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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日本地方治理新模式

張正衡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近來,日本安倍內閣所推行的「地方創生」政策,開始在台灣引起注目。從九O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台灣經常都受到日本社會發展方向的影響與啟發,因而這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動作地投入人力與資源,推動地方發展,自然也容易受到矚目。不過,如果只是認定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一貫重視鄉村與農業發展,而「地方創生」正是這個傳統的又一次優質表現,恐怕就有點低估了日本地方政治的複雜度與「地域」政策的歷史脈絡。 ◎地方創生政策的目標 此施政計畫的目的是要解決三個困擾日本社會的問題:勞動力人口的減少、人口過度往東京集中、地方經濟面臨發展困境。新成立的創生總部將致力於地方人口的回流工作,力圖在地方創造就業機會,打造能讓年輕一代成家生子育兒的環境。 【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可以開拓日本的未來嗎?】 不同於先前的發展策略,「地方創生」的基調是由地方自行設定發展計畫與目標,而由國家來支援地方進行。支援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提供「地方創生交付金」給申請的地方團體,給予他們發展地方產業時的具體援助。同時利用「地方創生」跨部會的性質,整合不同行政主管部門的資源來發展複合式的產業(例如,結合農林水產省的農村發展與厚生勞動省的高齡者照護預算,共同發展長照園區等)。最後,在地方層次則鼓勵「產官學金勞言」的多行動主體之間的合作提案,也就是要讓在地的產業、政府、學界、金融、勞工與媒體都共同投入「地方創生」事業的行列。 ◎政治經濟脈絡中的地方創生政策 「地方創生」看起來大刀闊斧地建立了許多新制度,但對於日本的地方基層來說,仍有許多似曾相識之處。其實自明治維新以來,乃至大戰後的經濟復甦起飛過程中,東京與其他區域的發展落差始終是官僚與知識份子檢討的重要對象,並非當代所獨有。此外,在戰後的數次國土計畫沿革中,區域平衡與地方都市發展一直都被視為規劃的重點項目,而中央對於地方發展的經費支援也構成了這些開發計畫的財政基礎。 但是以上的這種中央支援地方的關係,到了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政後(2001年),開始出現斷裂。小泉開始大力推動「構造改革」,大幅削減分配給地方政府的分配款(地方交付稅),導致許多地方公共服務的撙節與停擺。這樣的舉措在地方社會(特別是偏鄉)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與怨氣,累積到了2009年,成為自由民主黨輸掉大選、失去政權的一個關鍵因素。 安倍作為自民黨在三年後(2012)重返執政後的首任首相,必須重新思考取消補助地方財政的政策,重新擬定地方治理手段與策略。可是,安倍也曾是小泉的內閣閣員及其理念支持者,若要重新擁抱中央補助地方發展的政策方向,似乎顯得有點突兀。但就在這時,社會出現了一波關於地方消滅論的爭辯,讓安倍可以順勢改變政策走向。 ◎日本「地方消滅論」的爭辯 2014年8月日本出版了一本題為「地方消滅論」的新書,並隨即熱賣。作者增田寬聲稱:目前東京一元獨大的狀況若無法遏止,則全日本的人口會持續流向東京,形成所謂的「極點社會」。地方上能生育的女性人數過少,因此未來有近900個鄉鎮市,可能在2040年之前,因為無法維持其社會生活的基本機能而消失。 增田提出的地方消滅論引發輿論譁然之後,也引來幾本書的回應。在「地方消滅」出版後四個月內就發行的「農山村不會消滅」,就是反對地方消滅論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小田切德美相信山村集落的韌性,從實際的山區偏鄉社區參與觀察中,他發現這些在數據上被歸類為「限界集落」、「人口過疏」或「有消滅的可能性」的小村子,並未如統計數據上定義的那樣,容易失去社會生活的活力與機能。他因此主張農山村的消滅是個假議題,而主政者應該協助這些弱勢聚落財政,讓他們尋找願意回歸田園、在地長期居住的新成員,才能夠開創新的可能性。 【增田的「地方消滅論」,引起日本社會廣泛討論】 另外一本「地方消滅的陷阱」書中,地域社會學家山下祐介則指出,「地方消滅論」一書的內容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除了分析地方人口老化與流失的現況外,也提出應該讓地方人口集中到地方中小型都市,以作為對抗日本繼續往東京集中的「極點社會」的防線。然而,這樣的政策建言,隱含著必須放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的小型偏鄉聚落而任由其消失的意圖。山下認為,目前日本地方社會面臨的困境,並非完全肇因於這些農山村的經濟或人口問題,而是肇因於政府當初高估當地的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成本,因而快速降低國家對於這些偏鄉的財政支援與資源提供。面對如此錯誤政策造成的地方社會困境,他提出「多樣性共生」的概念,主張透過社會實驗,來驗證各種未來地方社會可能容納各種居住樣態(如從都會移住到鄉村,或者定期往返兩地居住等等)。 另一位社會學家金子勇則認為,增田提出「地方消滅論」的視野已達到「面」的廣度,必須提出同樣全面的論述與之抗衡。而小田切或山下的反駁依據,卻往往像是「點」一般的成功個案,相對容易被駁倒。