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南方：行動作為倫理

趙恩潔／中山大學社會系

註：本文為《南方的社會，學》（下） 導論，上冊導論請點此閱讀

在社會學眾多且永遠可再翻案的系譜中，韋伯的那句「社會學……是一種詮釋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之意義的科學」[1]，無疑是最鏗鏘有力的話語之一。一個行為，是因為有了主觀意義的賦予，才變成了行動。若推到極致，意義，以及行動，並沒有終極的對錯可言，因其跟著個人信念、地位團體的價值與當下歷史脈絡的遞嬗，而隨之變遷。因而，對韋伯來說，研究社會行動的實證科學，也就是社會學，在實質上有別於法理學或倫理學等知識領域。因為，後者永遠念茲在茲地奔往最終可以剝絲抽繭、萃取出那真正「確實」或「有效」的辯證；而前者，卻視複數的意義本身為終極的價值，無須再汲汲外求。

追求意義的理解，使得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更有餘裕，以嫻熟「價值中立」技術，退一步客觀審視那些，以「常態」與「正常法律」的標準而言，各種看似混亂、極端與離經叛道的事情。正是由於對複數、多重且彼此歧異的意義之重視，使得社會學可能南方。（無須否認，許多學科，包含自然科學，它們內建的「北方」過於強大，因此在一百年之內，很可能是「南方」不了的。）

但是，這種中立技術，卻從來都無法阻止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進入學術之中。不論是否跟隨韋伯所提倡的取徑，即客觀地接近各種主觀意義的傳統，社會學，如同其他學科（也包含自然學科），從不曾完全脫離經濟理性、發展主義、民主自由、生命政治、國族利益，與權利語言等思想，以及為了這些思想而部署的行動。這些政治思想均有其各自設想的共同體，以及與實現該理想相應的倫理。在此，倫理──最簡化而言，也就是在乎是非對錯的反身性邏輯──在許許多多的社會行動中，都有其痕跡。易言之，不論當倫理與行動是肉眼即可辨別的手背手心，或是要天涯海角才能領會為一體，即便是看似最遠離政治意義的人類行為，都可能不只是「沒有對錯」的意義載體，而是更深刻地蘊含著是非判斷的倫理抉擇。

 

行動與倫理的親密性

如果我們甘願從「價值中立」的舒適圈毅然進入「行動作為倫理」的狂風暴雨，那麼舒茨（Alfred Schütz）的想法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我們所需的體力補給。大部分繼承了韋伯，舒茨卻比韋伯更深刻地注意到，並非所有的個人經驗都具有等價的意義動能。行動及與其相關的社會意識，經常在不同世代，承受不同社會力量與自我反思的介入；行動可能被遺忘，或被揀選為足以重構自我認同的要素。換言之，並非所有活過的經驗，都自動地對於自我認同的構成具有貢獻。一些體驗，往往是在反思的過程中，包含於最刻骨銘心的傷痕與最微不足道的回想，才獲得了更深刻的意義。如同舒茨在《社會世界的現象學》所揭示，[2]人的意識、對他人的理解與反身性，足以構成一種另類的自我（the alter ego），或說分裂的自我[3]；而分裂的自我，貫穿了所有活過的經驗。是而，人們不只因社會脈絡與歷史情境而改變行動，也不只透過自身所處的地位團體所賦予的特殊價值而從過去獲得行為的指引；事實上，人們也會因為一個多重分裂的自我，朝向一個值得等待的未來，而調整當下的行動。甚至，請容我們這麼說：是因為分裂的自我的存在，使得走向未來的行動成為可能。行動因而不只由歷史的多重因果決定，更蘊含著自我的未來性。（而你，我們親愛的讀者，在已知條件中，當閱讀是一件如此私密而個人的事，我們對你分裂的自我的殷切期盼，就在理論的選擇中呼之欲出。）

