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贏者全拿,我們還剩下什麼? —《巷仔口社會學3 序言》

潘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巷仔口社會學已經走了七個年頭,當出版社希望出版第三本《巷仔口》的時候,除了考慮市場需求外,也需要有充足的稿源才能成書。看起來「經濟社會學」是性別研究之外,國內社會學界相當重要的分支,幾乎每一個社會系所都有經濟社會學的課程,此外,在巷仔口社會學的部落格,有足夠的文章,撐起一本主題書籍,也彰顯了國內學界此領域的充沛人才。

經濟社會學最主要的對話對象,應該是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新古典經濟學。以宏仁老師來說,他最近幾年上經濟社會學的課,都會使用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來對比跟社會學觀看經濟現象的異同。

這個學期他使用了吳聰敏老師撰寫的《經濟學概論》,閱讀此書時,感覺好像《返校》重讀經濟學。吳老師是他大學時的總體經濟學老師,非常認真,對於台灣經濟史有許多獨到的見解。過去他使用翻譯的美國經濟學教科書,學生經常感到格格不入,因為都是美國的例子,但吳老師的這本書使用了非常多台灣資料來說明經濟現象,而且文筆流暢,這本書應該是目前台灣學生學習新古典經濟學的最佳入門書籍。

你是忘記了「人是社會產物,不是自利動物」,還是害怕想起來? 

在該書的第一章第三節「人是自利的動物」,討論經濟學最關鍵的一項基本假設:「人的行為反映其自利的動機,人是為自己而活。」但這個假設實在太違反我們的日常情感了。

吳老師喜歡登山,我們就來看看某個因登山而起的實際案例。有一群互相不認識的人,一起去能高安東軍縱走,期間一位隊員 體力不支、脫隊嚴重,最後死亡。後來 A 的家屬去法院控吿其他同行隊員沒有善盡「互助互相照顧的責任」,以至於 A 死亡。

這些被告的隊友一定心裡 OS:「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不就只是爬個山而已嗎?」「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

按照經濟學的說法,人類行為反映其自利動機,人是為自己而活、人是自利的動物,那麼 A 的家屬憑什麼吿其他隊員,何況大家是互相不認識的一群人。 

但法院判定同行隊員需負有保證人的義務,而不是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這些義務包含「盡可能陪伴、鼓勵、救援時留下食物」、「下山向外求救」、「報案」。司法體系的看法經常反映社會大眾的主流思考,所以即使是一群相互不認識的人在一起,我們都會認為,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已經組成了一個小團體社會,也因此要負有某種社會道德義務,彼此不是互不相干、只要追逐自己利益的原子式個人。

經濟學不僅假設人是自利的,而且是自利的「動物」,這種說法剛出來的時候,嚇壞了許多人。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在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還認為,人的尊嚴就是一個道德的存在,競爭跟圖利都必須在理性跟人性面前低頭。但到了二十多年後的馬爾薩斯《人口論》1798,人已經徹底退化成動物,人類的生存不再跟社會制度安排有關,而只受到食物多寡、自然環境的支配。不過,人類社會的組成跟動物一樣,就只是為了吃飽而已嗎?顯然不是,要不然怎麼會出現今年2019五月以來香港的大規模抗議,持續至今仍未退燒?

真理是這樣的:即使有地心引力,但不是因為有地心引力,小鳥仍然會奮力往上飛翔;即使有自利,但不是因為有自利,人類仍會做出道德的經濟行動(經濟社會學鼻祖波蘭尼Karl Polanyi說的)。

台灣女人「賣」子宮?

吳老師的教科書裡頭,有一個有趣的案例:根據 2014 年以前的資料,40 至 45 歲的女性之中,有勞保的女性在 45 歲以前切除子宮的比例,是沒有勞保女性的二至三倍。經濟學家的說法是:「勞保失能給付所產生的財務誘因,誘發了婦女選擇切除子宮」。看吧!人就是自利!

但是這樣的子宮切除行為,真的只是為了海撈一筆勞保給付嗎?根據王秀雲老師的調查,她不否認經濟利益會造成子宮切除手術,但這裡的經濟利益不只是指切除子宮的女性,也包括開刀的婦產科醫師,畢竟給建議的是醫師,據 2005 年的調查顯示,有 20% 的子宮切除是不必要的。另外的 80% 是基於醫療需要而進行的手術,而且許多婦女都是在醫師告知後才知道,子宮切除後可以領勞保失能給付。如果大家都是為了十幾萬元而去割除子宮,那麼為何不是去賣卵子,一顆可以高達 18 萬,或一顆高達 750 萬的腎臟?此外,男性切除睪丸的話,一樣有勞保失能給付,根據衛生署 2008 年的統計,當年有 2,121 個女性切除子宮,而只有 16 個男性切除睪丸,如果是財務因素誘發了手術,為何幾乎沒有男性去切除睪丸?