金子勇批評小田切的討論,過度侷限在農業的領域(例如他對於田園回歸的提倡);批評山下所說的多樣性,在現今的人口結構與社會變遷形勢下也顯得抽象、不樂觀。 不過就「地方消滅」的內容來檢視,其中涉及國土與人口治理的政治論述,需要更仔細地檢視與反省。例如,「地方消滅」一書是以各個鄉鎮市的「再生產力」來界定其「消滅可能性」,而「再生產力」的計算則是以2010-2040間年輕女性(20-39歲)的可能減少比例來推估。這樣的作法不僅將多面向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人口學統計問題,在性別或老人學的面向上,這樣的推論也有些問題(另一篇巷仔口文章「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就論及此)。在這種具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評估邏輯下,讀者被迫得去接受日本的偏鄉小聚落必須被篩選淘汰,以及社會生活必須集中在地方中小型都市的選項,這正是小田切與山下所大力反對,試圖為偏鄉農山村請命之處。 如果就此脈絡來理解安倍內閣的「地方創生」政策,或許地方消滅論的效應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的事先設定。一旦議題設定完成後,相應的解決之道似乎也就呼之欲出。增田寬曾是安倍於2007年首次組閣時的總務大臣。在增田的「地方消滅」一書出版月餘、話題正熱之際,安倍就公布了他的內閣改組名單,同時立即宣告、啟動「地方創生」所含括的多項政策與經費計畫。上述的學者如小田切或山下雖然大力抨擊「地方消滅」,但他們對於「地方創生」所能對偏鄉農山村帶來的可能性卻是有所期待,甚至不太認為增田與安倍所談的是同一件事情。 ◎「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治理地方社會的新架構 安倍內閣在2014年9月提出「地方創生」政策,為此還創置了特別任務編組的「町・人・工作創生總部(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與一個稱為「地方創生大臣」的閣員職位,並任命原自民黨秘書長石破茂擔任(2016年8月卸任)。當年雖然已屆2014年底,安倍內閣仍很快地在國會與行政部門通過了相關的法案與計畫,並宣布2015年將為「地方創生」元年。同時,他們也透過由國會通過追加預算和發放緊急交付金的方式,趕在新的會計年度到來前啟動日本各鄉鎮市的地方產業與永續經營之規劃行動,將「地方創生」付諸實行。 「地方創生」終止了日本地方政府在小泉構造改革時期的的財政乾渴,另外引進了一套企業管理模式,來合理化這筆龐大但具道德正當性、民意支持度的政府支出。 【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是一種新的地方政治治理】 資料來源:www.pref.tokushima.jp/ourtokushima/1507/ura02.html 但就整體的規劃與跨部會的施行規模來看,這個新的施政策略可能並非單用灑錢固樁之類的選舉邏輯可以完全解釋。尋求一個新架構來治理日本的地方社會,並且促進其重新整合,創造自主創造產值的在地創業家聯盟,多半還是安倍內閣在這套笨拙的施政方案下所仍然期待達成的效應之一。而相較於先前的孤立無援苦戰,日本的社區工作者或許寧願在KPI的遊戲對決中,設法謀取自己所需的資源。只是相較於國家所期待的「產官學金勞言」聯盟,地方的小型社造NGO要能殺出重圍,取得申請經費的資格,恐怕就已經得使盡渾身解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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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一、高雄氣爆後被改變的日常生活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勞工密集度高的苓雅區與前鎮區發生丙烯外洩的連環石化氣體爆炸,頓時街道陷落成長溝。災難發生後,這一區的「日常生活」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此種「非日常」包含日常生活與秩序的斷裂,一種被剝奪的「例外狀態」。距離氣爆至今已經兩年半,道路重建、屋損賠償、罹難賠償、重傷賠償已經部份完成,然而對於罹難家庭與重傷家庭來說,身體創傷、情感創傷、社區毀損持續重建當中,且災難的遺緒仍持續。 圖1,前鎮區氣爆區附近的住宅,幾位租車業災民在房屋受損後,將工作地點搬遷至此。 過去兩年來,走訪了高雄前鎮區竹東里、竹西里、苓雅區林榮里、福東里、鳳山區、鳥崧區等不同地區的受災民眾,訪談「高雄氣爆自救會」、「氣爆租車業自救會」、竹東里竹西里、林榮里、福東里居民、氣爆重傷者、罹難者家屬、環境NGO組織、外籍看護工、因公重傷者等居民。當媒體與大眾的記憶力早已轉移到其他的事件中,我在走訪氣爆災區與災民的訪談中,依然看到今日的生活如何成為災難的遺緒。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採訪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難者提到,即使沙林事件施放沙林毒氣的林泰男被逮捕時,人生並不會因此復原到災難前的狀態:「這些人並不會因為林泰男的被捕而恢復原有的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所喪失的東西,幾乎已經不可能復原了。」(村上春樹,賴明珠譯,1998:168)。同樣的,經歷高雄氣爆之後家屬罹難、中傷癱瘓者,日常生活也難以恢復原有的秩序。