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沒的船‧沉沒的韓國? 從世越號看韓國社會與文化

何撒娜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4月16日那天，當時仍在韓國某大學裡任教的我，有二堂大學部的課要上。我一如往常地一早到學校備課、上課；上完當天的社會學導論課後，我回到研究室裡，鬆了一口氣，打開電腦，隨便瀏覽著郵件與新聞。那時，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快訊標題寫著：「仁川海域附近客運船發生船難‧大部分乘客獲救」，我心想著，幸好沒有釀成大災難，也暗暗誇獎了韓國的大眾運輸安全系統。

誰知道入夜以後，更多消息傳出來，原來，載有470多人的韓國「世越號」客輪在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發生沉船事故，生還者只有172人。乘客包括325名前往濟州島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和14名教師，他們當中僅有數十人獲救，絕大多數的孩子們還困在船艙裡。

【災難式的沈船，帶出了韓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問題？】

資料來源：s1.ibtimes.com/sites/www.ibtimes.com/files/styles/picture_this/public/2014/04/16/south-korea-ferry-sewol-sinking.jpg?itok=kZokRRrf

韓國的四月天依然春寒料峭，我出門還要穿著冬天的大衣；想到那些孩子們受困在冰冷的海水裡，生死未卜，心裡起了一陣寒顫。臉書上一位嫁到韓國定居多年的台灣朋友，寫著：「孩子們，天就快亮了，一定要努力撐下去啊!」當天夜裡，我跟許多韓國人民一樣，夜不成眠，醒醒睡睡，一醒過來就上網，想看看最新的救援狀況，默默祈禱著那些孩子們能撐過夜裡海水的低溫，等待黎明時更大規模的救援行動。

◎沈船事件對韓國社會造成的創傷

原本期待黎明之後，救援行動能進行地更有效率，然而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流逝，大家越來越不安。獲救人數始終沒增加，失蹤乘客數仍居高不下，失蹤者家屬從耐心等待政府拿出救援對策，到焦躁不安頻發衝突；整個韓國社會的運作好像霎時間停頓了下來。事件發生至今半年過去了，大部份失蹤者遺體已被尋獲，但仍有少數失蹤者下落不明。大家表面上維持著日常生活作息，整個社會卻受到極大的創傷。

之所以如此，除了災難造成的重大死傷以外，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實在有太多啟人疑竇、匪夷所思的地方，像是沉船最初有二個多小時的黃金救援時間，船長、船員以及海警卻沒有採取任何的救援行動，導致那麼多年輕的生命白白地喪命：例如船長與船員命令學生們停留在船艙裡等候，自己卻率先逃跑，事後也並沒有表現出愧疚之意；像是船公司的俞姓老闆一家人，面對此一悲劇的方式竟然是變裝潛逃，軍警動員大規模的人力去搜山也找不到人，後來警方又戲劇性地宣布在偏僻地區找到一具遺體，宣稱是船公司的老闆俞炳彥。

整個事件的發展好像羅生門一樣，至今事故發生的原因依然不明，盼望得到真相的犧牲者家屬與社會大眾，呼籲政府通過「世越號特別法」，徹底查明真相，讓該負責的人負起責任、還給犧牲者與家屬一個公道。其中一位犧牲者的父親「裕敏的爸爸」金永五，為了向政府要求徹底調查事故原因、為死去女兒尋求公道，連續絕食了46天，卻得不到當局者任何的回應，後來在各界勸說下停止絕食，好繼續長期抗戰下去。

圖片說明：

困在船艙裡的，是沒有逃生出口的國民。乘著救生艇逃亡而去的，包含了船長、只知道錢的企業、以及無能的政府；無能政府一邊逃亡還不忘一邊回頭說：請保護我的位置!