王秀雲老師說,探討台灣女性為何要切除子宮,還必須看到社會對於子宮的論述,例如「子宮無用論」、「子宮有潛在癌症風險」、婦女的身體與醫療技術的關係(例如避孕的樂普)……等等,才能清楚為何女性要割除子宮。

這裡可以看到,經濟學家傾向於把人類的行為都歸因在個人的自利動機,但是社會學者則強調人類的經濟行為跟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經濟行動必須鑲嵌在社會制度之中才可以理解。例如台灣女性切除子宮的行為,是鑲嵌在台灣的健保制度、醫病關係、性別文化,甚至裝樂普避孕的身體經驗當中,絕對不可能是由單一經濟物質因素就可以誘發的。

總結社會學角度看到的經濟行為:一、人不是原子式的個人存在,而是生活在社會中;二、個人的經濟行動是鑲嵌在社會制度、文化、物質文明當中;三、觀察經濟行動必須從社會整體、相互關聯的角度來觀看,而非將經濟行動與其他領域的行動分開。

如果沒有遇見經濟騙子就好了

但是我們生活世界習慣認為,高效率、高獲利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進步等於經濟發展,就得追尋資本主義的邏輯,自利式的「賺大錢」才是王道。然而自由市場的發展是歷史的產物,人類歷史上有許多不同型態的市場運作,經濟的運作從來就無法脫離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因素。於是首要之務,就是要認識到:經濟自利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產物,因此在過去、現在、未來,它都不會是支配市場行為的單一原則。

1998 年的美國杜克大學,一群學生在校園靜坐,他們抗議的對象不是學校,而是因為身上那件印著 Duke 標誌的衣服。學生們發現,這些他們引以為傲的服飾沾滿勞動者血汗,這些勞動者們在低薪和惡劣環境下的工作,而這樣的壓榨更隨著全球產業的競爭,繼續向下沉淪。這場在美國校園開展的反血汗工廠運動,逐漸成為世界性的社會運動,多少翻轉了全球供應鏈的遊戲規則,也稍微改善了第三世界工人的勞動情況。

如果我們認為自由市場是唯一的經濟制度安排,這種視野將會把人類變成狹隘的經濟人,從而將人類困在市場經濟的牢籠當中── 少數資本家拿走利益,人類卻集體賠上社會整合、自然環境,以及人的自由與尊嚴。如果你存了好久的錢買一輛汽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你會認為這是市場自由競爭運作法則的結果嗎?本書的第一篇從不同的面向提出各種可能性,例如公司治理就不見得只為了老闆和股東,能源科技的政策如何制定從來就不是只有一種邏輯。認清資本主義和市場的多樣性,不但讓台灣的黑狗兄有繼續打拚的氣力,也讓我們對未來會有積極的想像

連國家都會變成流浪漢的當代金融社會

司法人員在 1970 年代的時候,薪水很低,宏仁老師的媽媽的某朋友是法官太太,只要一開學,就會來跟他家借錢,因為薪水太低了,連小孩子的學費都繳不起。我們猜,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種跟朋友借錢來繳納學費的情況會少很多,一方面有助學貸款,另方面也有信用卡可以應急。以前到美國旅遊或經商,出國前必須換美金現鈔或旅行支票,但現在使用信用卡刷卡或直接在美國的銀行提領現金也可以;以前上公車必須先買票,現在直接刷卡;以前得用現金袋寄送學費給在外學子,現在網路銀行一指搞定;以前賺了錢就儲蓄,現在則去投資股市理財。

我們的生活、社會早被金融化了。

看似更方便的金融生活,其實也徹底改變國際或社會關係,一不小心國家或個人就會陷入負債。借錢非常方便,缺錢中國就借給你,還不出來,就把斯里蘭卡的港口收歸自己所有;信用卡債務還不出來,討債公司、司法體系就會上門來,逼得你發瘋或出門流浪。

本書的第二篇就是圍繞著全球金融化下的社會議題討論,包含一帶一路、股票號子變遷、卡債剝削、債務造成的創傷,更甚者淪為街友無所依靠。我們可以看到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猖獗、衝擊,而台灣這個在地社會又如何回應、適應這樣的衝擊。

為何台灣薪水三十年不變?

