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真正放鬆遊戲？反思台灣遊戲場改革的親子友善目的

鄭珮宸／臺大社會學系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做媽媽、做公民─雙北遊戲場改革的媽媽民主〉，獲台灣社會學會 2019 年碩士論文獎、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論文指導教授為陳東升老師。作者感謝論文受訪者以及每一位為這篇文章提供意見的人。

 

最近幾年，全台有許多公園兒童遊戲場相繼翻修，從原本千篇一律的模組遊具，轉向提倡共融或具有地方特色的設計：新的遊戲場增設了更多樣的設施設計與鋪面材料並且考量周遭社區特質。這可說是台灣遊戲場的改革運動。本文從三個提問，追問從親子友善的角度如何思考這波遊戲場改革？三個提問包括脈絡化、細緻化和反思：為什麼之前的遊戲場會千篇一律呢？支持參與的媽媽們如何理解？社會轉變對兒童遊戲場的期待反映了什麼？透過這三個提問，本文總結在反省親子友善如何達成，並指出這波遊戲場改革的支持者，期待透過增加親子的參與，建立對媽媽和兒童更友善的空間。

脈絡背景：罐頭遊戲場怎麼來？

台灣都市公園中經常可見小塊空間，鋪著黑色軟墊、擺一組遊樂設施。這種塑膠製、組合式、標準化，而且每單位組件僅單一遊戲功能的遊樂設施，被稱為「罐頭遊具」。而當這種標準化的遊具被大量生產並擺放於各地，又稱為遊戲場麥當勞化。批評者認為這種重複無聊的遊戲地景，欠缺親子友善環境的敏感度。但罐頭遊具是怎麼發展出來又被台灣公共建設接納的呢？

這與美國遊戲場的發展有緊密的關係。Carla Pascoe 指出美國遊戲場在 1960 年代以後逐漸麥當勞化，主要動力是經濟發展與司法體系，包括福特式的生產、訴訟文化與消費者安全倡議等因素的共同形塑 [1]。戰後美國商業生產轉型，四間工廠壟斷遊具生產並追求利潤最大化，以生產線量產、配合郵寄的商品型錄。1970 年代隨訴訟文化普及，廠商為迴避訴訟，更積極追求安全的設計，限制使用的材料與鋪面，並繼英國、澳洲等國標準化安全規範，1981 年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局也出版公共遊戲安全手冊，要求廠商生產符合特定標準，討論如何限制兒童在公共空間中遊戲（Pascoe 2017）。這點影響台灣尤深。因國家安全標準（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簡稱 CNS）為求檢驗精確，大量參考美國規格，來規範遊戲場的空間規劃、設備規格和場域鋪面，卻因而間接限制歐盟、澳洲、日本等國差異性高、設計多元的遊具進口。

CNS 原屬廠商自律，然因檢驗公司和消費者運動，演變為公部門的標準，落實在台灣的公園兒童遊戲場。1980 年代隨著遊戲場受傷事件受到報章重視，消費者運動更強勢介入公共遊戲場的安全檢驗議題。消保團體則將玩具和遊具納入兒童權利論述（孩子有安全遊戲的權利），並促成政府制定更全面且嚴格的法規。1992 年消基會抽檢 53 個台北市的公園與學校遊戲場，發現全部不合 CNS 要求，包括「地坪地板太硬、設施高度相對地板而言過高，再加上緩衝距離不夠，容易使兒童由攀爬梯跳下來，或由滑梯下滑時，碰撞地面而受傷」，另有施工品質不佳留下突起物、年久失修而「搖搖欲墜的鞦韆、以鐵絲固定的攀爬架」，在在「使兒童的快樂遊戲成為『危機四伏的冒險』」[2]，下方則常有流浪漢棲身 [3]。消基會強調應確立受傷責任歸屬、賠償事宜，建立有強制力的安全規範，才能確保兒童權益 [4]。在這些過程中，保障兒童權即為確保遊樂設施安全。2008 年立法院會議後，台北市政府著手檢驗各處遊戲場，主動拆除不合規範之遊具，置換為塑膠組合遊具。

