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ng Uday／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為什麼我的外公外婆都姓「余」？
我是太魯閣族的混血原住民，父親是所謂的「外省人」，母親則是來自花蓮秀林鄉佳民部落的族人。小時候，清明節和母親返回部落掃墓，我趁機問母親，外公、外婆叫什麼名字，很意外地發現他們竟然都姓「余」。因為常聽到「同姓不婚」的禁忌，我再追問為何兩位長輩會同姓，大人們嘗試說了一些原因，但我只隱約聽懂一件事：政府就是這樣登記。
2022年，我到南部的戶政事務所，檢索外公、外婆的戶籍資料，這個謎團終於解開。戶籍資料顯示，我外公的族名是 Peydang Lowtan（パイダン ロタン），1946 年5月30日「自定姓名」為余富勝；外婆的族名是 Iyan Yawas（イヤン ヤワス），也在同一天「自定姓名」為余阿足（見圖 1）。但其他疑惑又接踵而來。首先，他們更改姓名的時間點，距離1945 年底中國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僅半年。我總覺得，不懂漢文的兩位長輩「自定姓名」的可能性實在很低，何況這份文件也記載我外公不識字。再者是兩位長輩的身分登記，這份文件其實看不太出來有登載他們的族群。
圖1：外公外婆不懂漢文卻「自定」了漢名
2025年，我再度向戶政事務所調閱外公、外婆在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資料。這份日本殖民時期的資料，種族欄登記是泰雅族（タイヤル），[1]部族（亞族群）是太魯閣（タロコ）（如圖2）。並且，外公外婆的姓名，在「自定」漢名之前，已經先被日本政府改登記為富村勝則、富村ツル，外婆應是被冠上了「夫姓」。由這裡推測，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外婆應該也是基於冠「夫姓」的緣故，才跟著外公一起姓余。
圖2：外公外婆日本殖民時期的戶籍資料
今天的臺灣社會，大多數人可以理解原住民是腳下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也逐漸有人討論「墾殖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如何造成原住民土地在不同墾殖政權下逐漸流失。[2]我外公、外婆的名字隨著不同的殖民治理意識形態，轉換了兩次身分。兩位長輩生為太魯閣族人，之後變成日本人，最後又轉變為中國人，在這片土地長眠。這種原住民身分在制度中「被消滅」的問題，似乎很少被討論。
《原住民身分法》隱含的兩個殖民意識形態
然而，將姓名與身分綁在一起的殖民治理邏輯，在當代臺灣社會並沒有結束。
2022 年，經歷繁瑣的行政程序，我終於獲得國家肯認，登記為太魯閣族。這些繁瑣程序，來自當時的《原住民身分法》（以下簡稱《身分法》）第二條和第四條規定。因為我申請以母系血統登記原住民身分，當時身分法第二條規定，我的母親（直系血親尊親屬）必須已登記為原住民，但戶籍人員說，她的戶籍資料沒有相關的身分註記。由於我母親已經當小天使多年，在一番頗為折騰的文書作業與等待後，戶籍人員通知我，她的確具有太魯閣族血統；不過，我必須再依據同法第四條規定，改從母姓「余」，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
改姓？！漢人有一句俗話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眼前這位八成是漢人的戶籍人員（抱歉，我承認這是我猜的），竟然要我改姓才能取得身分。我是已經年屆50歲的外省家庭男丁，和生理男結婚已經夠大逆不道了，現在還要改姓，我實在擔心老爸會來夢中狠K我，極有可能老媽也會參一咖。
這段經歷讓我反思，《身分法》究竟建立在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之上？我在今（2026）年5月發表在《Critical Asian Studies》的文章指出：[3]《身分法》採用殖民戶籍資料與從姓的強制規定，隱含了殖民意識形態。我分別提出「後殖民文書主義」（Post-colonial Dossierism）與「父權治理」（Patriarchal Governance）兩個觀點探討，主張臺灣原住民身分肯認制度，仍帶有殖民統治色彩，並非中立的行政事務。
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權治理的部分，後殖民文書主義這個概念比較理論一點，對這個論點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一下前述的文章，有詳細的討論（再度抱歉，自己的文章自己推><）。
從母（漢）姓取得原住民身分與父權治理
從母姓看起來似乎很「平權」（諷刺的是，這不是2001年《身分法》立法時所持的理由），但《身分法》的從姓規定，其實建立在父系繼承的治理邏輯之上，而這個治理邏輯進入法律和行政程序的過程，則與殖民歷史有關。
