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昉／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時間2月5日一早，在網路上聽聞Michael Burawoy車禍離世的噩耗，震驚之餘，在一天之內收到許多學界友人的訊息；同時，在社群網站上，也看到許多老同學的貼文，懷念這位對我們、乃至當代社會學界影響深遠的老師。這些悼文來自世界各地，貼文者的背景也涵蓋了社會學界的各種不同領域，甚至超出學術界的範圍。究其原因，除了Michael本人長期投入國際社會學界的各項事務而全球奔走，以及他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外，我想這也與他在理論家、田野研究者、社會行動者這三個領域裡留下的典範有關。
台灣社會學界對於Michael Burawoy的學術成就並不陌生，尤其是他建立的勞動過程理論，至今仍是定義勞動研究領域的典範之作。同時，他在民族誌研究方法中提出的「延伸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ECM），在質性研究學者試圖主張自己所研究的個案有何意義時，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再如他近20年來倡議的公共社會學，更向學院中懷抱介入社會熱情的學者們，提供了有力的行動綱領。這些事情，難道還需要贅述嗎？然而，在一位典型在夙昔的學者離世之際，又有什麼比談談這些事情，更能敬表紀念之意的呢？
我們還是從一些最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開始吧。
壟斷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
Michael Burawoy出生於1947年的英國，在劍橋數學系獲得學士學位以後，在尚比亞研究當地銅礦產業的種族政治，並取得尚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其後赴美在芝加哥大學修讀社會學博士。在寫作博士論文之際，他進入芝加哥郊區的零件廠工作，最後的成果發表成至今仍膾炙人口的《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要理解這本書對當代勞動過程研究的意義，必須從兩條軸線來探討：一方面，美國社會學界對於製造業勞動過程的理解，在當時仍以更趨向結構功能論的工業社會學典範為圭臬。學者從工作環境、工作誘因、工作滿足的角度，探問「如何能讓工人努力工作」，其背後的預設是：工人出於種種理由，難以「理解」努力工作是好的、對他們自己有利，因此需要透過更「合理」的制度設計，動員他們積極工作。對此，Burawoy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指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是剝削性的，由此翻轉了主流工業社會學習以為常的提問：如果工人如馬克思所言，越努力工作就越被剝削、越被異化，那麼他們為何「仍然努力工作」？
這樣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取徑，對今天的社會系學生來說似乎並不讓人意外──要了解勞動，不從馬克思出發，還能從哪裡出發？然而，回到當代社會學的歷史源流來看，這樣的理所當然卻實屬後見之明。事實上，馬克思「加入」三大家之列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事，晚於涂爾幹與韋伯。在Burawoy寫作《製造甘願》的時空背景下，他的研究絕非承襲學院內公認妥適的理論視角，而更像是推動典範轉移的革命行為。
另一方面，在當時主流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各自有其獨特視角的背景下，對於勞動過程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亦自有其卓然的成果。在Burawoy進行田野調查的同一時期內，Harry Braverman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主義》（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接合馬克思「勞動作為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命題、以及資本主義萃取剩餘價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論證「構想與執行分離」是勞動控制的核心。