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恩／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2018 年 8 月 20 號，當時年僅 15 歲的瑞典少女童貝里（Greta Thunberg）隻身一人，拿著親手繪製「為氣候罷課」（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的標語，前往瑞典議會大樓外頭抗議，沒想到此舉竟然一舉打開了陳悶多年的氣候社會運動，受到童貝里感召，世紀各地的年輕人以 Fridays for the Future 為名，組織了氣候罷課大串連，希望透過學童的力量，敦促各國政治人物和企業積極採取行動，擔起對抗全球暖化的責任，在 2019 年 11 月 29 號，聯合國氣候峰會開幕的前三天，據估計全世界有超過 150 個國家，2000 多個城市，接近兩百萬人走上街頭，童貝里也因此聲名大噪，獲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這些發展，在在提醒世人，氣候變遷是現在進行式，採取行動刻不容緩。
相對於氣候變遷的急迫性、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社會學的研究和教學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相對起來腳步緩慢，在英語世界的主流頂尖期刊，幾乎沒有出現過氣候變遷為題的研究；而在教學現場，綜觀美國大學部社會學的教科書，多數都把環境議題放在課本最後章節，常又跟其他都市、發展議題一起談，真正談起氣候變遷的內容，大約就是一兩頁，且多著重在氣候變遷的科學背景，甚少提及氣候變遷的社會因素。
事實上，社會學之於氣候變遷大有用，氣候變遷不只是需要透過科技手段解決的環境問題，更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的想像，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看穿個人生活與社會脈絡的連結，更可以讓我們想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兩者如何互動，洞悉我們如何建構出一個對環境大肆破壞、不永續的社會結構，本文將從「我們對氣候變遷的理解」與「氣候變遷與社會不平等」兩個面向切入，談談社會學如何可以幫我們應對這個嚴峻挑戰。
我們如何理解氣候變遷？
社會學的視角提醒我們，看似中立的科學知識，也都是在某個社會脈絡下生產，這幾年環境社會學最精采、也最有貢獻的研究，便是點出美國大財團和保守派團體聯手販賣「懷疑」，透過資助偽科學研究、媒體採取「假平衡」報導、使用假新聞攻擊等等手段，將科學界已經有高度共識的全球暖化現象，描繪成充滿不確定性的辯論，藉以延緩抗暖化的行動。或是針對氣候科學家與社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轉移焦點到個人道德上，挑戰行動的正當性。以上來自化石燃料利益的反撲，讓氣候變遷從一個科學議題，變成一個政治極化的敵我識別證，在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間畫出了厚厚的同溫層，至今難解。台灣比較不受上述有組織有資源的懷疑論動員影響，但相關論述也常常經外電翻譯進入台灣，讀者在接收資訊時不可不察。
從微觀的層面看來，社會學研究也指出，對於氣候變遷的風險感知和科學知識，也會被個人的生命歷程和社會位階而形塑，有人常認為到環保是有錢人的專利，都是衣食足之後才會有餘裕關心，實證研究卻發現有所謂的「白男人效應」（White Male Effect），出身處較有權勢位置的行動者，因為擁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保護自己，傾向會低估環境問題帶來的風險。
而應對氣候變遷的態度也常常跟身分認同產生連結，舉例來說，石油公司的員工多數為男性，對抗暖化勢必需要挑戰既有的高碳體制，無可避免會可能損及到他們工作的意義，甚至是開採工作中的男子氣概，使他們而抗拒改變。在世界各地的礦業小鎮，當地居民也很容易產生對於煤或是天然氣的依賴認同，對能源轉型造成挑戰，而近來研究也指出，暖化懷疑論似乎有與各地極右排外勢力合流之勢，如中國暖化懷疑論者將氣候變遷視為美帝陰謀，而川普將退出巴黎協議說成對抗「世界主義」，都提醒我們知識和身分認同的關聯，社會學的洞見告訴我們，要溝通科學知識，還得回到行動者的世界裡來理解。
此外，一些人對於抗暖化的消極態度也可以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來理解，美國 Kari Norgaard 教授使用參與觀察與訪談在挪威北國小鎮做研究，儘管當地備受暖化影響，居民卻多消極以對，她發現一些情緒常常左右了社群面對環境變遷的態度，例如對於生活失去確定性的「恐懼」，或面對巨大又難解的暖化大問題，產生深厚的「無助感」，甚至是你我都是造成暖化元凶的「罪惡感」，這些負面情緒可以激起社群的自我防衛機制，進而讓大家不願正面面對問題，以下這個諷刺漫畫即點出，大部分的人可能沒興趣看「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而想看「讓人放心的謊言」（A Reassuring Lie）。這些社會心理機制當然不只是西方國家獨有，你我乃至於整體台灣社會在面對暖化之時，也許也會被這些情緒所影響。
氣候變遷源於社會不平等，也加劇社會不平等