本文將以一位氣爆後癱瘓的重傷者小雨,陳述災難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災難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 小雨現為28歲女性,原出生於小琉球,後移居台中工作,氣爆前兩年移居到高雄,氣爆後下半身完全損傷而癱瘓。小雨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現年五十多歲,以台語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不擅長使用中文對談,而小雨的父親原本開鞋模工廠,因為經營不善工廠倒閉而負債,之後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因此由母親一人在台灣帶三位小孩,在家中車衣服賺錢維生。身為老大的小雨,自己與妹妹弟弟都需要學費等開銷,小雨看見家中的經濟需求希望自己不要給家裡帶來負擔,因此不想繼續讀書想早一點工作減輕家裡負擔,於是從國中開始便半工半讀拼命打工,變成她自己口中的「工作狂」。讀高中之後,開始在工廠做洗床、沖床、車床、做套筒、模具、做包裝等工作。這些俗稱的「黑手」工作,不但工作時全身都是黑油也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 氣爆發生前幾年,小雨父親因為回小琉球釣魚意外喪生,小雨回南部辦完父親的後事,回去工作卻不能專心,被機台夾到而受傷,加上當時媽媽身體不好,弟弟在當兵,妹妹在讀大學,小雨便辭掉工廠車床的工作,在氣爆前一兩年搬來高雄租房子住並照顧家人。氣爆前沒多久,小雨的堂姊工作的海產店需要人手,希望小雨過去幫她。因此小雨一邊進行仲介的工作,一邊到海產店做時薪的工作,白天仲介有case就去跑,雙份工作維持半年多,直到氣爆當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氣爆被炸傷,小雨自嘲她的人生從此停止「工作狂」這個封號了。 氣爆前,小雨母親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但氣爆後為了照顧小雨,加上小雨妹妹2015年生了一個小孩,都由媽媽照顧,所以小雨母親辭去工作也失去收入。由現年五十多歲的母親照顧小雨,除了因為經濟考量之外,家中亦無空間可以挪給照顧者而無法聘請照服員。小雨說「我媽媽50歲了,身體沒有很好,有長期的頭痛。所以我覺得在家工作比較好,而且這樣我比較能照顧自己的身體。」(田野筆記,2016)   二、不均等的風險社會 如何解釋與理解小雨的災難經驗中的處境?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學的分化使得有條件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的洪流,風險成為無法從外在掌握的危險處境。氣爆後一個月,周桂田便主編出版了《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一書,指出從風險社會的定義來看,高雄氣爆確實是一場無法掌控、高度分工細緻化之下出現的風險社會。「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包括社會分化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所形成的風險文明化問題。」(周桂田,2014:24)。上述小雨的經驗,是因為下班時間導致這一場災難,可以看到風險社會是一場無法掌控的風險,然而風險不是一場偶發事件,會便隨著勞動位置、勞動時間而增加風險的可能性。此外,亦看到災難遺緒會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後災難生活。 災難發生時,誰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呢?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災難對身障、老 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義。Maureen Fordham在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提出災難風險高的族群包含貧窮、低收入的女性、無家可歸或住在難民營的女性、年長女性、有認知或身體障礙的女性、必須持家的女性、年老的寡婦、原住民女性、新移民人口、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從屬階級的女性、社會隔離的女性、需要照顧多位依賴者的女性、避難所的女性、被騷擾或虐待的女性、獨居女性、有慢性病的女性、營養不良的女性。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在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一書舉卡崔娜風災的例子,指出不同社會位置,如:貧窮女性、單身女性、老年女性、懷孕女性會有不同的災難經驗。在卡崔娜風災的研究中,也指出帶著小孩的照顧者、黑人與非裔女性、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工人階級的窮人在災難中的受災程度會較高,亦即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弱勢容易成為災難難民。舉例來說,當水災發生時,因為女性在性別角色養成的過程,未學習游泳,因此溺水的比例較高,此外,貧窮也會導致撤離時的困難,甚至在災難期間,女性必須一邊承擔照顧工作,從災難地區撤離時,經常必須帶著老人、小孩一起撤離,使得罹難風險加高。高雄氣爆發生在勞工階級密度較高的前鎮區與苓雅區交界處,房屋損壞、身體受傷者,大多為租車業、洗車業、加工區的勞工階級。小雨來自勞工家庭,在氣爆當天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路上,因為工作至深夜歸家途中遇到氣爆被炸傷,災難時間與災難地點,都有勞動意義。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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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能與年金改革:從擴張到縮減

