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演人口轉型模型：台灣家庭計劃政策部署與婦女避孕軌跡（1960s-1980s）

賴國瑛／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展演人口轉型模型：台灣家庭計劃政策部署與婦女避孕軌跡(1960s-1980s)》（2023），該文獲得2024年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

各國生育變遷過程的變化與差異，一直是人口學家有興趣解答的現象。不過在既有的理論解釋中，較少探討人口學的理論知識和技術如何形塑人口本身。我的碩士論文援引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Callon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探討人口轉型理論／模型，如何推動台灣在1964年至1989年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為目的的家庭計劃政策。

透過爬梳政策檔案資料，我分析政策行動者如何部署（dispositifs）節育推廣的網路，同時與24位60至90歲的婦女訪談，了解婦女的避孕行動如何受政策影響。透過描述政策部署的節育網絡與婦女實際的避孕行動，我的論文希望呈現婦女控制生育過程的各種不確定性（或漂移），如何展演台灣出生率變遷的獨特軌跡。

家庭計劃政策誕生的脈絡：控制出生率以促進經濟發展

在1950年代初期，主導國家農業計劃的農復會已觀察到台灣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在一次鄉村視察結束後，當時農復會主委蔣夢麟曾向中央日報記者表示，鄉村衛生計劃做得相當成功，「死亡率的降低與生育率的增高就是衛生進步的具體表現」，但隨即指出台灣「地狹人稠，生育率的提高並非本省同胞之福，三五年後的人口問題對本省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由於戰後台灣的政治環境並不鼓勵節育，農復會先是透過與美國人口學者如巴克萊（George Barclay），以及與相關部門如省衛生處開展各項人口研究計劃，確認台灣人口增長和節育服務的需求。

1958年，經建官僚因美援壓力調查台灣的消費投資狀況，發現人口快速增加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農復會的節育主張始受到重視。1963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或稱經合會）在研擬因應美援停止後的長期經濟發展經濟模型時，就曾採納農復會推行孕前衛生計劃的經驗。根據農復會鄉村衛生組長許世鉅提交給經合會的報告，他認為子宮內避孕器樂普（loop）是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的關鍵，並建議若能為六十萬名20至39歲育有三至四名子女的已婚婦女裝置樂普，將能達成早前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提出人口增加率降低至百分之1.5的目標。

1965年，家庭計劃正式納入國家公共衛生政策。在1967年省衛生處研擬家庭計劃實施辦法的報告書中，即引述人口轉型理論的概念，來強調政策的正當性。報告書中寫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通過推行家庭計劃來控制戰後快速增長的人口。接著依據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排列出四種類型的國家：第一類是高出生、高死亡率的「落後」國家（如印度、印尼、柬埔寨）；第二類是死亡率已快速降低、出生率剛開始下降，「人口問題非常嚴重」的國家（如墨西哥、馬來西亞、台灣）；第三類是低出生、低死亡率的「進步」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第四類是低出生率、死亡率開始微幅增加的「進步」國家（如瑞典、英國）。從省衛生處的論述可見，人口轉型理論如何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現代化的程度勾連在一起，進而將歐美「進步」國家的人口狀態形塑為台灣的發展藍圖。

統計部署：以介紹單為媒介的評價宣傳網絡

為了向婦女推廣使用樂普避孕，除了動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進行宣傳之外，在1960年代主導家庭計劃的台灣人口研究中心（於1975年成立為家庭計劃研究所）設計出一種名為「介紹單」（英文名稱為coupon）的宣傳工具，一般是由家庭計劃工作人員在訪視時發給有意願避孕的婦女，或按戶籍地址寄到家中。婦女持介紹單前往衛生所、公立醫院或與政策合作的私人診所，可免費或半價支付新台幣30元裝置樂普，透過提供經濟誘因，來刺激婦女實際採取避孕行動。