一旦我們進入了「行動作為倫理」的狂風暴雨，韋伯以降所奠定的「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4]或說「客觀的主觀論」，即使繼續作為社會科學重要的基石，卻開始在每個時代顯得不足。這一方面是由於倫理的抉擇，不論多麼幽微，往往早已無聲地烙印在社會行動與文化意義的靈魂之中；但另一方面，或許更為關鍵地，是在設想當代手足與後代子孫的未來性當中，行動將開始感受其倫理的效應。從相對客觀的抽象理想型，到面對面真實生命的主觀經驗，我們穿梭在各種尺度與深度之間，摸索自我與共同體的邊界。這是何以舒茨的社會科學哲學後來變成一種經典的追尋自由意志、抵抗社會決定論的路徑，因為它對於未來有一種凝視，一種關於注意的盼望。

當然，這個過程，大有可能驚濤駭浪。因為分裂的自我、手足之愛以及對未來的盼望，我們每一個人同時是複數的「欲望的社群」（the desiring community），也是複數的「欲望的主體」，更是她們之間的天人交戰。於是，當我們足夠地了解到，單一的價值觀與道德勸說無法窮盡任何個人或團體、膚淺的文化相對論不可能帶來拯救，直線思考的控訴論述亦可能無法擄獲更多人心之時，我們試圖以「南方的南方」為行動的依據，主動地選擇「她者亦是共同體」的倫理（詳見上冊導論）。

在這樣的倫理指引下，南方的南方必須與差異同在並積極追求異中求異，同時又肩負串連、合作以抵抗壓迫的任務。這種捍衛的精神到了下冊更加突顯。我們將發現自己從台灣奮游到馬來亞、中緬泰邊境、印度、越南、南美洲，乃至全球。我們將見證更多少數族裔、經濟弱勢者及世界公民們的奮鬥，最終再回到台灣南部，等待每一次的再出發。這一趟南向的全球旅行，我們將穿梭於一對相輔相成的倫理洋流，並按照非單一線性史觀前進。

首先承載我們的倫理洋流，是出歐美記。為了「她者亦是共同體」，並捍衛南方的南方，我們必須停止以歐美為美好事物中心的習慣，不再將其視為進步中心輻射的原點。為了尋找南方的南方，我們肯認來自南方基層社會與抗爭者的串連行動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因為串連的社會信任才使得任何高空的意識型態或美好理想的築實成為可能。與出歐美記同等重要的，是南方經濟。這是「行動作為倫理」最寬廣也最永續的層面，即經濟作為一種倫理行動的抉擇，或說道德經濟作為一種南方經濟。此時，經濟不再是一種普同的經濟人預設延伸的結果，不是「經濟至上」的發展論述，而是各種物質與意義的碰撞、交換與彼此照護的承諾。在此，我們順著兩股互相交織的南方經濟暖流：一是南方渴望經濟民主，包含經濟活動所依賴的社會信任、基礎的社會安全保障，以及知識的共享；二是經濟始終來自於環境，因此我們必須回顧南方已付出過多環境成本的歷史，並撥亂反正。

以下且讓我們依序說明。

出歐美記

或許，再沒有比此時此刻更適合上演一場出歐美記了。

出歐美記這個概念對於台灣與世界，雙雙而言都是重要的。今日，在台灣，以白人歐美中心思維來看待世界仍是一種稀鬆平常的模式。在過去，我們或許能以東方主義處理這樣的現象；只是，東方主義在某部分強調的是西方建構再現他者的能力及其後果，而南方的南方取徑所爭取的，是奪回發聲與行動的權利。因此，我們必得不厭其煩地再次提問：為何我們尊稱來自北方與西方的人為「外國人」，但來自南方的勞工則只配稱為「外勞」？我們的世界新聞習於按照好萊塢電影腳本播放，在裡頭，先進的北方國度製造研發拯救，而落後的南方專門製造天災人禍。這些具有強烈本質主義傾向的再現，很大部分來自於好萊塢冷戰時期以來的情報片。但這樣的娛樂往往在地緣政治中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因而，好萊塢將美國塑造成全球的英雄，將每個時代的美國敵人塑造成壞人，不論他們的形象是非洲獨裁者、蘇俄共產黨，或是「狂野的」阿拉伯人，以及後來的穆斯林「恐怖分子」；這些南方惡棍被北方強權偏差地透過看似無害的電影娛樂與新聞報導，再現成為心狠手辣的野蠻人，而英雄終究會勝利、克服難關，並解救全世界。好萊塢電影的想像讓我們一直生活在未來，直到虛構發生為止。