對此，Burawoy在《製造甘願》之中則引入同樣從「哲學的馬克思」出發的葛蘭西與阿圖塞，強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經驗，如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效果」，掩飾了生產關係中的衝突。由此，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過程研究，形成了今天大家常見的Marx—Braverman—Burawoy軸線，以及隱隱由Braverman及Burawoy分別代表的、勞動控制中的「強迫與同意」這組對立卻共存的概念。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在建構當代勞動過程理論典範的過程中，Burawoy完整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脈絡，並讓其在主流社會學界生根立基，如今已然成為社會學界普遍接受的理論典範。在這個意義上，相對於將馬克思的旨趣融入主流社會學的衝突論取徑，乃至眾多「馬克思取徑的社會學家」（Marxian Sociologists）們，Burawoy的「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者」（Sociological Marxist）身份可謂旗幟鮮明，不甘於融入主流、持續對當代的社會學知識提出反思與挑戰。
田野中的理論，與關於田野的理論
工人在生產線上的經驗，到底是以「強迫」還是「同意」為主呢？在Burawoy與Braverman的爭辯中，一個很難不聯想到的問題是：誰對工人的經驗比較有發言權？在此，相對於Braverman對於泰勒主義（Taylorism）勞動控制的文本分析，Burawoy在芝加哥零件廠之中實地參與生產線勞動的經驗，似乎讓他獲得了更多的注目。
然而，以個案為基礎的民族誌研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正當性，絕非一種「我有去做田野所以我比較對」的素樸信念。今日人們在勞動研究的場域中，習於以實地參與勞動過程為尚，正如同前文說的「研究勞動當然要從馬克思談起」一樣，是一種在Burawoy推動典範轉移後的後見之明。在Burawoy的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們仍然傾向以巨觀、結構化的視角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因此，以微觀的個案研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化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能夠根據單一的個案，對整體社會作出分析？
這樣的「巨觀—微觀」的關係，一方面，在當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討論中，可以與量化思維下的「代表性問題」相互對照；在理論議題上，則可與「結構—能動性」的辯證相印證。而Burawoy對這個問題的答辯，最後總結於他對於民族誌研究的方法論──「延伸個案法」。要言之，這個研究方法在操作上的特點是：首先，研究者會「帶著理論的眼鏡」進入田野；接著，在經驗上幾乎必然地，研究者會在田野中發現不符合理論的現象，由此可以將該個案建構為一個異例（anomaly）。再接著，研究者會將這個異例理論化，進而對先前帶入田野中的經典理論發出挑戰，最終重構理論。在這樣的研究方法之中，巨觀的社會現象先被前代研究者轉化為理論，而當下的研究者再以自身的田野調查「強迫」理論與經驗現象在微觀層面上對話，一面透過理論理解個案的一部份，另一面又透過個案中難以為理論所解釋的部份重新修正理論。
換言之，理論中介了巨觀與微觀之間的關係。與量化研究透過抽樣理論解決代表性問題不同，延伸個案法並不強調以系統性的方法，評估所選取的個案與其它個案間的橫向代表性，訴求以個體類推整體的能力；相反地，個體的價值正在於其與「宣稱描述整體的理論」之間的縱向差異。這樣另闢蹊徑的方法論觀點，對於今天的小樣本質性研究者仍然是重要的啟發。
除了小樣本的代表性問題以外，另一個民族誌研究者經常面對的問題是：研究者怎麼知道自己「真的」能夠同理研究對象？這樣的問題，還可以有更具體而尖銳的問法──當研究者對現象的理解與研究對象牴觸，那麼應該批判研究對象、將之視為無知，還是接受研究對象的觀點？若是研究對象的觀點不重要，那為什麼要做田野？若是研究對象的觀點一定對，那自詡為「與常識斷裂」的社會學，又將如何自處？在此，延伸個案法也提出了富有啟發性的答案：在延伸個案法的觀點下，理論呈現的是巨觀下的片面真實，而個人的看法呈現的是微觀生活中的片面真實。而田野研究者的任務，是將兩種片面真實的扞格處問題化，尋找中層的社會機制，進而透過對中層機制的理解，一方面完善巨觀的理論、一方面挑戰個人經驗的侷限。