同時，台灣人口研究中心也利用介紹單蒐集使用者資料，評價政策推廣的成效。當婦女持介紹單在衛生所或合約醫療院所裝置樂普，衛生所的家計工作人員或合約診所的醫師或護士，會在介紹單其中一聯的表格登記個案的基本資料，包括社會人口特徵（如年齡、子女數、教育程度）、懷孕避孕史（曾使用避孕方法、最後生產日期、未來生育意願）、此次裝置避孕器的資訊（如裝置日期、型號、醫院名稱）等，最後將這些資料回傳給台灣人口研究中心。

透過這些資料，台灣人口研究中心得以描繪樂普使用者的特性，其中年齡、胎次和教育程度是評估政策推廣成效的重要指標。根據1964到1967年介紹單的統計結果顯示，30歲以下的樂普接受者從31%成長到38%，現有三名子女或以下的樂普接受者從32%增加到41%，顯示有愈來愈多婦女提早開始使用樂普避孕。同一觀察期間，有超過八成的樂普接受者為小學以下或無受過正式教育的婦女，台灣人口研究中心因此宣稱政策透過各種宣傳方式「介紹避孕方法給那些不會自動實行避孕的人」，以此反駁政策可能導致人口「逆淘汰」，只鼓勵高教育程度、高社經地位，會自發使用避孕方法的婦女避孕的批評。

為處理樂普高停用率的問題，從1974年政策開始補助多種避孕方法──子宮內避孕器（樂普、子宮環、含銅子宮內避孕器等）、口服避孕藥、保險套和男女結紮，並針對各種避孕方法設計類似的介紹單。根據家庭計劃研究所歷年統計，子宮內避孕器是所有政策補助的避孕方法中最受歡迎的；口服避孕藥原為次於子宮內避孕器、第二受歡迎的方法，但隨著保險套於1970年納入補助後被取代；男女結紮每年使用人次最低（除了1987至1989年，女性結紮人數略高於領用口服避孕藥者），且長期以女性結紮為主。

婦女的避孕行動軌跡

進入政策節育網絡的多樣途徑

由於從政策檔案資料不容易看見婦女實際使用這些避孕方法的經驗，因此在2022至2023年間，我實地訪談了24位60至90歲的婦女，當中有17位曾使用過子宮內避孕器。有些受訪者確實曾被家計人員訪視。例如住在台北的佩珍，在生完第三胎後被訪視。由於早婚且婚後一直在家照顧小孩，訪視前佩珍並不知道要如何避孕，經家計人員建議在衛生所裝置免費的樂普。衛生所「不用錢」的避孕方法，對當時家庭經濟環境不佳的婦女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佩珍自述「光是要看一個婦產科都沒錢，所以我們只能選擇衛生所。」

有些受訪者是從電視、廣播或報紙得知政府推廣節育的資訊。例如在生完第三胎後結紮的慧君提到，「電視都會叫大家，如果不生育的話，就去做那種避孕……不要說等有小朋友了再去把他拿掉。」1960年代在台中農村替人洗衣服的秀秀阿嬤則提及，雖然她本人並不識字，但聊天聽說政府正在鼓勵節育，衛生所和診所裡的醫生也會見機勸人「生活不好」不要生那麼多。婚後住在眷村的張媽媽也提到，隨處可見家庭計劃宣傳廣告，帶孩子到眷村裡面的「診所」（指軍眷診療室）看病時，醫師也會趁機宣導，眷村婦女偶爾也會交流避孕的心得。

有些受訪者並不知道衛生所提供免費的避孕方法，而是到私人婦產科診所或醫院尋求避孕諮詢。例如住在苗栗的寶蓮生完第三胎後，便是請先生騎摩托車載她去市區一間評價較好的婦產科診所，經醫師推薦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有些受訪者對衛生所的醫療品質有所疑慮，選擇到信任的婦產科診所或醫院裝置子宮內避孕器。在三重與先生經營車床工廠的素真姐就表示「不喜歡衛生所」，在第三胎產後直接要求接生的醫師裝置子宮環。曾被家計人員訪視的小芳姐也是找之前接生的婦產科醫師，在其經營的婦產科診所裝置避孕器。