父系繼承在日本人統治臺灣之前，已存在於漢人民間社會，主要表現在子女從父姓，以及男丁繼承家中財產。日本殖民時期，建立了戶籍調查制度，並藉以將當時日本社會普遍採用的「戶長制」推行到臺灣。戶長由男性（丈夫）擔任，種族調查以戶長的種族為主，父系繼承的治理邏輯開始植入官方行政系統。時至今日，臺灣的一些行政措施還是可見父系繼承的行政邏輯。例如：移民官員認為「真實」的婚姻，必須是外籍女性依附臺籍男性的婚姻關係，特別是為了「幫」臺籍男性傳宗接代。
國民政府來臺之後，父系繼承的邏輯寫進了《民法》，子隨父姓逐漸成為臺灣的社會實踐。即使《民法》已在2007年修正了子隨父姓的規定，[4]從父姓者仍是絕大多數。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25年1至9月，新生兒從母姓的比例約僅6%；學者在2011年的研究則發現，從母姓主要是考慮延續母系家族血統，而不完全是基於平權。[5]
《身分法》也一樣書寫了父系繼承的邏輯，表現在從姓取得身分的規定。對於父親是原住民的子女來說，從父姓幾乎「保證」他們也會取得原住民身分。但對於只有母親是原住民的子女而言，要從原本的父姓改從母姓，則可能形成制度性設計的身分排除。原民會202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6]原父的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比例幾乎是百分百，且性別比大致相同；但漢父原母的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比例驟降為六成五，女孩人數明顯大於男孩。若用這個比例粗估，漢父原母的子女經過幾代之後，將幾乎都被「同化」為漢人。
《身分法》的從姓規定，讓漢父原母的子女必須「從母姓」才能取得身分。在從父姓仍是預設的臺灣社會，這無疑延續了父系繼承的殖民治理邏輯，特別對於母系血統的混血原住民，產生了實質上的身分消滅效果。
因認同而改名，還是因改名而認同？
原民會一直主張，從姓的規定是基於認同主義，特別是對於漢父原母的子女來說，從母姓是原住民身分的認同表徵。但我認知的邏輯是這樣：我認同太魯閣人的身分（若A），所以在2025年我再度登記並列傳統姓名（則B）。你可以說我若不並列（若非B），應該代表我不是非常認同（則非A）。但這和原民會主張因為改名字（若B），所以「看到」我對於原民身分有所認同（則A）完全不一樣。若A則B，並不保證若B則A，但國家用法律直接畫上了等號。
在臺灣社會，家裡的男丁要從或改母姓，有比認同表徵更複雜的脈絡。
我的父親於1920年出生在中國湖南的農村。在十幾歲的青少年時期就加入國民黨軍隊，參加了抗日戰爭，1949年和我叔叔一起來到臺灣，留下了上海妻子和一個兒子在中國。他到臺灣後，上海那邊捎來消息，說妻子已往生，我父親有幾年的時間仍想辦法寄錢回去，後來在1962年，透過友人介紹與我的母親結婚，育有四個孩子。
1987年戒嚴解除後，他得知原來上海妻子仍健在，1988年立即和我叔叔一同返回中國探親，滿心盼望能與他的上海妻子和兒子再度團聚。然而，一個「意外」的查戶口，我父親發現，上海妻子早在他離開中國那年就已經再婚，連同兒子也隨繼父姓「李」。我父親悲痛欲絕地提早返回臺灣。那一年我應該是11歲左右，即是還是少不更事的小屁孩，我仍然可透過父親失落的眼神和一夕轉白的鬢角，感覺到他深沉的悲傷。我後悔當時為何沒有擁抱他。
即使父親已經離開人世多年，我仍不能讓「黃」從我的姓名中消失。經過一番「協商」，戶政事務所動用了每人一生只有三次機會的改名程序，將我的名字從「余」義中，改登記為 「余黃義中」。「余」為官方姓氏，「黃義中」則被視為名字。然而，在我還是「漢人」時，從未因我的漢姓而否認我的原住民血統；我也不是在改從母姓之後，才開始認同自己的太魯閣族身分，而是長久以來和母親不斷往返原住民部落的生命經驗，一點一滴累積而成。
我並不是從姓規定唯一「受害」的原住民。面對從母姓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法律規定，鄭川如教授[7]以及吳陳春桃女士、劉陳春梅女士[8]在2018年都提出了釋憲的申請。2022年，憲法法庭的《111憲判字第4號》宣告「姓名綁身分」條款違憲，認為相關規定違反憲法保障的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和性別平等，並命令原民會在兩年內修正相關規定。但令人失望的是，原民會2024年修訂的身分法，完全沒有將大法官宣判違憲的「姓名綁身分」條款刪除，只是加上在原來漢人姓名旁邊「並列族名」，就可以取得身分。這仍是另一種姓名綁身分的形式。
同一個家庭，姊弟漢姓不同，族名也不同
不用改從母姓了，不是皆大歡喜嗎？！然而，臺灣各原住民族的命名結構差異甚大。我所屬的太魯閣族命名系統，遵循親屬連結模式，個人的名字與父親或母親的名字連結，當我的姊姊在2024年根據修訂後的法規，登記我們母親的原住民名字以取得身分時，這個框架的不足之處再次浮現。