施世駿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開始黃金十年的社會政策擴展階段,逐步建構起各面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最廣為稱道的是1995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整合了以往制度零散的醫療保險種類,建立起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為主要調控者的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醫療成本控制與服務提供,全民健康的成就令人矚目,被視為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建立的指標性醫療保障制度,也成為正在從事醫療保障改革的國家參考對象。 與健保同時啟動的社會保障項目──年金改革,也在1990年代逐漸浮現,繼而驅動長達數十年的年金改革。有趣的是相較於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台灣的年金改革不管在制度整合、保障程度等方面,都呈現明顯的落差。2007年台灣開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還沒有老年保障的群體;在2009年針對勞工保險實施年金,改進原先只有一次性給付的缺失,但是整體而言,年金制度的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依然沒有在改革後獲得完善解決。 這些問題積累出福利改革的動能,隨著2016年民進黨在大選獲得勝利並取得完全執政的條件,「改革」成為人民殷望的兩字。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處理福利擴張,卻是依循完全不同的邏輯:前者意在擴張既有社會政策,或是實施新社會政策以確保社會群體的福利,而後者卻是在制度的壓力下(例如財務虧損)必須削減既得利益者的福利。但是既有的絕大多數探討台灣福利發展的文章,仍然集中於瞭解民主化與福利擴張的關係,並沒有試圖進一步瞭解民主化與福利削減的關聯。重新瞭解這兩種制度邏輯的差異,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發生於周遭的福利改革現象。 ◎民主化下的台灣年金福利擴張(1990~2008) 民主化的轉型明顯改變東亞社會政策的發展輪廓,包括年金在內的社會政策,逐漸朝向普及式的制度擴張,使得學者開始注意政治民主化對東亞福利體制的正面影響。政黨競爭、社會運動對於威權執政黨形成壓力,必須回應福利擴張的訴求。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社會政策也常常被當作籠絡選民的手段,藉此爭取其選票支持;只要政黨競爭愈激烈,對於福利政策擴張愈有明顯的效果,因此把民主化當作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民主化激發民間部門展現的社會力,加上政治部門順應新的選舉規則,二股力量交互運作下,為台灣年金制度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國民年金成為台灣民主化下的選舉手段】 自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變遷,涵蓋三個制度層面:(1)基礎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建構與擴張;(2)前述之職業相關老年經濟安全制度的改革;(3)國民年金制度的建構。其中尤其是國民年金的規劃及發展長達十五年,1993年內政部社會司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1994年行政院經建會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在此專案小組中研議出「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但逢1995年的健保開辦,年金政策因而停擺。1996年重新啟動討論,又因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而終止。2000年以後,經建會重新檢討,以社會福利會議的推動為主軸,卻爭議未果;在2004年之後不再以專案小組的方式探討,而轉為政府部門的規劃協商,最後於2007年通過三讀。從一開始提出「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整合方案,其間經歷數個版本的爭論,最終以分立式小整合方案通過收場,亦即由各個年金保險各自運作,再另外設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尚未加入任何既有年金保險的剩餘人群(例如失業者與家庭主婦)。 除了國民年金的討論之外,2002年以後,最重要的議題即是勞工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不足的問題。