換句話說，在同時承認巨觀理論宣稱、與微觀個人經驗的真實性之後，研究者以自己建立的中層分析為陣地，對兩者的片面性做出建設性的批判。回到《製造甘願》的例子──資本主義剝削工人，這是巨觀理論視角下片面的真實，其侷限在於無視於工人的主觀經驗，假定剝削的機制是「強迫」；工人不覺得自己被剝削、甚至在趕工之中獲得自我實現，這是微觀社會生活中片面的真實，其侷限在於工人的主動性掩蓋了剝削的理論事實。而透過對「趕工遊戲」的經濟效果、政治效果及意識型態效果的分析，Burawoy解釋了「何以真實的剝削與工人真實的志願性順服在壟斷資本主義下並存」。
而研究者之所以能夠在理論與經驗的對話之中，做出辯證性的仲裁，其正當性則來自於其「既是理論家、又是參與者」的雙重身份。既然身兼雙重身份，又承認理論與經驗片面的真實性，田野研究者則能夠既以參與者的身份對理論提出批判，又以理論家的身份對田野中的經驗進行詮釋。理論與經驗現象之間的張力，於是內化為田野工作者反身性的自我詰問。而把這樣的詰問外化為對理論與經驗的雙重批判，正是延伸個案法所追求的學術貢獻。
從田野中的行動，與社會中的行動
強調反身性的方法論，似乎不可避免地，會引導著研究者更進一步地對田野調查過程中與研究對象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反思。讓我們想像一個遵循著Burawoy教導、進入田野中進行參與觀察研究的研究者：這個研究者有其理論上的旨趣，並由此選擇了自己要研究的現象與進行調查的場域。在進入田野之後，卻發現自己亟欲融入的研究對象們，看待事情的方式似乎與理論的分析有極大的衝突。秉持著延伸個案法的精神，這個研究者對理論與研究對象所認定的「常識」進行了雙向的批判，其成果即為延伸個案法追求的學術貢獻──這個方法論立場，我們已經充分理解了。但是，讓我們再假想一個情況：在這位研究者身處田野之中、研究還沒結束時，他的研究對象跟他聊天，然後問他說「你這個社會學家如何看待我們的處境？」──這時候，這位研究者應該怎樣回答？
延伸個案法追求的既然是對理論與常識提出雙向的批判，就難免會得到一個與研究對象的常識衝突的答案。如果坦白地與研究對象分享自己的觀點，這個答案難保不會與研究對象發生衝突。研究對象長期生活在那個社會情境中、「理當」可以自居該社會情境的「專家」，他們為什麼要接受研究者的說法？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真的說服了研究對象，那這位研究者在學院中的同事、甚至未來發表研究成果時的審查人，會怎樣看待這件事？這算是一種對田野的「干預」嗎？
讓我們先從後一個問題開始思考：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前提的研究法，原本就不會迴避對研究對象表達自己的理論觀點。在整個二十世紀之中，從葛蘭西對「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期待，到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左翼知識分子未曾自居「牆壁上的蒼蠅」（a fly on the wall），以蒐羅想像中的「客觀」真相為務。從馬克思、盧卡奇、葛蘭西乃至整體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立場一直清晰無比。因此，對於「研究者是否能干預研究對象的想法」，Burawoy的答案可能會是：我們正是要干預！
再回到第一個問題。田野中的研究對象，會接受研究者的看法嗎？對於這個問題，延伸個案法的答案可能是：研究者在參與觀察的田野中，也是研究對象的一份子。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交流，一面受到自己理論觀點的影響，一面也是基於自身在田野中的經驗。只要研究者真誠地面對田野中經驗的本貌，辯證地中介理論與經驗的斷裂，那麼其研究發現將會至少部分地呼應研究對象的感受、並且能夠提供新的啟發。延伸個案法的田野研究者，原本就拒絕扮演一個來自外部的「專家」，照本宣科地搬弄理論教條、宣稱自己代表了客觀的真實。因此，在田野中與研究對象的觀點交流，本身就是真誠與謙卑的理論與經驗的對話。
現在，如果我們把這個想像中的田野場景放大一些──事實上，放大到整體社會的層次──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學者這個社會角色，應該在社會裡做些什麼？不意外地，Burawoy對此的答案是：社會學家應該秉持批判的立場，對公眾發聲，勇於介入價值的論辯。誠然，這正是Burawoy「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的立場。