圖片來源：The Hankyoreh 2014.4.23

身為一個在韓國長住並在大學裡任教的人，我跟其他人一樣，因為這件事受到很大的衝擊，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情緒非常低沉的狀態；但身為一個外來的研究者，這場事故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促使我不斷地去追問與思索這些看起來非常荒謬的事情。感到困惑的不只是我。不久前我跟一位正在讀人類學博士的韓國朋友討論這件事情，她說，這件事發生後，她覺得韓國已經不是自己能理解的國家。這個事故很明顯地突顯出韓國政府的沒有效能、企業主的缺乏社會良知、以及對於公共安全缺乏一套完整的因應體系，然而，這些現象並非韓國所獨有，在台灣、在其他國家也一樣看得到。我問我自己的問題是：究竟從這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裡，我們可以怎樣地多理解一點屬於韓國特殊的文化與社會結構？

◎為何船長還在悠哉悠哉晾乾打濕的鈔票：權力的文化脈絡

我首先感到極度困惑不解的，是為甚麼船長與多數船員們竟然可以不顧那些被要求在船艙裡等候的學生們，自己率先棄船逃亡？握有權力的人，不是應該負擔起對等的責任嗎？而在船上權力最大的，不就是船長跟船員們嗎？為什麼他們能好整以暇地棄船，而船長自己獲救後，還悠哉悠哉地在那邊晾乾自己被打濕的鈔票，感受不到他們對其他乘客的憂心？說真的，我無法理解這樣的邏輯。

然而，這不是單一事件，在韓國歷史上發生的其他重大公安事件裡，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例如在1995年的三豐百貨公司倒塌事件，在百貨公司建築物倒塌之前，社長跟其他主管也率先平安逃出，當時共有五百多名民眾死亡。2003年發生大邱地鐵縱火案，當時一輛在韓國大邱市的地鐵列車被縱火，並波及另一輛列車，最終導致198名乘客死亡，147人受傷的重大慘劇，事故發生當時的列車長也棄乘客而先逃出列車。

當然，我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群人，因此就認定韓國人們不負責任、不管他人死活。在我的韓國生活經驗之中，我常深刻感受到韓國人們互相照顧的那種大家族式情誼。事實上，在此次的沉船事件中，也有幾位船上的工作人員以及檀園高中的老師們，為了拯救其他人而犧牲自己生命。然而，握有最高決策權力的船長與船員，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讓大家棄船逃生的正確判斷；負責的海警單位，未在第一時間採取正確的救援措施；而擁有船公司的老闆一家人，也並未出來負起責任面對現況，反而全家潛逃，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歷年的大型人為災難，跟韓國文化裡對權力與服從的認知有關。圖為三豐百貨公司】

資料來源：image2.sina.com.cn/IT/d/2005-11-28/U1235P2T1D776964F9DT20051128143054.jpg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這件事。首先，是權力在不同文化脈絡裡的意義；其次，是傳統與當代社會價值之間的衝突。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是我們在當代民主社會裡的普遍認知。然而，韓國社會雖然是個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卻仍然保留了許多傳統社會的結構與價值，那就是建立於儒家文化長幼尊卑傳統之上的社會階序 (social hierarchy)，以及集體行動的原則，而「權力」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裡，有著不同的認知與定義。

在韓國，根據每個人的年紀與所在位置，有著必須嚴格遵行的社會法則；所說的語言，必須根據長幼尊卑而跟著改變，要做甚麼事情時，也是根據長幼尊卑的位置來決定如何處置與面對。我在韓國的研究室裡，同事們每天都會一起去餐廳用餐。用餐就像是一種儀式，有著固定的模式；每天用餐時間一到，通常都是由研究室裡最年長(通常也是最資深)的人招呼一聲｢去吃飯吧！」，然後大家一起行動，很少有例外。

有時我對於這種集體行動感到厭倦，刻意避開，然後往往會有同事來關心，問我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為什麼不跟大家一起用餐？剛開始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時，往往不明白大家為什麼那麼被動，都是一個口令才會有一個動作，後來明白這就是韓國群體的行動法則，當你屬於一個群體時，就要跟著群體一起行動，很難有例外；而在每個群體中，自然而然會有跟著年紀與社會地位而產生的社會階序，在下者必須服從在上者，這是必須而當然的。也因此，當有突發狀況產生時，大家會等待著，等著服從當時位於這個群體位置最高者如何決定，而非根據狀況來判斷該如何因應。