宏仁老師的姨丈只有小學畢業,在 1970 年代先當學徒,接著跟朋友在愛河旁開起工廠做合板加工生意,賺了好幾棟房子;1980 年代的台灣,進入「台灣錢淹腳目」時代,大學畢業生起薪,從 1980 年的 8000 多元,到 1987 年翻了一倍,超過 1.6 萬元;1985 年的某個大學畢業同學說,他應徵了 13 個工作,13 家公司都錄取他。

從 1987 年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年,但大學畢業生的薪水還漲不到一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好的工作機會都消失了?黑手變頭家的流動路途是不是被堵住了?有人會去考證照,但這只是個人找尋出路的辦法而已,對集體低薪問題的解決有用嗎?還是必須回到勞工組工會才可能改變?但台灣的政經文化環境,非常不利工會組織跟集體行動,怎麼辦?是不是來讀一下《巷仔口社會學》可以比較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還是必須改變組織的奴隸管理文化?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提供許多流動的機會,因此,許多人認為努力就可以階級翻身,但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如馬克思說的:「絕大多數的人,除了自己的一張皮以外,沒有什麼可以出售了。」也只有當台灣勞工認清楚這個處境後,才可能團結來抵抗勞動力的徹底商品化,找出新的出路,這是本書第三篇所關心的主題。

資本主義不會忘記的,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掏你口袋的錢 

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每年生日的前一個月開始,就會收到各家廠商寄來的賀卡和給壽星的優惠,他們並不認識你,但比你的朋友、家人更在意這個日子,他們提醒你可以如何犒賞自己,提供各種折扣或商品,目的當然很清楚:要你口袋的錢。過去的時代,商人會提醒大家要過母親節、中秋節、聖誕節了,現在則又加碼宣傳古今中外的節日:七夕情人節、萬聖節,還要加上白色情人節,多多益善,甚至就直接宣傳購物節,這個厲害吧!商業性的消費活動,幾乎成了現代過節的必要項目。我們當然清楚消費社會的遊戲、背後的經濟邏輯,但事情可能比你想的還要複雜。在當代消費開始盛行電子支付,雖然帶來方便,但也暴露了個人隱私,除了國家治理的運作,同時也成為企業蒐集大數據的商機,消費者等於是一頭牛,同時被剝了兩層皮。

以上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個人式消費社會學版本,本書第四篇也介紹進化版的當代資本主義消費,包括許多年輕人期待看到偶像現場表演的跨年演唱會,或各級政府積極爭取舉辦的巨型活動,如花博、世大運、奧運。當然,消費者也不是一盤散沙,要如何不被個個擊破,建立主體性,本書諸多文章也有所討論。

只要我們能另類思考,就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期待的

有人說台灣人很愛貪小便宜,一旦有免費的來店禮或促銷活動,事先提早幾小時去排隊,甚至超過24小時都可以。但是台灣人也很有愛心,日本 311 大地震時,慷慨解囊,讓日本人銘感於心。有一次,我看到一條新聞,一群都市低收入者的屋舍被燒了,時值寒冬,某教會立即為他們募集物資,正當我準備聯絡教會運送物資時,工作人員就和我說已經夠了,這還不到 3 小時欸!這讓我對台灣人的善心捐助,有了第一手的體會,雖然因為手腳太慢,而有被打敗的感覺,卻也感受到了滿滿的溫暖。 

其實,上述行為再次證明了經濟學所預設,以自我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的理性經濟人不是人的唯一特質,如何強化從社會利益出發的社會經濟,超越由自由市場支配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也可以透過從社會整合的角度,建構社會經濟的想像而加以實踐。而當我們了解到經濟組織和行為不能脫離社會領域而獨立運作時,就得認可經濟行動也是社會行動。經濟社會學的知識也如經濟學的理論一樣,能夠積極地影響它所描述的對象,也就是說,提出從社會角度所建構的社會經濟圖像與想像,也可以成為驅動社會實踐的力量。這是本書第五篇的案例所要傳達的訊息。

 這本書的內容還有兩個特色:首先,幾乎所有的篇章都是針對台灣社會或與台灣社會相關的案例展開論述,對於關心台灣社會經濟的讀者而言,可以提供更多元的理解角度,從而思考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可能性。其次,各篇的內容已經是經濟社會學的 2.0 進化版,除了傳統的社會制度、社會鑲嵌、社會網絡概念,也加入 STS 理論的「社會技術組裝體」、展演性等概念。不過關於親密經濟或文化經濟等新近發展的論述,尚無相關文章,希望未來《巷仔口社會學》可以有更多此類的討論。 

另外,本書的各篇文章,除了書中「市場不只一種可能」、「借貸人生」、「好工作與壞工作」、「消費萬萬歲」、「真實烏托邦」這五個篇章的安排之外,還可以從不同的面向組織歸類,例如對於全球供應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將台灣黑狗兄、中小企業隱形冠軍、不同顏色的供應鏈、中國半導體產業升級策略,合起來一起看。性別的部分,則有台商投資的越南工廠的女工、對於柔性管理的討論,以及女性消費者的故事等,同時也可以搭配《巷仔口社會學》第二輯第七篇的「勞動、運動與性別」共讀。此外,《巷仔口社會學》第一輯第三部的「勞碌人生」也可以與本書內容共同參照。

