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張宜君／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及副院長施俊吉近期皆宣告，台灣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生活，忽略人們之間異質性。媒體後續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說明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也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的工作機會。

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臺灣勞動市場變遷樣貌。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今年5月時，青年團體在行政院大門口前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bit.ly/2JpAnaC。

過去40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圖一的兩極化總指標（見綠色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佈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紅色三角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下指標，藍色菱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更厲害。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的多。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圖一、整體全職勞動者40年來，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2014/06/03》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12/23》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都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它們的困境，兩者對立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青年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五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圖二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下降，近年（2008-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高達近四成的降幅。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則為18,800 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元。

圖二、高等教育報酬世代變遷。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的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佈的重要性。圖三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佈。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佈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圖三、教育報酬的機制。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有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佔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部分理解何以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分析，部分說明了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以此數據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註：相關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可以參考我的兩份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