為了成功地出歐美，我們必須探索北方意識型態、跨國制度與物質污染的無所不在。蔡宏政〈「南方」的多重意涵〉，清楚地說明南方的根源來自殖民歷史、資源掠奪及國際遊戲規則的設定。對此的反抗，促成南方國家必須走出不同於歐美與蘇聯之路的想法，尤其在一九七○年代末期，邊陲國家開始逐漸陷入不得翻身的債務結構，持續受到國際多邊組織的主導之後。吳品賢的〈印度與中國煤工的抗議或沉默〉，以及彭保羅與殷志偉的〈台塑去越南「打鐵」？〉，也分別從東亞、東南亞與南亞的實例，闡述南方在自身的內部進行環境殖民（如中國的貴州），以及對外輸出污染的行徑（如台灣對越南）。

意識型態甚至可能深埋於看似最純的文學之中。王梅香〈攫取意識和靈魂的無聲戰爭〉一文，犀利地揭露了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在冷戰時期如何透過「純文學」包裝自身，在馬來亞進行中文文學的寫作訓練。從這個角度看來，出歐美記拒絕預設北方或南方的同質，而是強調橫跨南北方的異質連結，以及更多的異質南方。

南北方的異質連結也清楚地現身於〈攫取意識和靈魂的無聲戰爭〉一文中。馬來亞的文化冷戰表面上是搞中文文學，其實是搞全球政治；奇妙的是，不論右翼左翼，宣傳手法均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文學作為一種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也在馬華文學與馬英文學裡巧妙地出現。前者，包含了〈在那南方的國度〉中張錦忠所提到的方言造字，其創造過程呈現出在流動異質的東南亞，無法被輕易定義的華人性。由此，我們得以去本質化「馬華」，甚至更進一步質疑「華人性」的定義。而馬英文學從描繪馬來風情，演變到摻雜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的多語文集，再到不同年代的戰爭創傷書寫，也表現出熊婷惠在〈來自南方的記憶書寫〉中所論證的，馬英文學本質上其實是世界文學，而非僅僅是地方文學。透過英語作為共享因而能提供的互為透明性中，人們可試圖淡化原先對彼此受難的無知。英語因此並非永恆本質性的、屬於某種北方的語言，而是南方串連的工具。

上述種種關於文學的實踐，都指向創作本身是一種倫理行動，而非與政治權力毫無關聯的「純文化活動」。不論是馬華文學或馬英文學，一種更認同馬來亞與馬來語言文化的南方同盟都隱隱浮現，超越了左右翼的區別。更寬廣而言，這些分析顯示了並非先有倫理，才有行動；相反地，在文學的創造與意識型態的宣傳中，是來自南方的基層日常倫理與南北串連的行動，才使得冷戰成為現實。

南北方的異質連結之外，南方內部的合作仍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如印度礦工的經歷所呈現。透過在印度與中國的兩個煤礦村抗爭與不抗爭的研究，吳品賢解釋何以印度賈坎德邦的政治環境較能幫助社會成員獲得論述資源與倡議自由，而在中國貴州則因言論自由的箝制，幾乎毫無這種日常倫理實踐的空間可言。換言之，「行動作為倫理」，必須有深厚的政治現實，作為其基礎條件。