在台灣，是由景觀工程業者與政府，共同促成台灣的罐頭遊具的普及。政府單位多以統一發包最低標的方式規畫整個公園；遊戲場僅是一項公共設施。建商則競價壓低成本，以低預算請遊具商處理。因此，在鋪好安全軟墊的基地上，放滿通過安全檢驗的組合式遊樂設施，政府眼中是完成一項服務兒童群體的公共工程設施，建商完成契約項目，廠商則聲明這是根據基地大小重新安排組裝、又符合安全檢驗的好玩遊戲場。

落成後的維護管理單位也支持這個安排。地方維管單位如區公所，基於「不做不錯」的想法，偏好採購邏輯單純的遊具。地方民意代表如里長常與維管者身分重疊，承擔每日維護工作，處理基地上受傷事件，因此要求簡單維護、耐受度高的設施。因此塑膠製、易得的組合遊具有利零件損耗時快速替換，高安全的設計降低使用者受傷進而對自己不滿（甚至提告）的風險。

換句話說，保證安全、容易取得的遊戲場，是各單位的最大公約數。建商與遊具業者、里長、政府規劃與維管單位，皆優先考量安全性。

有趣的是，以上金（經濟產業）與權（政府機關）力量，順理成章地共同形塑台灣公園遊戲場單一化的物理地景；但是照顧者（尤其媽媽）的想法卻缺席了。訴求高度安全的遊戲場也是家長與孩子需要的、想要的嗎？

細緻化看媽媽：安全還是冒險？

遊戲場議題夯起來，是一群提倡遊戲文化的媽媽所促成。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團體，是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簡稱特公盟），主要成員來自台北與新北，於 2015 年從一個臉書社團發酵並組成倡議團體，透過政治參與，提倡多樣化的兒童遊戲空間。他們媒合並轉化專業論述，包括兒童權、兒童發展與空間規劃等理論，說服雙北公部門接受並落實公民討論，並推行多元化遊具和參與式設計。

特公媽媽追求的是冒險、挑戰的遊戲場設計。遊樂設施應提供多種遊戲行為方式，讓兒童挑戰設施以發展肢體官能，並與其他人互動以磨練社交技巧。他們自許需積極陪伴兒童的遊戲，鼓勵孩子挑戰困難，過程中的成就感可培養自信心、面對困難的勇氣，並訓練自我能力評估。遊戲行為背後的兒童發展價值，與遊戲場的設計環環相扣；也因此特公盟呼籲各地媽媽「自己的公園自己救」，參與設計以利兒童擁有更好的設施、進而更全面地發展。

許多在地媽媽回應了，加入爭取特色公園的行列；但是在參與現場，他們的想法並非同質。對許多在地媽媽而言，遊戲場要安全且有趣。優先考量安全的理由是：照顧者需要喘息，若能放手讓孩子遊戲照顧者才能稍有休息。因此，許多人擔心滑速較快的溜滑梯、偏高的攀爬架，或者能丟撒的鬆散素材（如小礫石與沙）會引發危險的遊戲行為。這些充滿可能性的設計讓遊戲行為更難預測、規範，繼而增加媽媽看顧孩子的負擔；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已經很累了。

一位支持特公盟的議員曾公開說明：

「我自己是媽媽，小朋友現在八歲，二年級和三年級，所以要追求特色公園根本就是我們日常最重要的狀況。兩年前我⋯⋯囡仔自己帶，需要找地方消磨的的精力，這是重要的、家庭主婦的需求。⋯⋯如果這些媽媽能夠找到一個很棒的公園、就把小孩放生在那裏，我可以在旁邊滑一下手機，對我來講也是一種偷偷的休息…所以一個好的遊戲空間不只是對孩子的發展、我相信對大人、對家庭、對『家庭關係』[大音量]都好，所以這個完全不用有任何的再辯證」[5]

議員支持有趣的遊戲場設計，是基於降低母親的照顧壓力。同樣的邏輯也有里長支持，經常聽見的論點為：祖父母照顧小孫子很累人；若遊戲場單純又安全，祖父母在旁可下棋聊天；若變化多，要一直陪著孩子，就無法休息。換言之，有人期待設施開發兒童潛能，並允許自己參與孩子的遊戲；有人則希望遊具消耗兒童的精力，允許自己從無盡的照顧工作中略有喘息。