有些受訪者並沒有因為被訪視而採取避孕行動。例如被家計人員笑稱是「不合作個案」的李阿姨就從來沒有避孕，在她的觀念裡「有就要生」，是直到生完第四胎後沒有自然懷孕才停止生育。實際上，政策推廣的避孕方法也可能被婦女用來達成與節育相反的目的。例如玉英阿姨在連生三個女兒後，便是透過子宮內避孕器間隔生育，在第四胎成功懷孕生子，達成公婆傳宗接代的期望。這兩個案例顯示政策部署本身未必發揮預期的影響，也揭示其他因素（如家庭成員的壓力）如何影響婦女的生育決定。

在節育網絡漂移

對想要控制生育的婦女而言，家庭計劃的宣傳部署讓避孕方法變得更容易取得。以子宮內避孕器來說，在1975年約有1,000位醫師與政策合作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有些非婦產科醫師）。子宮內避孕器的普及性，或許是促使婦女決定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也有許多受訪者認為子宮內避孕器是比較有效的方法，裝置後無須休息，對要勞動工作的婦女也相當具吸引力。如寶蓮拿輸卵管結紮比較，「結紮又怕說很麻煩啊，有時候你要停幾天不能工作還是什麼啊，裝避孕器就一勞永逸，就不用……啊就沒事。」

實際上，政策也提倡可長期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僅針對含銅子宮內避孕器建議每三至五年更換一次。然而，在我訪談的受訪者中，僅少數人沒有經歷副作用或僅經歷輕微副作用，持續使用子宮內避孕器直到進入更年期或無避孕需求取出。大部分都曾經歷程度不一的症狀（如腹痛、腰痛、非經期出血、經血量大增等），而將避孕器取出或改嘗試其他避孕方法。例如曾發生兩次子宮內避孕器在體內意外懷孕的明美阿嬤，便是在生完第五胎後完全靠著計算安全期的方式成功避孕直到停經為止。成功避孕的經驗讓明美阿嬤認為安全期比起子宮內避孕器更有效。

有些受訪者在經歷副作用或避孕失敗後，仍決定繼續使用子宮內避孕器，但採取各種方式來改善使用子宮內避孕器的經驗。例如張媽媽在衛生所裝置的樂普脫落導致意外懷孕後，經鄰居介紹改在醫院自費四百元裝置子宮環。儘管費用較有政策補助的樂普昂貴，張媽媽認為自費的品質更好。玉英阿姨則是在生完第四胎後在醫院裝置子宮環避孕，但在使用三、四年後發現月經不順，就醫診斷發現原來是子宮環包埋在子宮內壁導致意外懷孕。在墮胎以後，玉英阿姨養成定期到醫院檢查和更換子宮環的習慣，直到52歲停經為止。

上述子宮內避孕器引發的不適症狀，某種程度可視為提醒使用者避孕器還在體內的訊號。相對地，有些受訪者使用期間未明顯感覺身體不適，反而忘記將避孕器取出。87歲的何伯母訪談時就不太確定是否已取出樂普。儘管未取出的不確定性讓何伯母有些擔心避孕器對健康的影響，但考量年事已高，她認為即使還在體內也已無取出的必要。另一位受訪者良真，雖然覺得更年期後要將避孕器取出，但一想到要上婦產科的檢查檯仍有些退卻，「因為你還是有恐懼嘛，你到婦產科，一定會有感覺、會痛，就是怕痛吧」可見就醫的心理負擔如何阻礙婦女停止使用。

結語

從婦女避孕歷程可見婦女取得避孕方法的多種途徑，以及在面臨避孕失敗或避孕方法的副作用時，如何採取多樣方法來處理控制生育的各種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往往漂移出政策行動者部署的節育網絡，展演台灣出生率變遷與人口轉型模型相似卻又充滿差異的獨特軌跡。

如今台灣面臨出生率持續持續下降的趨勢，並未發生模型所描述的出生率與死亡率維持均衡的狀態。自2000年中期以後，如何將生育率拉回替代水準成為國家主要人口目標。晚近政府透過擴大補助及開放進用人工生殖技術，作為鼓勵國民生育的手段。此一助孕網絡將如何展演人口轉型模型出生率的曲線？值得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