南方同盟，並不排除南北同盟，只是更看重南方主導的合作。比如，在越南的台塑受災戶抗爭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未必只有特殊政治條件能促成環境正義的抗爭運動；即使是來自南方的環境正義的追求，也可能促成新的政治聯盟，在南北都獲得盟友。彭保羅與殷志偉的〈台塑去越南「打鐵」？〉就描述了台塑越鋼的海洋污染事件，如何由越南中部漁民和在地天主教教會神父主導，串連台灣、越南、加拿大、美國、法國等地的移工、運動者、學者和律師，形塑了新類型跨國倡議網絡。這與過去許多跨國公領域的環境運動均由北方菁英支配的情況，非常不同，可說是出歐美記的典範。

 

南方經濟

選擇離開歐美中心是倫理行動的一個門檻，之後還有漫漫長路，其終極目標是為了獲致一種不同意義的經濟。稍早我們提到，當經濟是一種倫理行動的抉擇時，經濟不再是一種普同的經濟人預設延伸的結果，而是各種物質與意義的碰撞、交換，與彼此照護的承諾。這樣的經濟依賴基礎的社會安全保障、跨族之間的社會信任、知識的共享，與共同體的存活。

在〈穿越冷戰國境〉一文中，張雯勤挖掘了一個缺乏新冷戰史耕耘的邊區—雲南、緬北至泰北，這個廣闊的險阻之境。在此，泰緬邊境的雲南人為了生存，「非法走私」不但不構成正當性問題，反而證成了「行動作為倫理」是一種居於邊境的必要生存法則。

潘美玲則是在〈流亡印度賣毛衣〉描述了藏人在沒有資本的狀況下，長期由印度毛衣製造商賒帳從事毛衣貿易，其所依賴的，並非自己族群的金融資源，而是印度的銀行或民間信貸。由於信用良好，藏人與印度商之間培養出這種賒帳的默契，換作同為印度人，反而會心生畏懼與防備而不可能給予賒帳的特權。換言之，在「賒帳後必定還錢」與「甘願被賒帳」之間，經濟行動的倫理建基在一種特殊的社會信任上；而且，這不是一般的族裔經濟，是一般的族裔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跨族群經濟。這同時是一種南方同盟，也是一種南方經濟。

從印度喀拉拉邦到巴西愉港及阿根廷內屋肯省，萬毓澤的〈爭取另一個世界〉爬梳了經濟民主的理論脈絡與實踐現場。原來，「自我管理」不是新自由主義專美於前的思想，亦為追求民主與平等的經濟左派所擁護。只是，兩者所蘊含的「自我管理」內涵以及對於社會的願景，存在著天壤之別。其中，社群的價值、財富的分配、社群自治等等，是區別的重要關鍵。「經濟民主化」作為運動的目標，即是在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底下，走出不同道路的「南方經濟」。

陳舜伶的〈「自由」的百科全書〉帶領我們來到了世界公民的範疇。維基百科始於二○○一年，起初受到傳統媒體與百科出版社的質疑與批評，沒想到短短數年之內打趴了各大知名傳統百科，使傳統百科全書近乎成為再無存在必要的物種。為了讓人人可編輯，首先要有協作軟體的技術，另一個要點是法律技術，也就是使所有潛在作者的著作權都能透過「自由授權」，或自由軟體式的授權方式釋出。在維基百科上無償地提供知識條目本身就是一種充滿倫理的實作，而編輯與討論的歷程除了提供編寫者與讀者反思知識系統的階層問題，也是日常媒體識讀的練習。如此去資本主義化、減低南北差異，知識上的重要倫理活動，可說是一種知識共享的南方典範。（即使我們曉得，數位落差仍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楊靜利〈注定破產的未來？〉提出年金制度具體的改革方向，指出軍公教退撫新制儘管飽受批評，卻可維持三十年無破產之虞。為求永續，除了漸進式退休、高齡工作的設置，最重要的即是清楚區分「基礎年金」與「職業年金」（後者應以過往功績給付多寡而異），以改善當前因「制度不同」所導致的千萬勞工及八十萬軍公教之間的階級對立。以社會安全網作為延續台灣共同體的基礎來看，年金改革是一種倫理的行動（因其對共同體有直接維繫命脈的關係），亦是一種行動的倫理（因若不採取變革，將無以為繼）。

