富與多元性才是，這也是期刊論文審查的效果。然而，我們在訓練博士生或選秀時越是依賴師徒制封閉的手工業模式、或個人主義的專書寫作、或少數領導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威，對師生雙方或機構與成員雙方來說，就越不可能改善社會網絡開放性、以及從中獲得的資訊品質與數量。這也是我鼓勵博士生及早投稿期刊、接受審查人考驗的重要原因。

 

現實是，我們還活在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裡，台灣學界不打魔球、還在打土法煉鋼的紅葉少棒，強調博士班的古典訓練，或是選秀時堅持要有「傳統社會學的理論深度」、經常引發質化與量化研究者的對立、或不同次領域之間的偏見，而在出版品裡，以「獨立研究能力」與單一作者專書為尊，除了師徒以外很少鼓勵學者合作、對合寫論文採取細分作者權(authorship)的績效評估方式，對跨領域合作與議題創新不友善，結果學生當然很像台灣的少棒選手，出道之前缺乏跨領域合作經驗，也不培養社會網絡，反而自己窩在研究室苦思冥想，期刊論文投稿時寫得像專書而慘遭審查人批評，還沒打到大聯盟就受盡挫折，大部分潛力都被消耗掉，導致黃樹仁稱之為『小國教學品質偏低』的結果。最後，極少數留在大聯盟的選手全憑個人意志力存活，本土聯盟則更像是替外國培養消費者或練習對象的學術進口代理商、或只做一小塊零件（區域研究）的代工產業。

 

黃樹仁的疑問，作夢時的回答

 

黃樹仁的小國學術困境之謎，有可能找出解決之道嗎？如前所述，學術社群的人口規模，更合適的分析單位是大城市群，然而我們仍需在全球各大都會學術社群的激烈競爭裡，去發展大衛對抗歌利亞的策略，本文有以下建議：

 

(1)議題創新：從博士班開始，在研究與教學方向上鼓勵擺脫經典社會學文獻、開創新的學術議題或理論典範，才能推動典範移轉或快速掌握機會介入新興典範；受限於語言資本與歷史積累，過度強調經典訓練很難挑戰歐美學術機構。

 

(2)網絡動員：強調網絡開放性與跨機構、跨領域合作，也就是利用學術典範移轉之際，用網絡式組織迅速動員並重組人力投入新典範，勇於改造我們自己的制度與誘因結構，例如極不可能發生但值得嘗試的打破原有系所建置、以研究計畫為單位來進行人員重組、獎勵年輕學者跨機構與跨領域合作、放大多作者論文的評鑑權數，才可能挑戰老化與僵化的歐美機構以及我國傳統機構。

 

(3)跨域合作，特別是鼓勵採取多元方法的團隊合作、結合英語能寫與統計能算與涉獵多學門的狐狸型學者。作為二線球隊的我們，沒有那麼多預算可以提高薪資，應該尋找提高發表效率的最佳學術成員組合、而不是類似星港模仿哈佛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砸錢找來許多孤立的全能學術明星。

 

(4)挑戰球探，挑選新人還是看客觀期刊論文指標，質化或量化不拘，能與他人跨領域合作者為最佳，教學領域非常次要，最重要的是擺脫傳統球探偏見，不要用古典社會學的『偉大傳統』、或社會關懷與政治立場來當評判標準。

 

(5)改變博培：減輕博士班的經典專書閱讀而增加跨學門創新議題的期刊論文閱讀，承認社會、政治、經濟與地理等不同專業學門的學分，並且在博士班期間就鼓勵多位作者合作的期刊論文投稿，以及學會的公共參與、爭取發表機會以擴大接受專業審查的學習網絡，而非追求個人主義學術英雄式的經典專書寫作。

 

所有這五項建議的目的，不是要重金胡亂挖腳、打造學術超級個人明星隊，就像北美菁英大學或最近一些亞洲明星大學那樣，而是要打造具有網絡開放性的學術合作團隊，其中的學者未必能成為引領風潮的大師，彼此專長整合起來，卻可能以較少資源提高機構與個人的學術勝率。相對而言，花大錢聘大師亦可能助長短期掠奪行為、而未必能促成學術合作或制度改革。

 

很不幸地，我的觀點通常說服不了別人，只能在跨領域新議題上，自己找同事合作，去嘗試頂尖期刊的接受度。對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提問，我夢中的回答是：出奇制勝，擺脫常態科學典範與傳統球探的視野，才可能用小國的規模打出大國的績效。在我的夢境裡，台灣率先打破建制促成學術人員跨領域合作、並且以此標準選秀與培養博士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最可能開創優秀的發表成果。

 

參考書目

 

川上桃子，2012，《圧縮された産業発展: 台湾ノートパソコン企業の成長メカニズム》，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奈特．席佛(Nate Silver),，蘇子堯譯，2013，《精準預測：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訊息？》。台北：三采。

林宗弘，2012，〈災後重建的政治：以中國512地震與台灣921地震為案例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第50期，頁57-110。

黃樹仁，2007〈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 1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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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助理胡伯維協助尋找黃樹仁生前的影片並整理荷蘭大學相關資料，以及鄭力軒、何撒娜、戴伯芬的意見。本文若有錯誤或引起爭議概由作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