兩群人的共識在於，他們都支持遊戲場的公民參與，並支持特色多元的遊具設計。他們都希望遊戲場更有趣，也積極爭取政府經費、協助設計師解決操作細節，提供切身觀察作為設計資訊。而媒體也樂見開放參與的政策走向，支持遊戲場使用者發言，打開過去產業界與政治界的閉門決議。在親子友善的政見上，政策參與者更可放膽打勾。擴大民眾參與的新氣象，是相同願景的媽媽們共同爭取來的。但是，在參與兒童遊戲場改革後，不同需求的照顧者之間的不同路線，就反映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當代母職負擔。

反思遊戲場背後的媽媽爭論：密集母職與集體焦慮

做母親從來不是簡單的事情；但在當代社會做母親比起過去，又更難了。Hays（1990）[6] 用「密集母職」概述當代社會對母職日增的要求，期待媽媽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與心力，以求最大化兒童身心發展。在以兒童為生活中心的教養原則下，「科學母職」從醫療面，討論兒童發展與醫療科技如何影響媽媽的認知和行為，使媽媽小心翼翼地根據各種專家意見，來理解和實現兒童照顧 [7]。「管理母職」則討論職業婦女如何擴大援引各種資源，分包並管理兒童的生活細節 [8]。從準備懷孕、監控孕期、與胎兒互動、產後食物準備到教育安排，兒童生活的各層面都與其智性、生理與心理發展連結起來，使得作為主要照顧者的媽媽們承擔更多壓力與責任。

因此當代母親的照顧工作比過往更為綿密、也更消耗。例如哺乳，看似自然而然，實則涉及科學研究、社會對母親的期待，以及對女性身體控制。台灣政府積極提倡母乳，手冊中強調哺乳是生物自然，對母嬰發展皆意義重大。實際上母乳從不只是餵嬰兒生理母親所泌的乳汁，哺乳的時間點要能訓練嬰兒作息，要參考營養學的嬰兒發展研究，適時搭配穀類、蔬果泥等副食品。此外，母親須管控自身飲食與健康，工作中也須定時躲到廁所擠乳冰存。這些拆開看似簡單瑣碎，卻直接影響母親工作與自我生活。哺乳之餘我們能想像，更複雜的活動安排諸如托育機構選擇、補習班等等，所給母親的壓力。

社會對母職過於沉重的期待，加深媽媽彼此攻訐和育兒責任個人化。雖然兒童發展具不確定性，但是社會要求媽媽對兒童成就負責。《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李媽媽對王律師的自白，清楚表達母職的困境：「小孩子喜歡躲在自己房間，媽媽要管嗎？不是說要給孩子獨立自主成長的空間？⋯⋯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9]。從沒有人告訴媽媽，面對內向害羞的兒子怎麼做才正確；但每個人都在孩子犯法時義正詞嚴的批評她。紛紜又矛盾的專家指導，和社會咎責媽媽（Mother-blame）的文化 [10]，強化媽媽之間的教養比拼 [11]，並獨自面對孩子任何遲緩於科學預期的發展或社會規範不容的偏差行為。

回想遊戲場改革，也有兩群媽媽分持不同需求和觀點。從行動上，媽媽團結爭取特色遊戲場設計，看似一體地抵抗金權的壓力。但隨著參與制度建立，社群中浮現的爭執又回到個人的育兒價值優先比拼。當立場相左、矛盾升溫，參與和討論反而成為媽媽相互質疑、消耗熱忱的過程。例如在地社團中對教養觀點的爭執，有人主張積極陪伴與追求自家孩子的發展，是在培養自私競爭的人格，無法關懷社會並過度依賴隨時會盯著自己的母親；另一方則宣稱唯有怠職的父母自私地偷閒滑手機，錯失遊戲中教育兒童面對困境的契機，無法培養自信負責的孩子。爭論中誰也無法否證誰，卻讓參與討論的媽媽壓力倍增。

從這個角度來看，遊戲場改革非但沒有促進親子（至少母親）友善，反而開拓了新戰場。遊戲觀點成為正當論述的戰線，媽媽需要吸收各色知識武裝，去對抗各種圍繞著遊戲行為的質疑和壓力。

