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經濟的多元宇宙:看見「彷彿已然自由」的倫理實踐

聆聽本文 測試版
使用裝置內建語音,不會將文章傳送到外部語音服務

余炘倫/台灣社會與團結經濟學會

我們常受根深蒂固的觀念主導,將經濟視為由資本積累、市場效率與短期績效所構成的單一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萬事萬物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被標上貨幣價格,轉化為市場上的商品。以「飲食」與「長者照顧」為例,在資本邏輯下,農產品的產銷與餐飲服務往往被視為追求標準化、壓低成本以極大化利潤的過程;而長者的照護則容易被化約為論件計酬的服務商品。

然而,只要將目光從資本主義的中心移開,望向社會的邊緣與日常的縫隙,就會發現另一個充滿生機的「多元宇宙」。在那裡,有一群人長年透過合作社、共有實踐(Commoning)、社群互助,以及社會與團結經濟(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等形式,持續探索各種合作經濟的可能。

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本質上都是以「人」為本的經濟模式,強調民主參與和互惠共享,並堅持將社會與環境目的置於利潤之上。例如,同樣是日常飲食,在合作經濟的想像中,可以化身為跨文化共享的社區餐桌,將市場上的食材重新轉化為建立社會連帶的「禮物」。

圖說:在跨文化社區餐桌上,印尼移工正指導臺灣年輕人用椰子葉編織開齋節必備的傳統食物「編織粽」(ketupat)。在合作經濟的實踐中,日常飲食成為打破隔閡、重建社會連帶的「禮物」。

  

而要理解這個多元宇宙的運作邏輯,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價值」的本質,解開資本主義施加於我們思想上的枷鎖。

拆解單一宇宙:新古典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扭曲與文化階序

要探討合作經濟或社會與團結經濟的多元性,必須直面當代主流經濟體系如何定義「價值」。[1]法國人類學家Louis Dumont的文化批判理論提醒我們,人類社會中的各種價值並非平等並列;只要某些價值成為社會共同認可的重要原則,就可能形成某種階序。當社會決定去「重視」某個理念或事物時,往往也會將其置於較高的位置,進而涵蓋[2]、支配,甚至貶抑其他被視為較次要的價值。[3]在許多傳統社會中,這種價值階序是公開的,但在標榜「平等」與「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中,它往往不再以公開的階序形式呈現,而是隱藏在制度設計、市場運作與日常選擇之中。

我們可以借用法國2004年禁止公立學校學生佩戴顯著宗教標誌的法律爭議來說明這個概念。[4]在支持這項禁令的政治論述中,「世俗主義」與「公共空間的價值中立」被置於重要的位置,而宗教信仰則被要求歸屬於私人領域。因此,當穆斯林女孩在公立學校戴上頭巾時,屬於「個人自由」的宗教實踐便與法國社會對世俗公共空間的價值界定產生衝突。以Dumont的觀點來看,這場爭議說明了,即使是高舉自由與平等的現代社會,依然存在決定「誰優先、誰次要」的價值階序。

在經濟的領域中,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論述則是另一個值得重新檢視的例子。主流經濟學傾向從個人的偏好與效用出發來理解價值,進而將價格視為個體選擇與市場交換的結果,藉此描繪出一套買賣雙方看似平等的市場秩序。這種將價值高度個人化的論述,卻可能成為一種精巧的「意識形態支配」:當價值被理解為個人偏好的結果,市場交換也就容易被視為中性的選擇,而價值背後的社會關係與權力差異就因此被遮蔽了。

以日常購買的咖啡為例,當消費者決定購買100元的咖啡時,主流經濟學可以從個人偏好、願付價格與市場條件來解釋這項選擇。然而,看似客觀的價格標籤,卻未必能呈現跨國企業與南方小農之間的利潤分配、議價權力的不對等,以及底層勞動者的真實生存處境。

也就是說,儘管我們被告知市場中的交換是自由而平等的,但社會地位、勞動條件與生命尊嚴,卻可能在資本積累的階序中被重新排序。當貨幣成為衡量經濟活動的主要標準,其他形式的社會價值、倫理關係與生態連結便容易遭到邊緣化,甚至逐漸從我們對經濟的想像中消失。

合作經濟的基進之處,就在於它們不將既有階序視為理所當然,而是有意識地「重構」這些關係。它將共同生活、相互依賴、民主決策與生態共存的倫理關係置於更重要的位置,讓原本高高在上的「經濟可行性」退居次位,成為支持社會與環境目標的基礎。

