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樂生世代」：《大風之島》的配角們

張馨文／青年樂生聯盟、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

聽到「樂生」二字，你會聯想到什麼？許多人會想到：快樂、喜悅、安適、生活、生機。然而，對於聽說過「樂生療養院」與參與過樂生保留運動的人們來說，樂生觸發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組聯想：隔離、排除、壓迫、抵抗與理想主義。

位於新北市新莊與桃園市龜山交界處的「樂生療養院」，是一座日殖時期建立，用來將癩病患者終身強制隔離的「集中營」。說是「集中營」並不誇張，因為終身隔離並非公共衛生的必須措施。

「癩病」又稱「麻風病」，今正名為「漢生病」，是古老的疾病，患者因皮膚潰爛、兔眼、塌鼻等病政與後遺症，造成官能與外觀缺損，飽受社會歧視。

到了十六世紀的歐洲，除了北歐之外幾乎罕見患者蹤跡，十九世紀歐洲醫界普遍認為此病是遺傳病，不具威脅性。然而1860年在原先沒有患者的夏威夷出現多起病例，使歐洲社會再次引起恐慌，令不少人懷疑癩病可能會傳染，且是由華人移工引入的。1873年挪威醫師韓生（Armauer Hansen）發現致病原癩桿菌，1889年在夏威夷照顧患者的比利時達米安神父（Father Damien）染病身亡。自此，癩病確認為傳染病，也染上種族的色彩，亞洲的黃種人被視為是癩病盛行的主要人口群。[1]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以歐美為典範追求現代化，並對外擴張，先後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吞併朝鮮半島，台灣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期望脫亞入歐的日本政府視癩病為「國恥」，1907年訂立「癩預防法」，設置五間公立療養所收容流落城市街頭的「浮浪癩」患者。1931年修法通過將所有癩病患者終生強制隔離，並增建更多國立療養所，以「淨化國土」為目標，要讓這群人從社會上徹底消失。

1930年，「臺灣總督府癩療養所樂生院」在新莊頂坡角完工了。第一任院長上川豐在〈樂生院的使命〉一文中寫到：「樂生院的使命是為根絕此國恥病，使日本成為真正的文化國」，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將臺灣所有癩患者隔離在療養院，終生斷絕他們與一般健康者的接觸」並「使療養院成為唯一安住地，讓他們在此安心快樂地度過一生」。

「樂生」是矛盾與諷刺的象徵：將癩病患者與家人、家鄉永遠分離、褫奪其公民權利、強制其結紮，之後，再期許他們「安心快樂的一生」。如此極端的政策宣導之下，許多人無從得知，癩病傳染率極低，95% 的人具有自然免疫力，即便與家人同住，長期接觸的得病率也少於2％。由於抗生素的發明，今日更是吃藥就能完全康復、不會再留下後遺症的一般疾病。

臺灣的縮影、逆光的烏托邦

佔地30公頃、被社會排斥的樂生療養院，如「臺灣」的縮影，院內的生活則是一部活的「政治社會學」。

作為集中營，樂生院的設計是「現代化」的象徵。大門在省道上，院區向山坡內縮，入院須經一條長長的Y字型坡道，分岔處分出「有菌」與「無菌」，患者道路在左，非患者走右側，左側道路通往由守衛室、預診室、禮拜堂及消毒池圍成的「隔離生活的玄關」，而右側則通向行政區、員工宿舍區。院內設有「高科技」的配備：鍋爐室。鍋爐室燒出的熱水、蒸氣除用作醫療器械、被服消毒之外，亦通過管線送至大廚房與大浴室使用。全盛時期有一千多人隔離在院區中。

樂生院自日治時期即以「指導員」控制與懲戒院民，戰後常傳出貪污、濫權等情事。雖在1956年恢復身分證與公民投票權，然而生活資源掌握在院方手中，在指導員的監督下，院內一千多張選票投給誰，皆聽命於院長，不准投給「黨外人士」，跑掉一票都會被查出來，樂生院歷年來是全台灣投票率最高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九。院內患者來自臺灣各地，有與院外相似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分野；亦有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三宗教，信徒與政權有各自錯綜複雜的關係。與一般社會不同，院民不被允許生育子女，偷偷生下的孩童，有的被送去孤兒院；有的則被迫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該存在。國民黨政權以任意輕率的方式，延續著日治時期的隔離政策，院民時常翻越樂生院的圍牆「偷跑」出去工作與遊玩。然而，社會的歧視之牆，是如何也翻越不了。

院內佛教堂「棲蓮精舍」的興建堪稱一場「社會運動」，佛教會院民發願蓋佛堂，省吃儉用共同集資，向社會賢達募款，並組成工班，將一塊低窪荒地填平墊高，興建成一座美麗的佛教堂。據聞，當時樂生院長是基督教徒，有意將樂生院全面基督教化，因而向佛教會院民提議「購買」佛堂。佛教會會長金義楨早有所準備，帶領院長進入佛堂，展示四周高掛的政府高官包括于右任、五院院長等人贈送的墨寶、匾額，說：「這是社會幫忙蓋起來的，並不屬於院民自己。」[2]