小結：參與遊戲場如何帶來媽媽友善？

媽媽參與遊戲場改革，過程中讓母職矛盾浮現。現在，不同聲音浮現、多元化的遊戲場開箱後，我們的育兒環境更友善了嗎？

答案是也不是。綜觀遊戲場中硬體設施的變化，是越來越友善了。但是每天在遊戲場上演的故事，卻令人懷疑。日前一段影片在圈上瘋傳，片中媽媽氣於其他家長阻止孩子將小石子從溜滑梯上滑下來的遊戲方式，攝影者和留言多半指責這位媽媽「放任小孩」、「不講規則」[12]。在此我們不深究立場，只問：如果你目睹這件事，你還能繼續開心地在這裡遊戲嗎？如果缺乏同理彼此教養方式的空間，即使遊戲場的設計能包容多元，親子們照樣被不友善的互動排除。

現在的兒童遊戲場設計尊重多元的遊戲文化，其實也在為親子互動和人群之間的相互理解鋪路。遊戲文化鼓勵不同親職想像的群體彼此對話，尋找共識的基礎作為遊戲場的規劃方向；而在親子參與的過程中，聆聽不同立場的媽媽公民，對遊戲場的期待、對遊戲的想像，和對照顧者的自許，進而在遊戲場議題上，彼此以更豐富的視野看待不同的照顧行為，才是培養尊重的遊戲文化的主要工程。例如一位媽媽曾聲明，最重視遊戲場的安全和自己短暫休息時光。然在參與活動後，慢慢理解積極陪伴、也穿插在親子互動中。這個契機起於在遊戲場中有事可做：觀察兒童遊戲行為、檢查遊具毀損狀態。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積極陪伴的優劣，理解也體諒不同陪伴方式的不易。

也唯有如此，遊戲場改革才能真正落實對親子友善。設計上包含多種可能，方能容納相左觀點的照顧者輕鬆走近；不去評比遊戲觀點的優劣，才能讓媽媽與孩子都充分享受戶外活動的時光。當親子都享受在遊戲場上消磨時光，這場改革才達成任務，好好地對待了照顧者和兒童。

或許這波改革，在政客眼中已是成熟甚至成功的政策；但從環境友善來看，目前僅止於參與的建制化。若要遊戲場成為人與人放鬆互動的空間，需要遊戲文化：物理上容納更多樣的使用群體，和互動上促進更多同理與支持。若無法達成，遊戲反而會成為下一個照顧工作的戰場。

 

 

[1] Pascoe, Carla. “A History of Playspaces.” How to Grow a Playspace. NY:Routledge, 2017. 31-38.

[2] 民生報，1992 年 04 月 04 日，第 15 版。

[3] 聯合晚報，1992 年 04 月 05 日，第 3 版。

[4] 聯合報，1992 年 04 月 04 日，第 5 版。

[5] 教育部罐頭遊具公聽會。時間：2018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13 時 00 分。地點：立法院紅樓 101 會議室。

[6] Hays, Sharo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例如 Apple, Rima D.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8.2 (1995): 161-178.

[8] Christopher 提出的概念直翻為「擴展母職」（Extensive mothering），筆者用「管理」想描述職業婦女無法親自照料、因此化身各種照料提供者的管理人。原文參考 Christopher, Karen. “Extensive mothering: Employed mothers’ constructions of the good mother.” Gender & Society 26.1 (2012): 73-96.

[9] 林君陽，〈第三輯：裂痕〉，於《我們與惡的距離》。臺灣：大慕影藝，2019。

[10] Singh, Ilina. “Doing their jobs: Mothering with Ritalin in a culture of mother-blam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9, no. 6 (2004): 1193-1205.

[11] 例如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的論述競爭，如何增加雙方的育兒壓力和罪咎感，可參考Johnston, Deirdre D., and Debra H. Swanson. “Moms hating mom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other war rhetoric.” Sex Roles 51.9-10 (2004): 497-509.

[12] 柯振中，2020，〈孩子從溜滑梯丟石頭挨罵！新北媽氣炸嗆人：他一個人丟？不然好兄弟丟的嗎〉。ETtoday 新聞雲，03 月01 日。收集日期：2020 年 03 月 10 日。影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videos/272412134437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