現代的學者，沿襲了韋伯的「價值中立」觀念，經常自詡為客觀分析社會現象的專家。在韋伯的理論中，學者在現代專業化的科學訓練之中，接受了每個學科各自的價值預設（presupposition），並遵循著這個價值預設進行社會分析。學術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二：在學院的內部，是為了追求知識；在學院之外，面對社會時，則是在社會已意追求特定價值時，提供基於因果分析而來的政策建議。在Burawoy的公共社會學理論框架中，這兩者分別稱為「專業社會學」（professional sociology）及「政策社會學」（policy sociology）。然而，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發展，社會學家一面反思自己的價值預設，一面批判社會上習以為常的現狀，又在學院內發展出了「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Burawoy認為，社會學發展至此，已經從單一的專業社會學想像，在「學院內／外」、「遵循／批判既有預設」兩條軸線上，開產出更加全面的路徑。在這個2×2的類型學表格上，今天的社會學家應該重新思考一種「在學院外挑戰既有預設」的學術實踐，亦即他所提出的「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這樣的框架，將學院內對專業社會學的反思推展到學院外，又在學院外結合了政策社會學的現實旨趣，與之相互補足。究其根本而言，則進一步實現了Burawoy將學者視為社會的一部份，將理論轉化為行動的立場。
理論、田野與行動，以及法國麵包那些事
說起Burawoy與他深刻、浪漫並多采多姿的社會學生涯，多數人想到的，大約正是他的勞動過程理論、延伸個案法，以及公共社會學三大主張。本文描繪了這些學術貢獻的梗概，固然是在其離世之際，做出一次臨別的回顧；然而，將他這三項貢獻並陳，更是為了掌握三者之間的連續感──從單一研究領域內的理論貢獻、田野工作的方法論探究，到鼓勵同世代、乃至下一世代的學者集體向社會發聲，Burawoy的社會學生涯呈現出了一個同心圓的結構，但其基調始終是相通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重塑了勞動過程研究領域的典範、反身性的理論與經驗辯證建立了社會學的民族誌視角，同時行動中的社會學把價值立場帶入社會。
當我們綜觀他的思想圖景，以下幾個主要的元素始終維持著辯證的張力：研究者、社會學理論、社會，及社會中的個人。個人是社會形塑的，而研究者可以透過理論思考，揭露這種形塑過程中的意識形態效果；反過來說，透過分析研究對象經驗的社會性，可以反過來重塑理論，推進知識的進展。而當理論立場與社會「常識」碰撞，社會學家則可由此與社會對話，推動社會變革。Michael Burawoy的社會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praxis）的社會學：正視科學研究本就是一種發生在社會之中的社會行動，受到理論視角的引導、介入社會的同時在行動中推新理論。這樣的社會學拒絕停留在學院內部，以理論視角俯視社會；然而，它也從未放棄理論的價值，並且相信理論的推新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樣的取徑，在學院內不斷挑釁常規、但不斷建立典範；在學院外， 則一面質疑社會習以為常的預設、一面為了社會而奮鬥。終其一生，Michael Burawoy對學院和社會同時提出懇切的挑戰，最終獲得了學院和社會的尊敬。
對學生而言，他則是一位振奮人心、同時促狹頑皮的長者。當你憑自己的思考說出一個有趣的推論，他會興奮地跳上跳下，告訴你一個《馬克思恩格斯讀本》的頁碼，原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已經談過。當你從遙遠國度的田野帶回一個新的現象，他會說起來自地球另一端的另一個研究，問你覺得這兩個案例有何異同。他似乎總是饒富興味地在打量你，聆聽你的田野故事，時不時抬頭皺眉看向天花板，好像在腦海中描繪你的研究應該長成什麼樣子。他不吝於告訴你他認為你的研究應該如何發展，等待你跟他辯論，最後在對話中找到新的方向。在每一次的對話裡，他是你的師長，也是你的論敵。你最終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但同時似乎又潛移默化地學會了他的學術立場。
許多年過去了，你仍然不太確定這種潛移默化是來自他的學術洞見，還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或許，這兩者終究不可化約為互斥的兩種要素。看似不相干的兩件事，或許背後也存在著對立而統一的辯證關係。
許多年來，Michael的學生總是在他家一起集體討論各自的研究。每次聚會，每位同學要分享自己寫的進度，然後在Michael掛著馬蒂斯和夏卡爾作品的公寓裡吃法國麵包、喝IPA和白蘭地，接受同學的批評、苦思自己論文的出路。在聚會之後，每個人又要再寫一篇回應文章，說明自己接下來要如何修改。一次我在寫完回應以後問他，之所以要有寫作、批評、回應這三個步驟，難道也是一種正反合的辯證邏輯？他回道：「這世上的一切都是辯證的，法國麵包也是」。
法國麵包如何能辨證，我始終不得其解。但是想想，對於資本主義是什麼、田野是什麼、社會學家是什麼，他已經給過了我們太多的答案。就讓法國麵包這件事，當成自己學術人生裡的一個永恆的未解之謎吧。
巷仔口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