隨著特效藥的普及，樂生不再收容新患者。就在「末代樂生人」步入老年的1994年，遭遇「劫／捷」運。

捷運新莊線用以停車與維修的「機廠」，原選定輔大後方塭仔圳地區，遭居民抗議後，改到樂生院。捷運局計畫將整片山坡夷為平地。院民自始反對該計畫，佛教會更為了守護佛堂費盡心思。當時的樂生院長黃龍德趁此大好時機爭取興建「迴龍醫院」，推動轉型，終結多年背負污名的「樂生療養院」。他計劃以新建的醫院後棟，安置平均年齡70多歲的300多名年老院民。據院民口述，起初承諾一人一間七坪小房間，最終卻變成兩人一間；指導員告知院民，每人只能帶兩件衣服入住，如同「住院」。為了搬遷，院民人心惶惶。而外界人不懂的是，儘管早年遭遇強制收容與歧視對待，但歷經數十年、對大半輩子生活於此的院民而言，樂生院早已是他們親手打造而成的家園，他們不想住院。

2004年，由大學生、研究生組成「青年樂生聯盟」（樂青），在院內傳播著「院民也有人權」的消息，協助院民舉辦選舉，組成「樂生保留自救會」。一方面要求文化部門啟動多年因捷運工程而被擱置的古蹟審議程序，二方面要求國家重視老年人安養的權益。青年與老人協同上街抗議，正式向社會喊出「全區保留樂生院」的訴求，而捷運局堅稱院區保留會影響捷運通車，強化（不必要的）社會對立。

於此同時，協助日本漢生病患者對國家提起強制隔離違憲訴訟的「國賠律師團」在2005年抵達，謙卑地懇請年邁的院民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故事，控訴他們的國家。文化的大風也吹了起來：由劇場界、藝文界的聲援者所發起的「一個月一場音樂會」的「音樂生命大樹下」行動方案，將隔絕與封閉的院區翻轉成對全社會開放的舞台。

自2005年起，街頭、校園與文化行動如野草般蔓延，樂生的集會據點「蓬萊舍」，成為臺灣社會少見的不分黨派的公共空間。

何以這樣邊緣的苦難之地，能召喚出千百年輕人的理想主義？日本帳篷劇導演櫻井大造以「逆光的烏托邦」為樂生的奇異魅力命名，長期被排斥隔絕在外的邊緣社區，逆著光看，竟透出「烏托邦」的影子。這，是「民主化時期」。

發現「樂生世代」

當時許多人說：「捷運已經開工，保留樂生院，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三個字，在青年與老年、院民與社會團體眾志成城下被翻轉。關鍵的轉捩點是2007年3月8日。該日清晨，樂青與院民包圍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官邸。在那場突襲行動後，院長宣布保留樂生，公共工程委員會在同年5月30日決議院區部分保留的「530方案」，捷運被迫微調軌道設計。

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使用「樂生世代」一詞將308包圍官邸的青年，與1999年三月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的「野百合世代」區隔開來。

13年後的2025年，關於樂生保留運動的紀錄片《大風之島》榮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與百萬首獎三大獎。在電影全台上映的期間，這個早已被社會遺忘的世代，以淚水，與「如果不是樂生，我不會是今天的我」的聲音，遙遙地召喚著、發現著彼此。

弔詭的是，在紀錄片裡，「樂青」並沒有真正「出場」。影片裡的「樂青」是眾多圍繞在樂生院民身旁的面目模糊、無名無姓的「配角」。

有人問：「你們樂青同意導演這樣的處理嗎？」

這個問題使我意外地「發現」：大家確實對這樣的處理沒有太大的意見。這也意味著，甘做配角，將舞台全數讓給充滿魅力的樂生的阿公阿嬤，或許是「樂生世代」心照不宣的「共識」。

《大風之島》的配角們

《大風之島》的最後一幕，是一段震撼人心的長鏡頭。鏡頭從院民藍彩雲的房舍往上飛，鳥瞰的視野緩緩展開，最後映入眼簾的是位處大台北邊緣、被捷運停車場、維修廠與軌道包圍起來的樂生孤島，與一條「通往無處的斷頭橋」。那座荒謬突兀的橋，象徵著社會運動的巨大挫敗。

在2007年蘇貞昌第一次擔任行政院長任內宣示以百分之九十的最高原則保留樂生之後，樂生保留運動沒有結束，而是極其艱難地持續著、轉型著。

較受媒體關注的「反迫遷時期」——從2004「青年樂生聯盟」成立，到2008年院民藍彩雲與林卻居住的「貞德舍」遭強制拆除。強拆後，捷運全面動工，是運動的一大挫敗。然而，運動依然持續著，進入「反走山時期」。這段時間，由於捷運開挖造成地層滑動，志願者與樂青每週到院區趴在地上量裂縫，進行地質監測，並持續上街，陳情抗議，終於獲得土方回填與施工工法的修正，地質逐漸穩定，否則保留下來的院舍與迴龍醫院本身，早已成為一棟棟的危樓。2016年起，運動進入新的「完整重建時期」。

