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與熱──懷念Michale Burawoy教授（下篇）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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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馬克思傳承的關懷、洞識與精進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傳承在Burawoy學術研究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

馬克思傳承有著不同的意涵。對Burawoy而言，馬克思傳承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未來、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的浮現。廣義來說，他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即資本主義不是歷史的終點。他也承襲了馬克思主義對另類社會的憧憬，如擺脫資本主義的驅力與壓力，眾人可以集體決定誰、如何、何時生產與生產什麼。這個可能性與可欲性是馬克思研究的出發點，馬克思研究透過這個可能性來詮釋現在與過去（p. xiii）。

狹義來說，他借用馬克思傳承的工具，從批評馬克思出發，目的是為了回到馬克思的核心興趣：勞動過程，在這裡資本主義佔用直接生產者的無酬勞動。

因此，Burawoy認為他所做的不是修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一個馬克思研究（a Marxist study），是將工業社會學的發現整合與納入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中，並批判與精進這個架構，因為：「欠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危險，正如所謂的馬克思『科學』的可恥一樣」（p. xvii）。

「批判與精進馬克思架構」讓他關注當代的各種變遷，以及馬克思傳承的可能回應。傳承與時代感緊密連結。

沿著「將工業社會學的發現整合與納入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中」路徑，他發展出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

五、從馬克思傳承到社會學

（一）「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如前所述，馬克思傳承對Burawoy而言，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未來、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的浮現。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情節中，資本主義有內在的矛盾，衝突不斷深化，定期發生危機，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由於階級結構兩極化，階級衝突逐漸劇烈。最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提升，但受到生產關係的限制，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自然具備（Burawoy 2003: 213）。但是1990年代實存的共產主義社會（蘇聯、東歐）的瓦解猶如青天霹靂，劇情倒過來發展：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馬克思傳承要如何面對猶如「九命怪貓」的資本主義？Burawoy（2003）轉而向社會學汲取養分。

對他而言，社會學的發展史就是與馬克思及其傳承的辯證對話。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古典社會學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回應，當時社會主義在歐洲是一個有力而且可行的方案，馬克思主義是盤旋在古典社會學大家腦中的精靈，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對象，建構出了自己的理論架構。二次戰後，世界二分為共產與資本主義陣營，社會學成為自由陣營的代言者，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抗，美國社會學主導，壓制了馬克思主義。1960年代晚期、1970年代，社會運動興起，強調共識、均衡與和諧的社會學步入危機，美國社會學引入了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借鏡馬克思主義，如經濟社會學處理工作的轉型與惡化，政治社會學處理資本主義中的國家的性質，階層研究處理不平等與階級，文化社會學聚焦在意識形態宰制，以及大理論（Bourdieu、Foucault、Habermas），都有馬克思主義的要素。

但到了1990年代，面對共產主義瓦解、全球市場主義的興起、社會運動的式微等危機，馬克思傳承轉向社會學借鏡，試圖引入「社會」的解放力量（pp. 196-197）。

Burawoy借鏡的是Gramsci與Polanyi，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凸顯「社會」之力量──二人其實都不是社會學家，但願他們是！他們二人與歷史力量搏鬥，激發出了不同的「社會」觀。與歷史力量的搏鬥總是和理論的進展不可分（p. 201）。這結合了存在感與基本議題。

Burawoy（2003）認為，Gramsci看到1919至1920年Turin工人佔據工廠、領導城市，但最終失敗。他也看到了Fascism的興起，並見證了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醞釀出了政黨、工會、媒體、志願性團體等所佔據的制度性空間，可稱之為「市民社會」。他發現市民社會協調了勞方與資方的利益，藉以馴化革命，深化了資本主義式的民主（p. 211）。這是資本主義經營霸權，爭取工人甘願的所在。Gramsci一心一意思考工人階級要如何取得霸權，但卻看到了資本主義霸權的威力（p. 202-203）。