目前台灣社會經濟,如果贏者拿走了全部,那麼我們還剩下什麼呢?波蘭尼說:「人類最終的認命,讓生命得以重生。不怨天尤人,接受社會現實,讓人類有無比的勇氣、力量來掃除所有可克服的不義與束縛。」本書的作者們,認清目前的個人與社會困境、限制,但是不怨天尤人,大家一起鼓起勇氣來,花費許多時間精力書寫,就是希望透過知識傳播來為台灣經濟社會提供解方,克服那些似乎不可能超越的障礙。我們要感謝本書的所有作者,即使外在政經、學術環境不是那麼優渥的條件下,為了貢獻、回饋台灣本土社會,他們違反經濟學的「自利動機」,完成了一篇篇的文章,這就是本書得以成書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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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家勞工政策以「救失業」為先

    五十年代台灣人口密度世界第二,當時台灣是農業時代,工業萌芽,人民失業率高,極待發展經濟,當時經濟部由李國鼎掌理,為謀求台灣經濟發展,首先推動「加工出口區」政策,引進「國外中小企業」,在高雄及台中設置「加工出口區」,增加台灣「就業」機會,同時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帶動台灣國內的工業發展,使「農業社會」逐漸進入「工業社會」,國民所得日益增加,接著,在新竹設置「科學園區」,促使高科技工廠進駐,帶動我國「工業發展」的先驅,增加「國民就業率」,加速工業發展。當時為促進經濟發展,密集制定「外國人投資條例」、「獎勵投資條例」等,使我國工業發展進入「亞洲四小龍」之首,則李國鼎、孫運璿部長等功不可沒!

    當時,中國地區人口稠密,工業落後,人民失業率高,亟待台灣企業家前往投資,因當時中國一般工資較低,且土地廠房較為便宜,因此,台灣許多企業家貪便宜一窩蜂往中國去投資,使得中國經濟日漸發展。而台灣方面因工資高,資方「轉投資」結果,日漸衰退,失業率增加,李登輝前總統指出「西進的危機」,不無道理!

    吾人知道,「勤能補拙」是淺顯的道理。論者有謂:窮困國家的人民,一定要比富裕國家的人民更努力,這樣才有趕上的一天。富裕國家的人民每周放多少天假,如果窮困國家也要完全比照或甚至放更多天的假,再加上天然物資不比別國多,人民又不比別國努力,除了向下沉淪外,實在看不出這種國家會有好結局。過去,台灣經濟碰到瓶頸,國民所得停滯不前,這時若還在為是否比照富裕國家的人民周休二日或二休而爭議,那台灣怎會有任何前途可言!

    吾人認為「休假」天數與「經濟情勢」連動,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若大家只在「個人」有沒有休假好處著眼,最後需為放一大堆「無薪假」或甚至「失業」而受苦,後悔莫及!

    當初《勞基法》修法為「降低工時」,原以兩周工作八十四小時,擬降低為八十小時,這種漸進式的修法,單純將原工作時間,每周減少二小時即可,至於這二小時究係「加班」或「休息」,由勞工自行選擇,其他部分並無多大爭議,容留「勞資」自行協商,政府不必多加干涉。在政策上,政府如著重「加薪」,則企業界對「現職人員」多照顧而為「加薪」,則對「退職人員」必定減少退職金,固不待言!

    回顧過去「一例一休」立法前,時代力量和國民黨均主張「兩例」,事實上「兩例」太過激進,吾人不認為當今的法治社會有條件可以承受得起這種巨大改變,惟有些在野黨競相「討好勞工」,主張「兩例」,顯係不負責任,事實上,在「一例一休」通過後,竟然出現很多勞工抱怨薪水減少狀況,他們不怕過勞,卻希望能在例休加班,增加收入,以濟家用。

    當初修法落實「周休二天」,同時檢討國定假日,後來決定拿掉七天,並將二二八列為國定假日,煞費苦心,但勞團反訴求「還我七天假」,事實上,「還我七天假」不可行,勞團不無得寸進尺之嫌!其實,問題癥結在徹底落實「周休二日」如何做到,交由勞資協商,協商不成,再找政府解決。

    因此,對於「工時」的實質縮短及「勞動條件」的具體改善且為勞、雇雙方皆能接受的範圍內,應係未來「一例一休」再修法的彈性作法,以免虛耗下去!

    總之,國家勞工政策,應以「救失業」為先。至於休假天數的問題,應容留經濟轉好,福利增加時,才予探討,否則,「失業率」增加,則「無薪假」盛行,談何「休假天數」,對此,不可不深思熟慮,希朝野慎思為盼!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20191206/TCRHSMQK57VFKHOJGP46VLPX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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