除了氣候變遷的知識面外，社會學也對於氣候變遷的由誰而起、後果由誰來承擔多有著墨。近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常以「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角度理解氣候變遷，首先，我們可以從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的面向來理解不平等，大多數的溫室氣體，僅僅是地球上少數的發達國家，少數的有錢人排放。例如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約百分之五，溫室氣體的貢獻卻約有百分之二十，又如下圖所示，全世界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口，貢獻了將近全世界一半的碳排放，而世界上所得在後半段的人口，全部加起來也不過貢獻將近百分之十，節能減碳的責任歸屬，很明顯地集中在高所得國家，同樣是一噸碳，對於歐美國家，乃至於台灣，可能只是讓生活更加享受，對於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排碳卻是擺脫貧窮的基本條件。
氣候變遷不僅僅成因來自不平等，其後果也會對加劇現有的國際不平等，研究指出，貧窮國家貢獻最少的碳排放，卻須承受相對更嚴重的傷害，首先，這些國家能夠用以自保的資源較少，不像高所得國家可以用錢解決問題，二來。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危害常常都找上最脆弱的社區，如極端氣候讓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造成打擊，又如海平面上升會吞沒太平洋島國，會讓低地的孟加拉失去大片土地，甚至富裕如美國，在阿拉斯加偏遠的原住民社區已經有了需要多次遷村的氣候難民。儘管在國際談判中，如何「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已經是重要國際議程，也已經有相關機制轉移資金與技術，但是整體說來還是緩不濟急，窮國依然受害最深。
還有一種氣候正義議題，源自於國際間的權力不平等，現有在《聯合氣候框架公約》的體制下，雖說每個國家都有公平參與的權利（台灣除外），但是實質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天差地遠，歐美大國能夠派出上百人的專業談判團隊，隨時掌握最新動態隨機應變，反觀發展中國家，人少錢少，作者多年前博士時期參加氣候峰會，只能負擔價格最低廉的旅館，結果同住的盡是第三世界如斯里蘭卡、迦納等國的團員，而這些代表團連參與談判的背景知識都相對缺乏，常常還需要歐美學界派人充當智囊協助，更別說歐美大企業、學校、大型環保團體也能夠藉由參與周邊會議施加壓力，許多以「氣候正義」為本的政策，也因此困難重重。
總之，氣候變遷難解的根本原因來自於國際社會的不平等，環境社會學家也用「生態債務」（Ecological Debt）來描述核心國家超限使用了全人類共有的資源，也有「生態不平等交換」（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的概念來理論化富裕國家對於低所得國家的剝削關係，由此角度觀之，對抗氣候變遷不只是科技解答、不只是政策立法、更是全人類共同需要追求的氣候正義。
社會的行動方案
最後，社會學的想像也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減碳實踐，會開始思考超脫「個人選擇」的行動方案，我們也許可以稍微不糾結每次出門要不要騎腳踏車減碳，需不要需把塑膠盒放進回收桶，或是洗澡洗快一點可以省點水，燈開暗一點省電，個人行為當然好，這無庸置疑，但是真正更有效的改變來自系統的轉型，與其想腳踏車，我們可以把心力轉移到友善單車環境；與其想塑膠回收，我們需要關心從包材減塑，最好是連需要回收的材質都不用；洗澡再快或是隨手關燈當然不能造成社會改變，我們可以開始研究用量遠超過個人的工業用水用電。
而一個人的遠遠不夠，這也是為何很多人會隨著童貝里的腳步走上街頭，高汙染不永續的結構，需要眾人之力來撼動。今年 2020 是氣候與環境政策關鍵年，台灣預計提出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021-2025），主管機關環保署正傳出擬修訂溫管法的消息，需要減多少碳，用什麼方法，碳稅還是碳交易，如何有效溝通，納入公民參與，以上種種，社會學的視角大有用，應對氣候變遷，社會學不能夠缺席。
參考書目
有關美國社會學教科書如何描述氣候變遷，請參考作者與 UC-Santa Cruz 的 Andrew Szasz 教授發表在 Teaching Sociology 的文章 ”Now Is the Time to Add More Sociology of Climate Change to Our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Courses”
有關社會學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可參考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剛發表的新文章 ”Sociology and the Climate Crisis” 和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以及美國社會學會在 2015 年出版的學術專書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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