Polanyi則接觸了Red Vienna的「地方自治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實際參與英國工人的成人教育（Burawoy 2003: 204）。Fascism、一次大戰、二次大戰，讓他想理解孰以致之（p. 204），而美國的新政讓他一瞥新的可能。他看到了一個自我保護的社會，這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因為市場擴張所帶來的反應，如工會、合作社、推動限制工時的工廠運動、爭取政治權利的Chartism、雛形的政黨等。嚴格來講，Polanyi談的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自我調節的市場無限制的擴張，將土地、勞動力與貨幣等本不應該變成商品的人類生活，實質轉變成可買賣的商品，危及社會，引發社會的自我保護。

如此援引的「社會」有下面的特徵。首先，「社會」是一個相抗衡的觀念，也就是一個有清晰對手：相對於國家與經濟的市民社會（Gramsci），或者相對於自我調節市場的主動社會（Polanyi）。其次，具體的內容是工會、志願性組織、教會、尚未執政的政黨、生產合作社等，將這些力量統合起來，並以「社會」命名。第三，這個「社會」既可以維繫與穩定資本主義，也可以提供超越資本主義的基地。

他將「社會」定位為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一來可以解釋眼前發生的重大現象，如後共產主義的發展、後殖民主義的發展、認同政治、跨國主義等，二來讓馬克思主義持續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的力道，並且指引資本主義之外的出路。前者是認知上的使命，後者是實踐上的任務，二者都是立基在既有的馬克思傳統之上，試圖讓馬克思主義日新又新，具有時代意涵，而這是透過重返學科的核心概念「社會」為之。

要言之，這個「社會」的觀念被定位在馬克思傳統之中，納入當代發展的實況，並且為馬克思傳統所用，用來解決歷史的謎題以及面對未來的轉型。

值得留意的是，他將這樣的嘗試稱之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而不是馬克思社會學（Marxist sociology） 主體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一個形容詞，二者結合，形成了一個別出一格的馬克思主義。

無論如何，「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嫁接了社會學與馬克思傳承，馬克思主義因此獲得滋養。然而，我要指出的是：社會學也發現了自家的無盡藏。

社會學有無盡藏？

（二）從社會學（sociology）到「社會之學」（socio-logy）：「社會」之大用

Gramsci的市民社會和Polanyi 對抗自我調節的市場、保護自身的主動社會，是Burawoy的「社會」的原型，是一個具有能動的公共領域，由在地的實驗與新的制度形式（如真實烏托邦）所構成（Burawoy 2003: 251）。市場、國家、市民社會是其整體的「社會觀」。是否還有其他不同的社會觀呢？

就以Polanyi 來說，除了「自我調節市場─自我保護的社會」的社會觀之外，他也呈現了「互惠、再分配、市場交易」三種資源分配的機制，以及鑲嵌這些機制的社會組織。再者，除了勞動力的商品化之外，他也將土地與貨幣的商品化納入考量，這是另一種含括了人類勞動力、土地與貨幣三種實質的社會，一個含括了更多面向的「社會」。

此外，我們聯想到了Burawoy所沒有援引的社會學家的「社會」。一個社會的集體表徵，指的是日常使用的概念與各種範疇（如時間、空間、分類、數字、因果等）（Durkheim 1965[1915]: 484, 488），也可稱之為集體心態（collective mentality）。Durkheim的集體表徵固然與社會連帶有關，但也可以讓我們瞭解霸權的形成、運作，與其可能的鬆動。Touraine（1988）的「社會對自身的做工」（Society works on itself，如社會運動），透露了另類的對抗性霸權浮現的契機，而從「社會性」（the social）之歷史的角度來看，環繞在「社會」這個概念所搭建起來的論述與實踐，成為不同的個人、社群、與制度用來建立自己的認同與組織自己（如階級）的手段（Royce 1995），透露出「以社會之名」的霸權爭奪戰。

這不是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科學分支的「社會學」（sociology），而是「社會之學」（socio-logy），一種探究社會運作邏輯（socio-logics，體現在「田野理路」）（謝國雄 2023），或者社會生活特有的、不可化約的一個層面（如「存在感」）（謝國雄 2013、2023）。這是一種有關「社會」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探究，是「社會學」之所以深刻的基底，也是社會學大師之所以是大師的一個成因。