也因為這樣的社會階序，責任其實是分散在群體之中的。位置低的人就算決策是錯的或是不合理也必須服從，不能決策也就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而位置最高的人，通常還會有另外一個位置更高的人來做決定，以世越號來舉例的話，位於船長之上還有船公司的其他長官、以及政府的海警部門，船長本身並不是需要負最後責任的人。而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通常責任會由整個群體一起來承擔，而非由單一的個人來負起。所以我們看到世越號裡多數的老師與學生們，順從了船長與船員的指示在船艙中等待，白白喪失了寶貴的救命時間；並非他們沒有思考或判斷能力，而是因為長期習慣地處於這樣的社會階序裡，在緊急時刻很難快速地脫離這樣的思維模式。權力在這樣的文化脈絡裡，往往等同的不是該負起相對應的責任，有時反而成為一種特權的思維，也就是享有權力、卻不需要負起責任。

◎乘客對他們來說只是商品：傳統價值與新自由主義的衝突

這樣的傳統社會階序所帶來的，並不全然是負面的影響。理論上，在這個集體社會裡，只要處在群體裡，就會有上面的人必須來照顧你，有下面的人必須要尊重你。而且，最重要的是，群體的人必須要互相照顧，只要在群體裡，就不該有人落單。然而，這樣的傳統價值，在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社會裡遭受到很大的挑戰。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裡，個人主義才是王道，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導向，很多時候連人際關係也都商品化了。韓國人在現代生活裡，感受到巨大的矛盾；傳統社會的倫理價值還在，卻又必須面對被商品化、異化的現代生活。

【快速的資本主義化，也為韓國傳統社會帶來衝擊】

資料來源：groovekorea.com/sites/default/files/field/image/article-main/Izzy%20bday%202012-29.jpg

在世越號事件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二種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我們可以看到有老師為了救學生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有學生把自己的救生衣讓給其他同學而喪生；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船長與船員把與乘客的關係給異化了，對他們來說，他們只是拿錢為船公司工作的人，乘客對他們來說只存在著商業關係；因此，當危急的時刻來臨，第一個反應就是保自己的命，至於乘客下場如何，與他們無關。然而，對整個韓國社會來說，這又是整個社會必須一起來負責承擔的事情，因此，每個人對於這場事故，都有著強烈的抱歉心理。

事件發生之後，到處都可以看到「對不起」的字樣，大家都覺得發生了這樣的事，是「我們」(wuri)共同的責任，是「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孩子們；然而船公司的老闆，或是政府的高官，卻又不覺得自己該為此負責。韓國傳統的群體倫理，與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現代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與衝突。而這種新、舊價值觀之間的矛盾衝突，不僅展現在沉船事件中，也影響著當代韓國人的生活；韓國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很多韓國人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究其根本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這種新舊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與無法調適。

◎風險社會與反身現代性

關於沉船事件還有很多值得仔細探討的面向，例如財團的橫行，是韓國目前最大的危機；韓國社會裡以「血緣」、「地緣」、「學緣」等「三緣」為主的結構，也是造成此次沈船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救援過程中，我們也看到許多韓國人拒絕外來者協助的排他性社會文化現象。但我覺得，傳統社會階序脈絡中的權力與責任概念，與社會變遷而產生的衝突，是最關鍵根本的因素。韓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得太快，雖然處處呈現出活潑而快速變化發展的現代化大都會樣貌，然而，重視群體與長幼尊卑的傳統社會倫理價值，卻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因此，我們看到許多涂爾幹所說的「脫序」 (anomie) 現象出現在韓國社會中，像是高自殺率問題、精神疾病的產生、或此次世越號沉船事件的荒謬狀況。

我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參與哀悼這場苦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輕易地遺忘。我們必須認真地思考事故發生的原因，反思事故所突顯出來的韓國社會結構問題。在課堂上，我對學生說明風險社會的理論，以及所謂的反身現代性。風險與災難是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正視風險與災難的存在。然而，面對災難與風險的準備，並不像傳統社會一樣，是其他人或整個群體的責任，而是「我」自己的責任；我們不能坐等別人來解決這些問題，每個人自己就是個主體，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起自己的那部份責任，在必須的時候做出正確的選擇與行動。所以，社會生活中種種的問題，他人生活中面臨的挫折困難，都不再是別人的問題，「我」責無旁貸，｢我｣必須負起責任、找到出路。而這樣的能力，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就開始培養。

我希望我的韓國學生們，都能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培養出自己的主體性；我也盼望韓國社會能早日走出這場事故所帶來的創傷，改變自己社會裡那些應該改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