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手父親》：一個社會階層研究的思考

謝嘉心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本文改寫自碩士論文《「做師傅就好」：港都黑手師傅的生命、工作與社會流動》（2014），同年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佳作獎及田野工作獎、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碩士論文優秀獎。經過改寫後於2021年出版成書《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

《我的黑手父親》一書中，描繪了以我父親為中心的一家三代，歷經了由臺南到臺東、由臺東到高雄的遷徙，並且在社會流動上，隔代呈現了由農轉工、由工轉白領的兩次流動歷程。在本書中除了描繪了拖車產業的技術與樣態之外，也透過書中的人物經歷描繪了臺灣從50年代至今的社會變遷史。在書中，我專注描繪父親的工作與故事，將理論與學術討論的痕跡盡量抹平。因此在本文中，我想試著從「師徒制」、「社會流動」、「對好工作的想像」三個概念為線索，將本書內容與社會階層研究進行對話。

師徒制

高雄市坐擁深水港口，得天獨厚的條件讓它成為政府規劃的以鋼鐵與石化產業為兩大支柱的重工業重鎮。這座城市以製造業為重，其就業人口佔比雖仍低於服務業，但製造業產值卻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一。拖車產業在這個背景下成為這座城市產業的一環，擔任起原料商品、貨櫃機具南來北往的重要角色。這樣一座城市搭上了臺灣製造業蓬勃發展的時代，當然吸引了許多人到此尋找全新的發展機會，這之中就包含了來自農村的青年與少年。他們早早結束自己的基礎教育、離鄉背井投身進入二級產業，就為了學得一個能養活自己一輩子與未來一家人的技術。

師徒制在臺灣從農業進入工業的時代，是將一級產業人口轉化為二級產業人口的重要轉輒器。早期臺灣工業化尚不普遍、標準化流程教育也發展未成熟時，農村青少年們多以這種方式加入製造業，由老闆提供食宿、技術教育，而青少年們則僅領少量零用錢，協助老闆從雜役開始的見習工作，慢慢習得未來用以養家活口的工作技術。

而拖車，也就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大型連結車，原型其實是農村間載運農作物的鐵牛車，在林崇熙一系列關於鐵牛車脈絡性技術的研究中可以知道，鐵牛車是臺灣農村社會為了適應使用者需求而土生土長演化來的。雖然鐵牛車的改裝技術因為交通安全等考量，成為臺灣充滿活力卻遊走違法邊緣的「噤聲的技術」，但其實，拼裝車的製造技術在大型載具需求增加、外國曳引車頭開始引進臺灣之後，默默地在拖車製造產業中被傳承、轉生。以「西工」為技術脈絡的拖車產業，在日治時期留下的鐵工師傅傳承下融合臺灣土生土長的拼裝車技術，成為以「師徒制」傳承技術。其製造流程至今都沒有被標準化，是高度依賴師傅手工與經驗的「默會知識」（Polanyi 2004；楊弘任 2007）的製造業。

拖車產業因為工廠結構較為扁平，從業者不僅分工不太精細，同為拖車製造者的工人間也只有學徒、半桶師與師傅三種階層。因應不同從業者需求，也發展出多元的就業模式，我的研究中大致整理出個人計件制、固定計件制、小包商、流動式、月薪制等幾種。每位師傅的個性喜好會影響他心目中理想的從業模式。只要是累積了一定經驗技術的師傅就能有較多元的選擇。

學徒時期強化技術、半桶師時期累積實作經驗，拖車業的從業者並不是能獲得「師傅」稱號就好了。師傅們漫長的生涯當中必須適應新的工具、新的法規制度、必須增加自己會製造的車種、必須更快更好的完成工作已累積在業界的知名度與聲望。透過師徒制與長期工作經驗累積的製造技術、人脈及客源，能成為師傅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資產，這些資產能成為希望師傅們更進一步流動的利基。

社會流動

科層扁平的拖車產業，當你做到能被產業中所有人都認同為獨當一面的師傅時，就有機會面臨「成為頭家」的選項。拖車產業的「師傅」雖然有多種就業型態，但還是不脫接案、完成工作、領取薪資的模式，在傳統的社會階層分工上算勞動階級。

但從師傅變成頭家，無疑是一次社會階級的流動。想要成為頭家的師傅，一定要先找到能蓋工廠的空地、廠房、機具、客源以及能協助完成工作的其他師傅。成為頭家後的拖車師傅，當然也可以選擇小規模保養廠型態的運作模式，繼續待在工作現場，與少量托車師傅一起完成客戶的委託。又或者，可以選擇擴大規模，申請正式的製造許可，聘用較多位的師傅一起研究開發新的產品，搶佔拖車製造的市場。無論哪一種模式，此時師傅就成為「頭家」，成為擁有有形資產的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了。