社會學自身有這麼多Burawoy沒有提到的無盡藏，那麼，是否可以有別於他的方式來豐富馬克思傳承，進而有能力因應有如「九命怪貓」的資本主義？

大師的言教，構成了厚實的肩膀，讓後來者可以登高望遠。然而隨著大師肩膀而來的是大師的陰影，籠罩後人的陰影不時會「打擊士氣」，讓人生起「不如歸去」之念。Burawoy之於我，正是如此。馬克思之於Burawoy，是否也是如此？但最終他站上了大師的肩膀，不僅走出了陰影，也讓大師的遺產有了回應時代挑戰的新意，既彰顯了大師，也成就了自己。

六、「社會」學不僅僅只是社會「學」：公共社會學

馬克思傳承的社會學家很自然地關懷時代與社會，但是美國的社會學界卻陷於「自我參照」與自身的專業利益，因此Burawoy（2004）提出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來矯正。不同於專業社會學以在專業社群內創造工具性知識為念，他認為與公眾溝通以及與現實關連的公共社會學是社會學界，特別是美國以外的國家的社會學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再一次，Burawoy展現了對「常識」的覺察、警惕與做工。身為美國的社會學家，「專業社會學至上」是甚難挑戰的常識與霸權，而他「膽敢」登高一呼，揭穿「自家」的限制，值得按一個讚！

公共社會學的倡議對於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影響深遠。首先，公共社會學凸顯的「現實相關性」，在後來的發展中逐漸明朗與具體，如：提供概念或觀點來詮釋不同的公眾的語言、文化與實踐；提供公共辯論的基礎；充權弱勢團體；以及連結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與其政治與運動的目標等（Clawson et al. 2007）。

其次，公共社會學如何立基在專業社會學之上，是這個倡議帶來的關鍵課題。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四項目標介入現實的程度由淺入深，前二者是專業社會學「本業」的延伸，後二者則是專業社會學進一步的介入社會。

換言之，專業社會學本身有其公共性。具體而言，專業社會學有「能動」，一是專業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動作中的社會實踐意涵，如選擇帶有行動意涵的研究課題，像是公共爭議、社會運動、政策論戰等；二是重新概念化「行動」，拓展「行動」的光譜，三是努力推演出自己研究的行動意涵（謝國雄 2013：393-394）。這是立基在專業社會學之上，同時又可以與公共社會學結合的一條路徑。

如果結合前面提到的「社會之學」，就可以看出專業社會學對公共社會學的深刻貢獻。不僅馬克思傳承熱切回應時代巨變，自由主義的傳承也是如此。Bell（1973）診斷了美國1970年代的社會，發現由製造業到以知識為主的服務業，以及資本主義的富裕帶來了凸顯個人享樂的消費主義，會瓦解將社會連結在一起的倫理連帶。他指出左派與右派提案的共同點是認為政府支出是不好的，但並未細論：政府支出是否會帶來正面的效應。

Bloch（2011）因此指出：我們的政治困局根源於我們理解社會的方式。具體地說，我們受限於十九世紀以整體來考察社會的方式：「經濟制度形塑了政治與文化」的整體。不論左派或者右派都不自覺地擁抱這個社會觀：極大化經濟產出的律令主宰了政治與文化。

而Bell（1973）主張：經濟、政治與文化是三個分立的領域，各有不同的運作原則。要建立理想社會，並不是將其中的兩個原則臣屬於另一個權責，而是找出讓這三個領域並存、並且各擁有相對自主的安排。

對社會有整體觀，並精準掌握其運作邏輯的「社會之學」，不就是極具現實意涵的公共社會學嗎？這正是社會學家介入政治的有力切入點：從理解「社會」的方式來偵察政治困局的起源以及化解之道。這是「社會之學」的公共社會學意涵。