躍入多元宇宙:David Graeber 的價值創造與「彷彿」(as if)的實踐

Dumont關於文化價值階序的理論,宛如一把解剖刀,幫助我們劃破資本主義看似中立的市場機制,看穿它如何掩蓋「經濟效益至上」創造出來的階序,並試圖將這套運作邏輯形塑為無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然而,識破這套隱蔽的階序只是打破資本主義價值壟斷的第一步。接下來,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的價值理論為我們指引了下一步實踐的方向。

對Graeber而言,價值不只是商品上的標籤,而是存在於人們對自身行動的理解與創造性的行動中。[5]舉例來說,當一群人在社區廚房裡共同籌備一頓晚餐,他們生產的不僅僅是「一桌食物」;在切菜、烹飪與共食的互動中,他們同時也建立起鄰里間的互信與友誼,形塑了彼此作為「社群一份子」的認同。這就是為什麼Graeber強調,在價值實踐的過程中,我們不只生產物品,更在「生產社會關係、生產彼此」。即使資本主義試圖將我們困在單一的利潤框架裡,但人類的實踐本質上仍然是多元的。

因此,當代合作經濟真正的挑戰是:在資本的重重包圍下,我們該如何跨越邊界,進入那個充滿連帶與互助的合作經濟宇宙?就此問題,Graeber也提供了一個極具穿透力的行動哲學:「彷彿」(as if)。

在Graeber的理論中,價值並非憑空存在,它必須在一個社會的「場域」(arena)或「宇宙」中,透過他人的見證與互動才能被實現。而這個宇宙之所以能夠成形,正是仰賴行動者「彷彿」它已經存在般地投入與實踐。就像一場遊戲,只要參與者共同致力於追求某種價值(例如互惠與民主),並依循其規則行動,那個預設的宇宙就會在實踐中被創造出來。[6]

將這個邏輯延伸至合作經濟的實踐中,它提醒我們,不需要等待資本主義徹底瓦解的那一天才開始行動;相反地,我們可以表現得「彷彿我們已經是自由的」。這意味著我們在當下的日常裡,就依循互惠、民主與共有的邏輯組織生產與分配,「彷彿」那個兼具經濟韌性與生態責任的倫理經濟生態系已經存在。當人們透過合作社與共有實踐處理生活需求時,他們不是在紙上談兵,而是在真實的勞動與決策中實踐「彷彿」。透過一次次的合作與協商,人們就在這套「彷彿已然自由」的實踐過程中,讓另一種經濟關係的宇宙逐漸成真。

資本主義的寄生與轉化:Anna Tsing的搶撈式積累

然而,對於這些在邊緣與日常中長出的多元價值,資本主義並非視而不見。人類學家Anna Tsing敏銳地指出,資本主義遠非自給自足的體系,它無法獨立創造自身運作所需的所有技能、關係與資源;相反地,它必須不斷進行「搶撈式積累」(salvage accumulation),將各種非資本主義方式創造的物質與社會關係,重新納入資本積累的過程。

以北美森林中的松茸為例,採集的勞動過程充滿了非資本主義的多元價值實踐:退伍軍人在森林中尋求創傷療癒,東南亞難民在採集過程中重溫故鄉的自由與生存記憶。松茸在此承載了深刻的個人經驗與社會連帶,也具有超越單純商品的「禮物」意義。然而,當松茸透過盤商的分級、評估與交易進入全球市場時,雖然這些原本存在於採集活動中的關係並沒有因此消失,但也被重新納入商品生產與價值實現的過程。也就是說,資本企業往往不必直接承擔維護森林生態的全部成本,也不必透過正式雇傭關係提供採集者完整的勞動保障,便能藉由收購、分級與交易等市場機制,將多元社會關係與自然生態所孕育的成果轉化為自身獲利的條件。[7]

Tsing的研究揭示了殘酷的現實:多元的價值、人類情感與互惠關係,往往會被資本主義體系當作可以利用的資源,成為企業獲利的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的異化(alienation)──也就是將事物從其原本豐厚的社會與生態關係中強行剝離出來──並非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自然發生的結果,而是在特定的評估、分類與交換機制中逐步形成的。但這同時也意味著資本主義並非一個沒有縫隙的完整體系;在它的邊緣與縫隙中,一直存在著尚未被完全商品化的關係、資源與實踐。這些多元價值的存在,正是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之外可能性的起點。