直到今天，成為頭家、自僱者或者資產階級，都還是眾多技術擁有者的最終目標，儘管與過去製造業代工廠林立的產業環境有點不同，我們依然可以看見林立的甜點咖啡店、美容美髮、美甲美睫，或者瑜伽健身教室等。也許擁有的資產規模，比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想像的小了很多，但他們除了有技術之外，有屬於自己的空間、有生產所需的工作，有時也會有一兩位需要支付薪資的員工，他們都是在自己工作生涯中嘗試階級流動、向上翻身的「頭家」。

謝國雄與李哲宇的研究，都分別從臺灣製造業中小企業林立與臺灣摩托車修車廠遍佈的現象，看到了二級產業從業者對於獨立開業、成為頭家的想望。雖然故事到了李哲宇的2008年，就變得殘酷多了，擁有一技之長，好不容易投資了一筆生產工具，也會因為經營與客源等現實問題，不一定能成功翻身為頭家，但直到今天，成為頭家也依然是臺灣社會階層流動時較為主流的想望。但我在這群港都拖車黑手師傅們的身上，但見了一個不一樣的故事。

「做師傅就好」

事實上，在產業中的行動者，並不會真的如階層研究所呈現的趨勢一樣鐵板一塊。就以我在拖車產業中所觀察到案例來談：從業者是否要成為頭家，是列舉了各種利弊條件、結合自己擅長與不擅長的工作領域，進行一連串分析後才決定的。因此當有些師傅決定拼一把翻身的機會的同時，有些師傅則是告訴我他們並不想成為頭家。

我在自己的研究（2014）中試著探究拖車師傅不想成為頭家，或者「做師傅就好」的原因，並歸納出兩個：與頭家間的關係、以及自我認同感的來源。

首先先談與頭家間的關係，在拖車產業中，因為工作現場科層扁平化的關係，導致在工作現場師傅與頭家的關係更不同於一般的僱傭關係，以頭家們的說法來呈現，就是鬥跤手（tàu-kha-tshiú）。這個詞有著地位平等、互相幫忙，甚至有點義氣相挺的意思。沒有頭家師傅沒有案件來源，而沒有師傅，頭家也沒辦法達到客戶的要求。組織越是扁平的工廠，或者師傅出身的頭家，與師傅之間大致都有互相鬥跤手的共識。實際在工作現場，師傅們也曾經因為價格談不攏或者與頭家處事風格不合，而選擇以罷工或乾脆離開工廠的手段來進行抗議、展示自己的底線，下次頭家要再找這位師傅合作時，就必須了解師傅的底線何在、盡量避開。

雖然師傅是受薪階級，但因為他們才是在拖車生產的過程當中，真正掌握生產關鍵技術的人，所以拖車師傅們與頭家的關係並不是一味處於被動狀態的。也因此出現第二個師傅不想成為頭家的可能理由：自我認同。

臺灣已有許多優秀的研究告訴我們，一位擁有技術的師傅，能從工作的哪些關鍵要素中找到自我認同感。楊弘任找到技術作為關鍵，侯念祖在此之外又提出了人際網絡。技術與累積下來的人脈聲望作為資產，師傅們在行業中就有了可以跟頭家據理力爭、議價的立場，再加上傳統的拖車場頭家都有較高的鬥跤手的共識，他們在工作中有高度自主性，與師傅有「互相」的空間，讓他們在拖車產業的工作環境中感到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被壓迫，對等的關係更容易讓師傅們獲得成就感，並成為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自我認同感來源。

我筆下的拖車師傅們，在與長期離開工作現場的頭家、以及幾乎都坐在辦公室裡的製圖工程師的互動之中，可以感受到自己長期累積的技術在這個產業的重要性，這些因為對比而產生的自信，讓他們「認同」在拖車產業中做為「師傅」的自己，也成為降低師傅成為頭家的動機的原因，認為自己「做師傅就好」。

而這個在工作現場中展現的自我認同感，卻無法延續到師傅自己家庭場域當中，回到自家的屋簷下，師傅們對工作的自豪、自我認同，卻似乎蕩然無存。

「不讀書，長大就跟我一樣做黑手」

「做師傅就好」意味者師傅們自己選擇讓階級停在「工人」、「黑手」的勞工階級。這群大多來自農村的師傅們為自己選擇了社會階級意義上不再向上流動的道路。他們在工作現場充滿自信且為自己的技術感到驕傲，甚至會貶低那些不真正踏足工作現場的頭家或文職人員。但是回家屋簷下，面對自己的孩子時，他們卻是用截然不同的態度來向子女展示自己的工作。

