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眼神看凡人世界
人工生殖技術，包含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運用科技輔助懷孕的方式，在臺灣有長遠的發展歷史。1985年，臺灣首例試管嬰兒成功誕生；2000年左右，成功率因技術成熟顯著提升；2007年《人工生殖法》立法；2010年後，透過試管嬰兒誕生的新生兒數量大幅增加，2021年增長至占全體新生兒的6%。在將近40年的技術施行中，[1]「異性戀婚姻家庭」始終是法律與技術實施的基本框架，即使不乏單身、同志伴侶等多元家庭發聲，希望能夠運用人工生殖技術，卻未獲得廣泛支持。但同時，臺灣社會的婚育結構也持續變化；同志婚姻立法，同志伴侶希望在臺灣生養小孩的訴求不斷；近年更因為自媒體的蓬勃發展，海內外的凍卵、捐卵、試管嬰兒、單身生子、代理孕母等經驗，都比過去更容易流傳和獲得討論，也因此帶來了更多對於《人工生殖法》修法的呼聲。2024年5月，衛生福利部公告了修法草案，蒐集大眾意見，這是《人工生殖法》自立法以來，首次針對適用對象的重大修正，也因此引發了熱烈的社會討論。
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各國生育變遷過程的變化與差異，一直是人口學家有興趣解答的現象。不過在既有的理論解釋中，較少探討人口學的理論知識和技術如何形塑人口本身。我的碩士論文援引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Callon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探討人口轉型理論／模型，如何推動台灣在1964年至1989年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為目的的家庭計劃政策。 透過爬梳政策檔案資料，我分析政策行動者如何部署（dispositifs）節育推廣的網路，同時與24位60至90歲的婦女訪談，了解婦女的避孕行動如何受政策影響。透過描述政策部署的節育網絡與婦女實際的避孕行動，我的論文希望呈現婦女控制生育過程的各種不確定性（或漂移），如何展演台灣出生率變遷的獨特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