找回經濟的多元性:冰山理論與臺灣在地的合作實踐

Tsing 的研究讓我們看見,資本主義的運作往往仰賴各種異質的社會關係與非資本主義實踐。這也提醒我們,不能將資本主義視為經濟活動的全部。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看見經濟的全貌,而這也是 J. K. Gibson-Graham 致力於打破「資本中心主義」思維的原因。她們提出的「冰山理論」指出,浮在水面上的雇傭勞動與市場交易只是經濟的一小部分;水面下隱藏著龐大的非市場實踐,包括家庭勞動、互惠餽贈、社群互助,以及各種非資本主義或非正式的生產與交換。這些實踐不僅支撐著日常生活,也讓我們看見經濟並不只有一種組織方式。[8]

回到臺灣,隨著90年代社區營造運動的風起雲湧,各地其實已孕育出豐富的多元經濟實踐,展現出第一線行動者重新接合市場價值與社會倫理的嘗試。過去,傳統合作社往往受限於「如何維持民主結社」與「如何在市場中求生存」的雙重框架,將自身行動目標局限於追求內部社員的經濟利益。然而,這些新興的在地實踐突破了這個局限,不僅在經濟上尋求自立,更在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的條件下,將任務擴展為「經濟可行、民主參與、社會與環境目的」彼此支撐的整體行動。

在原住民族部落中,我們看到了混合經濟的韌性。例如,都市營造業中的奇美部落阿美族板模工班將「Mipaliw」(換工)精神帶入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外包體制中。「Mipaliw」原本是阿美族社會中,基於部落年齡階級與親友網絡的傳統「換工」與互惠規範。當族人進入都市工地時,他們將這種精神轉化為集體勞動的組織方式,不再以「個體勞工」的身分面對雇主,而是以部落人際網絡為單位組成工班,集體承攬工程。

在工班內部,勞動節奏的安排、技術的傳承與工資的分配,往往依循著互相照顧與共享承擔的倫理。這種集體的結社法則,使他們能在面對上游承包商時擁有更大的集體議價能力,並拒絕不合理的剝削;同時,當成員疲累、生病或遭遇困難時,工班成員也能相互補位與支援。也就是說,透過將部落關係鑲嵌進勞動現場,他們在資本邏輯中開闢出相對的自主性,一方面緩解了上游廠商對底層勞動的剝削,另一方面也延續了部落的社會文化。

同樣地,莫拉克風災後的屏東來義鄉,排灣族人透過成立「部落蔬店」來突破主流市場的限制。在主流的農產運銷體系中,作物必須符合標準化的尺寸與外觀,且交易往往是追求利潤極大化、去脈絡的銀貨兩訖。這種單一的市場標準,讓部落長輩以傳統農法零星種植的作物(如山芋),經常被市場貶低價值甚至拒收。

面對這種硬性限制,族人將「部落蔬店」打造成一個集貨與交流的實體平臺,將山芋等傳統作物視為串連共耕與照顧網絡的媒介。在蔬店的日常運作中,族人們重新召喚排灣族的在地文化語彙──青年協助體力衰退的長輩整理農地以完成農事(換工);族人互相支援看顧店面與代購物資(互相幫忙);而那些不符市場規格但仍可食用的作物,不會被視為無價值,而是成為親友鄰里間流動、照顧親族的食物(分享)。透過這些實踐,部落蔬店將市場交換機制重新鑲嵌於部落的社會關係之中,讓經濟重新成為維繫部落生存與尊嚴的力量。

在都市的日常空間,價值的翻轉同樣在餐桌上發生。以東海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在臺中舊城區推動的東南亞飲食行動為例,東海人社實踐團隊邀請了東南亞移工、新移民與臺灣在地居民,在週末共同採買食材、烹煮家鄉菜並同桌共食。這種跨文化的社區餐桌展現出「水平組織」的結社特質──參與者不只是提供服務的「施予者」或被動接受服務的「弱勢」,而是共同參與活動、貢獻技能與分擔勞務的伙伴。在共同採買、烹煮與共食的過程中,原有的身分差異與權力關係並未必然消失,但參與者得以透過共同實踐,重新協商彼此的角色與關係。透過這種集體共烹共享的「合作化勞動」,他們將原本在市場上被明碼標價的勞動力與食材,重新拉回社會關係的「禮物邏輯」中──人們付出勞力並分享食物,不是為了賺取利潤,而是作為餽贈彼此、建立人際連帶的媒介。

圖說:東海大學人社實踐團隊在臺中舊城區推動的跨文化社區餐桌。兩位經營越南餐廳的主廚(一臺一越)與在地居民齊聚一堂,共煮、共享越南年菜。

   

此外,面對高齡化與淨零轉型[9]的挑戰,合作經濟也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創新動能。無論是儲蓄互助社透過制度調適,以客製化綠色放款支持「公民電廠」;[10]或是「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善用長照2.0的政策資源,將照顧從商品化服務轉化為部落互助與生產性老化的集體實踐,都證明了經濟活動絕對能以民主且合作的方式,同時造福人、社群與生態。