在我真正了解父親的工作內容之前，我對父親工作的認識來自兩句話：「不好好讀書長大就跟爸爸一樣做工」、「不讀書，以後就跟我一樣做黑手」。當我回首自己的成長背景，這兩句話就像是咒語一樣刻在我身體裡，它們促使我接受讀書考試上大學讀研究所的道路，並對此毫不懷疑，直到我求學生涯的尾聲，才注意到這兩句話從家人、從父親口中說出來是多麽矛盾：在工作現場對自己的技術展現出高度自豪感、用自己的拖車技術養活一家人的父親，在子女面前竟然不惜將自己的工作作為負面教材，也要試圖讓子女以自己為誡，努力追求文憑、走上更進一步的社會流動之路。

是什麼理由讓他們不惜貶抑自己的工作也要讓子女走向不同的道路呢？我的答案是對「好工作」的想像。

什麼是「好工作」？

一般臺灣社會學研究在討論社會階層時，通常是以工業革命以來，用財富與職業內容來進行分類的階級制度。以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勞工階級與農民階級來進行劃分，所謂的「階級向上流動」，則是由農到工、由工到中產、再向上到資產階級的流動次序。一個社會的產業發展，也通常是依循農業到工業、工業到以白領為主的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社會，這樣的發展次序，相當大幅度的影響人民對於「好工作」的想像。

我父親這一輩的拖車師傅，正好完整過渡了臺灣社會從農業社會轉進工業社會，又從工業社會走向第三級產業、高科技產業為主的社會變遷過程。他們的好工作想像一方面是對比於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受到主流社會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影響。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整天曬太陽、沒有冷氣、工作完全身都是油污，因此，以這樣的工作形象為對比，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就是冷氣房、打電腦拿筆、收入穩定、福利好的工作，如醫師、老師、律師、公務員。毫無疑問，這些工作都是必須靠學歷取得，因此師傅們才會這麼希望子女走上追求學歷的道路。

但在這裡，一個矛盾就產生了。師傅們在工作現場貶低只會吹冷氣的文職人員，但回到家裡卻反而貶低自己，這個技術與文憑之間的認同矛盾，其實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師傅們心中的「工作的意義」。事實上，師傅們或許不將工作視為實現自我價值的手段，而是單純的餬口工具，我將之稱為「餬口心態」。

這點從師傅們對自己孩子在勞動力市場失去競爭力時的應對方式，可以觀察到端倪：當他們的孩子（大部分是兒子）遇到不知道從事什麼工作，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時，只要孩子們願意，師傅們通常會讓孩子們一起來從事拖車製造產業。這顯示了就算再怎麼自我貶抑，他們依然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只要肯學肯做，是能獲得比一般勞動工作更好的收入，還少了過去拜師學藝時必須面對的磨合，是個很好的選擇。

由此可知，師傅們並不是真的認為自己的工作不好，也不是真的認為技術比不上文憑，他們只是認為大環境下，追求文憑可以讓孩子們找到更好的餬口手段，所以才會在家庭教育中為孩子選擇走向文憑的道路。

在階級中的個體

我們在討論社會流動時，容易忽視行動個體間的差異，將階層視為鐵板一塊，也很容易過度單向的看待人們進行階級流動時的行為。我父親雖然在代內不再追求第二次社會流動，轉而向我與弟弟追求隔代流動，但他對向上流動的想像，似乎不是取得更好的社經地位、財富資源，而是只希望子女將來能從事較為輕鬆的「好工作」。而這也讓我重新思考所謂的「向上流動」是在哪方面「向上」了呢？以我父親三代的流動內容來看，確實完整呈現了由農到工、由工到中產的階級流動方向，但是，我試圖討論的是，這樣流動實際上呈現了我家的什麼呢？

論資產的累積，白領階級的我所賺到的錢可能不會比勞工階級的我的父親多。論慣習的變化，已經成為勞工階級的我的父親，在他工作生命當中依然喜愛農務工作，正積改造他的快樂農場成為他的第二個家，幾乎回歸農民身份。拖車保養廠的頭家生活水準可能跟拖車師傅差不多，但他們處於不同階級，而美甲店的老闆與臺積電的老闆生活慣習一定大不相同，但他們同樣被稱為資產階級。我透過我們一家三代的故事，看到了一個大時代的社會變遷史，但社會流動或許可以解釋在我們一家三代人身上發生的某些變化，但我同時試圖反思以工作內容為基準的傳統的社會階級分類是否已經開始越來越難應用在現代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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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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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念祖，1999，《以工匠為師：對鹿港小木工匠的經驗考察》。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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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心，2021，《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臺北：游擊。

Marx, Karl, 1988，《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 Polanyi, Michael, 2004，《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澤民譯）。臺北：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