受到Burawoy公共社會學倡議的啟發，台灣社會學界也出現了「社會書」：以易於閱讀的方式（如說故事）來呈現透過嚴謹方法與體現社會學精神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們看到的社會書，大多是社會學碩士論文改寫而成。既是碩士論文，一定是通過嚴謹的方法檢驗，並且以不同的程度結合個人的困境與公共的議題、與常識保持距離，並且蘊含了讓社會更美好的理想（如吳偉立2010；劉若凡2015；謝嘉心 2021；涂曉蝶2022；蔡宛云2023）。理論與方法是社會學，也是所有科學的基本要素，為的是確保所生產出來的知識經得起考驗；結合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的「社會學想像」和「與常識保持距離」，則是為了讓本身也是社會成員的社會學家有一個考察社會生活的「阿基米德槓桿」，創造出對社會做工的空間。社會書出版後，進一步可以成為作者與社會進行對話的媒介，形成了一個以社會書為基礎的公共社會學。

以社會書形式呈現的公共社會學，讓我們可以重新理解「社會實踐」。一般的看法是所謂的「社會實踐」就是改造社會，這可以透過政策研擬與推動、非營利組織、社會運動等方式為之。社會書拓展了社會實踐的含意：揭露結構運作的邏輯與其隱身的機制、勾勒弱勢者的能動性與行動力、偵測與紀錄另類可能等，社會實踐之路從而無限地寬廣。

社會學著作與社會書二分是現狀，但這並非必然，未來，我們或可跨越這個二分，達到社會學著作就是社會書的境界。

Burawoy公共社會學的倡議對台灣社會學界的影響，既深且遠，社會書只是其中的一個案例。

七、光與熱

我感受到了Burawoy的光與熱，以及因他而煥發出來的馬克思傳承和社會學的光與熱，激發出了我自身微弱的光與熱，展現在與他的經典著作與倡議的「抬槓」──

• 你探討工廠內的勞動過程與勞動體制；而我分析跨越工廠的外包體系所構成的勞動過程與勞動體制（Shieh 1992）。

• 你說在有內部勞動力市場與內部勞資團體協商制度下，計件的績效獎金制讓美國工人玩趕工遊戲，樂不思蜀；我說在台灣，既沒有內部勞動力市場，也沒有內部勞資團體協商制度，但在類似的計件制下，工人也有志願性順服（Shieh 1992）。

• 你發現勞動過程的承平時期的志願性順服；我則點出志願性順服在承平時期與爭議時期的各種呈現（謝國雄 1997）。

• 你從趕工遊戲凸顯了生產勞動的意識形態效應；我則說要留意意識形態前提（如對於「工資」的在地理解，以及全括的商品霸權）（謝國雄 2003）。

• 你說這趕工遊戲掩蓋了剩餘價值；我則發現，在台灣，剩餘價值是被掩蓋了，但是工人是在揭穿的情況下擁抱（謝國雄 2013）。

• 你關注工人階級在社會轉化過程的能動，我則聚焦在討生活的勞動者如何在工作現場中展現創意與能動。

• 你認為社會是由國家、市場與市民社會組成；我則發現可以從在地範疇來理解社會（如「份」、「報」等）（謝國雄 2003）。

• 你倡議「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我則主張寫下《資本論》的馬克思所啟發的「馬克思動力社會學」（Marxing sociology），即以資本主義為念的「社會之學」，如：逼出內涵弔詭的研究提問（像是剩餘價值不能從流通領域產生，但同時又必須在流通領域產生）、基進的重新概念化（像是將「利潤」重新概念化為「剩餘價值」）、捕捉多層次的結構力量之運作邏輯及其各種呈現（所謂的「田野理路」，如市場交換作為表象、勞動過程作為實在的掩蓋與取得剩餘價值的過程），建構研究對象的認識論（像是關注研究對象（如威力強大的國家或者資本主義）對研究者的影響，和研究工具對研究對象的作用等），以及偵測另類可能等（謝國雄 2023）。

• 你說公共社會學要以專業社會學為基礎，但並沒有說這要如何做；我則發現「社會之學」（探究多樣的「社會觀」及其運作理路）的現實意涵，並指出台灣的「社會書」可以具體做到。

現在，我已經沒有機會繼續和你「抬槓」了，就讓我的學生繼續來和我「抬槓」吧！誠如貴國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所言，「當蠟燭點燃另外一根蠟燭時，它自己沒有損失，但是房間卻更亮了（“A candle loses nothing when it lights another c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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