代結論:開啟社會學的想像,踏入合作經濟的多元宇宙

本文試圖拆解資本主義的單一神話,帶領讀者看見水面下龐大且充滿生機的多元實踐。我們常將「經濟」視為一套如自然法則般冷酷且不可撼動的鐵律,但若能開啟「社會學的想像力」,將我們個人的日常飲食、勞動與照顧,連結回更宏觀的社會結構,便會發現:日常的生產、交換與照顧不只是個人的選擇,也反映了社會如何安排價值、分配資源,以及組織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因此,只要我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以互惠、民主與共有的邏輯來重新組織需求,展現出「彷彿已然自由」的實踐,合作經濟的可能性就已經在我們身邊萌芽。

這也說明了,「倫理經濟生態系」不應只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理論反思,更必須具體落實於我們共同的生活方式中。為了凝聚這些散落各地的多元經濟能量,探討合作社及社會與團結經濟在當代的任務與挑戰,台灣社會與團結經濟學會今年將籌辦一場跨領域的深度對話。

   

誠摯邀請您參與2026年「從合作社出發:展望共有實踐與倫理經濟生態系」國際論壇暨工作坊。活動將於2026年10月24至25日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舉行。本次工作坊以「經濟可行性、民主治理、社會與環境目的」為主軸,連結共有實踐、社區經濟、社區營造、氣候行動與倫理經濟等關鍵議題。學會特別邀請到多位國際重量級學者,包括:

  • 推動「多元經濟」理論、澳洲西雪梨大學文化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 Katherine Gibson。
  • 深入研究日本福島災後重建與「里山里海經濟」的日本福島大學副教授 Hayashi Kumpei(林薫平)。
  • 專精於韓國社會企業與社會經濟組織治理的韓國聖公會大學名譽教授 Seungkwon Jang。

除了多元的國際視角,第二天的工作坊更安排了臺灣在地實務工作者、政府單位與學者的對談,主題涵蓋綠電生產、部落互助、照顧合作與跨文化社區餐桌等前瞻案例。

 

這是一場關於未來共同生活方式的探索。無論您是關心社區發展、公共治理、永續轉型的實務工作者,或是對另類經濟充滿想像的公民,都歡迎參加今年的論壇與工作坊,和其他參與者一起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合作運動與在地行動基礎上,建構一個兼具經濟韌性、自主結社、民主治理與生態責任的倫理經濟生態系。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GMqy3xZH3vMaph9f8


[1] 關於人類學中「價值」概念的理論討論,以及價值研究與比較、文化批判之間的關係,可參考: Otto, Ton and Rane Willerslev. 2013. “Introduction: ‘Value as Theory’: Comparison, Cultural Critique, and Guerrilla Ethnographic Theor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3(1): 1-20.

[2] 對Louis Dumont而言,「涵蓋」(encompassment,或譯為「對立的涵蓋」)是區分文化價值階序與單純權力壓迫的關鍵核心。杜蒙指出,階序不應被化約為單純建立在權力之上的社會分層,而是一種建立在價值差異上的結構關係。當社會將某一主導價值置於最高位階時,它並非單純消滅其他對立的次要價值,而是將其「涵蓋」在自身建構的整體體系中,並賦予其從屬、次要的地位。

[3] Dumont, Louis. 1986. Essays on Individualism: 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相關爭議可以進一步閱讀:Scott, Joan Wallach. 2007.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Graeber, David. 2013. “It is value that brings universes into being.”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3(1): 219-243.

[6] 同上。

[7]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Gibson-Graham, J. K. 2008. “Diverse Economies: 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 ‘Other Worl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13–632.

[9] 淨零轉型(Net-Zero Transition):意指在特定時間內,透過節能減碳與增加碳匯(如造林或碳捕捉技術),使人類製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人為清除量相抵銷,達到「淨零排放」的平衡狀態。這不僅是技術與能源的轉型,更涉及產業、生活與社會公正的全面轉型挑戰。

[10] 儲蓄互助社與公民電廠:公民電廠是指由在地社區、公民或合作社共同發起與持有的再生能源電廠(如屋頂型太陽光電)。然而,此類計畫常因缺乏不動產抵押而難以取得商業銀行的融資。為解決此困境,強調普惠金融的「儲蓄互助社」透過修改內部規章,為公民電廠量身打造綠色放款機制(如延長放款期限、給予寬限期),以社間合作的模式推動基層的氣候行動。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