在1984年勞動基準法公佈實施之後,真正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單位數並不多,而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有13年左右,因此許多勞工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多是依賴勞工保險的一次性老年給付和私人所得移轉,勞退金成為當時的改革重點。 對於勞委會所規劃的勞工退休金新制,最主要的爭議在於提撥率多寡的問題,因此在政治妥協下,很快就於2004年通過。勞退金新制雖然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因應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彈性化勞動體制,但是通過勞退金新制也代表著台灣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里程碑。然而,勞動彈性化卻依然沒有成為台灣國民年金的主要議題,也非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改革的主要議題。因此,在2005年之後對於國民年金規劃的主要爭議也未因應勞動彈性化所帶來的挑戰,主要爭議反而是在是否與勞工保險整合,包括費率、給付內涵或是實質的保險人部分。最後因為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仍有不同意見,而無法送立法院審查。 2006年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對於國民年金規劃雖然有所共識,特別是指出國民年金應該整合勞工保險,成為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然而,這其實與之前的規劃有所差異存在。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為了避免增加企業額外的非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因為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會面臨制度整合的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進而影響國民年金制度開辦的時間,因此規劃方向傾向分立式的國民年金體系,也奠定之後國民年金體系的基礎走向。 2008年十月實施的國民年金涵蓋人口,即是還沒有加入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的人口群;第一年保費為6.5%,第三年則調高0.5%,之後每兩年調高0.5%至最高12%;其中政府將會負擔40%,其餘部分則由個人承擔。給付部分則是根據兩種公式計算擇優。 另外,國民年金有最低保障的規定,領取資格卻有附帶條件。新規定的勞保年金,主要有下列三點:第一,老年給付的方式將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不過也保留勞工選擇年金給付或是一次給付的權利;第二,保費費率第一年7.5%,費率由第三年起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0.5%,上限為13%。據估計將在2027年左右保費費率將會調至最高。所得替代率的部分,則為1.55%。易言之,一旦可以領取全額年金,那麼每月的所得替代率將會高達46.5%。第三,老年給付請領年齡將逐漸提高至65歲。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兩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也就是說約在2026年時退休年齡將達到65歲。 ◎進入福利縮減的政治動能年代(2009~) 台灣自民主化以後的福利擴張,到2009年開始實施國民年金時達到極限,至此已經建立起涵蓋全民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隨著各項年金保險或津貼制度的財務問題日益浮現,往後的政治動能轉向福利的改革,開始更為艱鉅的制度改革。 國民年金的通過卻引起兩項爭議。第一,基礎的國民年金體系已經通過,但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卻依然是一次給付,因此社會團體也積極推動勞保年金化相關的改革。其中最大的爭議即是保費以及所得替代率,一直延宕到2008年國民年金開辦之際才通過法案。 其次,國民年金體系將農民納入保障人口之列,然而卻引起農民團體的抗議。勞保年金化、農民和國民年金脫勾的要求,很快的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獲得重視,2008年七月,隨即在立法院通過國民年金和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法案。前者確定國民年金於開辦之際將會排除農民,農民依然以農民保險為主,且領取老農津貼。 此刻的年金制度依然面臨主要困境:一、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使得各自的利益團體間缺乏互信,抗拒相關群體的福利緊縮。二、與此相關的是政府管理部門分立,造成彼此各行其是,在制度整合時立場分明,形成改革阻礙。這些問題在2000年以後民進黨執政後浮現,成為年金制度無法實現大整合的主因;另外也由於當時朝小野大的政局,導致重大改革難以在立法院通過。