「完整重建」的訴求不是口號，院民自救會與樂青提出修復樂生入口意象的「大平台案」，該案能將被捷運切成孤島的院區，透過在軌道上方建造連接大路的緩坡大平台，重新與社會連結，亦達成修復與和解。大平台案在國發會曾旭正副主委主持的跨部會協調會上初步達成共識，會後，卻遲遲等不到「會議紀錄」。等待中，捷運局為抵制大平台案，連夜興建一座懸空的鐵橋。「重建」的訴求變成「拆橋」的訴求。最終，橋沒有被拆，卻也沒有蓋完。「斷頭橋」成了樂生運動20年來對抗傲慢官僚的歷史刻痕。

於此同時，國發會通過10.7億的「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3]以修房子為目的的「計畫」，將樂生院民的生活空間變成被包商割據、被圍籬包圍的大型「工地」。道路被機具壓得坑坑疤疤，院民在院區內被趕來趕去。院區再度「戒嚴」起來。一方面，「樂青」成了院方監控與驅逐的對象；另一方面，自救會與樂青組成的「愛地芽協會」，在樂生園區發展計畫各級會議上飽受忽視與排斥。《大風之島》紀錄著這個時期的社會運動如何被困在工地與會議之間，受盡官僚的輕視與羞辱。

有年輕一代的樂青跟我分享：「看完《大風之島》，有鬆一口氣的感覺。看以前，很害怕在紀錄片中看到自己的不好」。這使身為「老一代樂青」的我驚覺，原來，身處困頓環境一再遭逢挫敗的樂青們，長期背負著事情沒做好的罪疚感。且又原來，影片將主角設定在院民的身上，對大家來說是一種安慰。畢竟一代又一代、前後有上百人加入又離去的「樂青」，之所以願意這麼辛苦，就是希望站上街頭抗爭的樂生阿公阿嬤，能成爲歷史的主體，不只是他們的受害被國家認可、他們的人被社會接納，大家更希望他們每一個人獨一無二的魅力能獲得眾人的喝采。《大風之島》為大家達成了這樣的心願。

這也讓我「發現」樂生運動的「（互為）主體性」：樂青與社會運動的陪伴，讓長期被社會排斥的樂生院民走出自卑，得以自在、自得、自信的面對公共與鏡頭，展現他們獨特的生命魅力。另一方面，正是這些充滿魅力的樂生院民，20年來吸引、接納與包容在追求理想的路上一再遭逢失望、挫折與失敗的「樂青」。

動能從何而來？

樂生運動強大的創造力與動能從何而來？為何青年人願意投身？社會學對社會運動的動員有不同理論框架。資源動員論與政治過程論，說明（青年）如何在制度縫隙中動員人力、組織與媒介資源[4]；新社會運動與世代理論則強調行動不僅追求制度改革，更涉及身分認同、文化價值與世代經驗的表達。亦有研究指出，情感動員、論述框架與交織性關係（如階級、性別與族群）共同形塑（青年）參與的形式與意義，使（青年）社會運動成為結構限制與能動性交互作用的結果。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則認為，日本1968學運世代是年輕人為了解決「自我認同危機而『直覺』地做出的『未能言語化』的『尋找自我』的行為」。[5]

《大風之島》作為「理論」或許提供給我們另一種觀點。

在我與導演，以及樂青夥伴黃詠光共同書寫電影書《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中〈我與樂青〉一章，我們寫道：

樂生保留運動，是由一群來來去去的人們所組成……樂青不是強大的組織，卻有強大的動能……這個矛盾的組成，是誤解的源頭。因為人們容易想像，樂青背後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政治力或異於常理的動機。

要解開這個誤解的面紗，就要問：多年來樂青強大的動能來自於何方？問題的答案，就是住在樂生院裡，很有魅力的阿公、阿嬤，還有這座很有魅力的山坡。

最後，我們說：

《大風之島》任務，就是全心全意把樂生的真實魅力，充分地呈現出來。樂生的魅力被理解了，樂青，就有機會被理解。[6]

社會學關於領導者的「卡里斯瑪」（領袖魅力）的研究，多集中在解釋權威者超凡的個人特質與洞見如何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但這無法解釋：為何一群住在古老療養院的年老漢生病康復者，會有動員一整個世代青年的「魅力」？對我來說，這魅力依然是未解之謎。目前我僅辨識出其中一小部分：這樣的魅力並非單一個人所擁有，而是「互為主體」產生而來的。並非僅是某種「暫時狀態」，更屬於存在層次的「如果不是你，我不會是今天的我」。在這樣的關係裡，受苦者、受排除者站上歷史的舞台，成為亮麗的歷史的「主角」，而一代又一代的「樂生世代」則心甘情願地當他們的「最佳男／女配角」。主配角之間的生命羈絆，就如《大風之島》的主題曲所唱的：「以心安心，互相疼痛，自彼工就是一世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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