我記得曾經讀過族人因為強制取漢名，造成一家五口兄弟全部不同「姓」的荒謬故事。這次事件的主角變成我和姊姊。我母親的族名是 Uday，所有原民社群的人都這麼稱呼她，當姊姊要登記族名時，中部某個戶政事務所以「Uday」並未見於政治大學編纂的《原住民族人名譜》而拒絕接受。這本著作裡面所搜集到的原住民名字，主要來源是以往研究文獻與殖民時期資料，而不是經由原民部落田野向族人採集。在沒有諮詢我們家族以及所屬原民社群的情況下，戶政事務所單方面「指定」一個發音相似的名字「Utug」。結果姊姊和我雖然同一位母親，卻荒謬地登記不同族名。更荒謬的是，無論是華文姓氏（黃 versus 余）還是原住民名字（Utug versus Uday），我和姊姊都不一樣。漢人公民可以選擇任何名字，無論多麼不傳統，例如「鮭魚」，[9]他們的族群身分都不會受到質疑，原住民族卻必須遵守國家認可的姓名名單，才能「選擇」自己的姓名。
結論：解殖殖民者之眼下的原住民身分肯認
常聽到有族人朋友運用戶籍資料製作家譜，我不禁思考，如果這些戶籍資料的根本源頭來自於殖民時期的調查結果，那我們究竟是在追溯自己的祖先血統脈絡，還是重建一個百年前，由殖民者之眼所窺見的原住民身分？我常笑說，即使我把全部佳民部落族人，都集合在戶政事務所前，大聲說我母親是太魯閣人，戶政事務所的人還是會把耳朵關上，撇頭翻一下百年前日本人所留下的戶口調查資料，查找一下我母親或者外公、外婆有沒有登記為原住民（我該慶幸好在有？！）。
想起小時候和母親回部落，她總會在餐桌上介紹許多新的「表哥、表姐」們，對於太魯閣人來說，同桌共食就是一家人。口述歷史雖然總在殖民論述中被降格為「不文明」，但是千百年來，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將知識、智慧代代相傳下來。解殖需要將原住民族主權回歸原民社群，肯認族人口述歷史以及社群集體權，而不是墾殖社會「賜予」的象徵性肯認，土地如此，身分亦然。我理解這將會是一條漫長路，也看到有族人設法努力。但我同時憂慮，如果原住民身分主權持續讓渡給殖民邏輯，在法律與行政程序下不斷操演，原民社群是否也將逐漸「學習」用殖民之眼，看待自己的血統？
[1] 本文討論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時，行文用詞以「種族」為主（而非「族群」）。主要是考量到當時的調查，對於種族的定義相當廣義、隨機與彈性；有時也把朝鮮人、滿洲國人、支那人等國籍別列入種族之中，與我們現在說的「族群」調查不盡相同。
[2] 夷將．拔路兒（編）。2024。《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流失的真相與和解》。原住民族委員會。
[3] Unang Uday. (2026). Seeing Like a Colonial State: Post-colonial Dossierism, Patriarchal Governance, and Indigenous Status Recognition in Taiwan.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8(3), 529–551. https://doi.org/10.1080/14672715.2026.2673312
[4] 早期的民法第1059條，規定子女必須從父姓，除非招贅婚才能從母姓。1985年修法放寬為原則從父姓，在母無兄弟的情形下，得約定從母姓。2007年再度修法，不再原則從父姓，而是由父母雙方在子女出生前，以書面約定從父姓或是從母姓（司法院2023年5月9日臉書發布訊息）。
[5] 彭渰雯、洪綾君（2011）。為何從母姓？夫妻約定子女姓氏的影響因素調查。《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8），1–54。
[6] 原民會1110113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可參閱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4號【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09908
[7] 鄭川如教授為太魯閣族原住民，先生吳欣陽律師為漢人，由於先生是家中獨子，基於血緣傳承的壓力，難以讓獨生女兒改從母姓，而導致女兒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鄭教授及吳律師以法定代理人的身分，於2018年以女兒為聲請人提出釋憲。可參閱Huang, A.（2022年1月18日）。〈「漢姓是國民黨硬塞我們的」：太魯閣族媽媽申請釋憲，幫小孩找回原住民身分〉。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1685
[8] 吳陳春桃（樂桃・來有）、劉陳春梅（梧梅・來有）為姊妹，父親是母系血統的混血原住民（兩位姊妹的的祖母是泰雅族人），生於1904年、歿於1938年日治時期。兩位姊妹的泰雅族原住民身分，因戶政事務所依據原民會的函示，以兩人的父親未從母姓，故不具有原住民身分而被撤銷。兩位姊妹於年屆90的高齡，於2018年聲請釋憲。
[9] 2021年3月，某個日系迴轉壽司餐廳推出一項了優惠活動，只要來店用餐的客人，姓名包含有「鮭魚」兩個字的話，整桌消費的餐點都可免費，導致有些民眾為了享受這項優惠，特定赴戶政事務所將姓名變更為包含「鮭魚」的奇特姓名，這個事件被稱為「鮭魚之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