最後，邱花妹〈環境正義．南方觀點〉一文，直搗人類生存最根本問題：呼吸該如何平權？在本書上下冊繞了地球一圈後，這篇文章再次將我們拉回了台灣南部。尤其高雄，長期不成比例地承受工業污染後果的環境怨恨，以及化悲憤為力量的社運力量；一個遍體鱗傷卻始終能不斷孵育民主的南方之都。在多年來提倡「乾淨空氣為基本人權」的人眼裡，高雄人一直是台灣的二等公民。但公民不是塑膠做的，工業區之鄰近社區與市民，從未放棄追求環境正義。為了抵抗長期形同虛設的《空污法》第八條增修總量管制條文，一群中小學教師、律師、家庭主婦、退休人士與學生，加入地球公民的空污小組，研究空污問題、上街連署，並接著在地方與中央進行政治遊說。這些南方的公民積極地觀察天空顏色、記錄異味、撰寫空污日誌。在南方公民捍衛社區環境的同時，對地方的社區認同與文化歸屬感，也相輔相成，構成環境正義行動的重要驅力。

 

我們就是她者

在本書的終章〈環境正義．南方觀點〉一文，邱花妹鏗鏘有力地論道：

 

在市民權運動的基礎上，有色人種環境運動挑戰環境污染與種族歧視；白人工人階級社區的抗爭通常定位為市民／工人的反毒運動；而原住民的環境正義運動則同時也是對抗殖民、族群與文化滅絕的運動（Pellow & Brulle 2005）。此外，承擔最多家人與下一代照顧責任的母親，則常在各類草根運動中站上最前線（Krauss 2003）。

 

當我們將眾人與萬物的尊嚴都視為主體相連的社群，在各類草根運動中站上最前線的「母親」，將不再只是生理意義上的母親，而是所有潛在的、不分性別的、在乎她者與環境的照顧者。「母親」意象作為最草根性的她者，並非要我們將其扁平化，而是讓我們記得「南方的南方」的追尋：不怕抉擇，勇於行動。對於同一時代的手足同胞，尤其對於後代的心之所繫，我們想要的從來不只是分析，更是承諾。

這套書，就是一種南方的承諾。南方社會學的存在，並不只是南方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與上冊「她者亦是共同體」隔紙呼應，我們希望這套書呈現，也承諾，一種跨越國境、超越意識型態、族群、階級、性別、語言與生態種種差異之間的連結，承諾著足以照亮我們反思對待人類「她者」與自然「她者」的方式，尤其在我們尚未學會視自然她者如己出，且視己如出的能力。直到那日到來之前，我們要積極地揭露北方如何無所不在地影響著我們，穿越世代，直至今日；我們要支解北方的意識型態以及它們各種無害的文化化身，徹查無數的北方將污染成本轉嫁於南方的蹤跡；我們也必須持續在南方的邊緣社群匯集所有南方公民與南方母親的智慧與力量，以投身於異議政治之中，以更有意識的行動作為我們的倫理。

寫給未來的，我們的繼承者。

願南方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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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er, Max.1978. “The Nature of Social Action.” W.G. Runciman ed. E. Mattehws.trans.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Schutz, Alfred.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3] 見舒茨後期才出版的手稿輯《生活形式與意義結構》（Life Forms and Meaning Structure）。參見Routledge 2013版本。

[4] 雖然，我們知道，韋伯深知任何人類，包含學者，不可能完全自外於價值立場；況且，他顯然非常在乎學術作為一種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