即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取得立法與行政的完全執政優勢,依舊無法在制度整合或個別年金制度的改革上取得成果。除了2009年的勞保年金化與2014年修正老農津貼領取門檻之外,其他的改革芻議例如2013年考試院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以及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草案,多半無疾而終。隨著各個年金制度財務日益吃緊,蘊積了充沛的政治動能,進而賦予2016年重新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推動改革的正當性。 ◎「年金改革」字眼,已經從「票房毒藥」變成「政績加分」 自從蔡英文上任總統後,出現最多的辭彙大概就是「改革」兩字,此時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不再只是招致責難,反而可能是政績加分。在年金議題上,曾經在扁政府時代擔任政務委員的林萬億教授重操舊業,採取跟過去有別的做法,在總統府的層級設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各方代表共38名,每週聚會討論相關議題,藉此凝聚改革共識。等到委員會討論階段結束,將召開國是會議進一步與公民社會對話,最後才會進入立法階段。 【年金改革已成為蔡英文總統最大的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esidentialoffice/27576133720/ 自從2016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後,目前仍然處於政策討論的階段,尚難論其成敗。但是從福利制度變遷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期待此次的年金改革,是處於較有利的制度環境:大幅的改革獲得更高政治正當性、民進黨第一次得到行政與立法完全執政的優勢、總統府層次的政策討論與整合。這些將克服過往年金改革所面臨的制度障礙,超脫官僚體系各自為政的困境,應該可以解決年金制度的陳疴,達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儘管如此,福利撤退的政治牽涉到資源分配的衝突:如何在蛋糕變小的情形下,讓每個人都覺得公平分到一口,顯然是高難度的技藝。年金改革委員會議程中爆發的零星火花,以及軍公教團體在9月3日的上街遊行,應該只是這場改革政治工程的剪綵儀式,接下來的改革過程勢將面對更多的社會群體集體動員阻力。 【913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拉開反年金改革的序曲】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 另外一個可預見的考驗在立法院:即使委員會運行順利,得到政策改革的共識,在法案進入立法階段將面對更多利益的折衝。馬英九時代的顛簸經驗已經說明,完全執政並非行政一帆風順的保證,關鍵更在於領導人是否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駕馭不同縣市選出的黨籍立委意向。一個觀察指標將是軍公教年金與老農津貼的改革進度對比:軍公教群體往往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在本屆立法院民進黨籍立委佔多數的情形下,在沒有損失選票的顧慮下,應該會從根本處理軍公教年金與勞保年金不均的問題。反之,農民群體雖然佔台灣全體人口的一小部分,卻多半身處南台灣的農業縣市,是民進黨立委的重要票倉;能否有效解決老農津貼的弊病,將可檢驗綠色執政是否真正具有徹底改革年金的決心。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句德語名言,捕捉當前台灣年金改革的制度動態:「上一個改革後即是下一個改革前」(Nach der Reform ist vor der Reform),單靠一次性的政策改革難以畢竟全功,而遺留的問題將需要下一個改革新措施加以應對。這一輪年金改革揭開台灣福利撤退的序幕,值得我們繼續關注民主政治如何影響這方面福利改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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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或公共化?高等教育轉型的第三條路

輔仁大學社會系/戴伯芬 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朝野立委共同發起的高等教育改革論壇即將展開,開放給關心高教的師生、社會團體及民眾參與,希望提供高教改革建言。7月24日高鳳數位學院是臺灣有史以來高教停辦的首例,永達技術學院則是第一個爆發集體積欠工資而被教育部勒令停招的學校,從屏東開講,反映臺灣高教危機背後城鄉人口轉型的問題。 高等教育改革,近則牽動當前國家財政與資源分配,遠則涉及國家未來對於專業人才養成的藍圖;是臺灣知識菁英面臨的集體勞動危機,涉及國家知識人才的職涯斷裂,也牽動每位學生的學習路徑,影響到個人家庭的階級流動。高等教育沉痾已久,非短時急救即可解決,動刀手術的風險不小,也不易形成共識。本文試圖拋磚引玉,號召群眾關懷參與。 圖1 高等教育改革論壇:迎向大學的挑戰   英國工黨的前車之鑑 1997年,工黨布萊爾以不到44歲之齡成為英國百年多以來最年輕的首相,宣稱以英國當紅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為導師,實踐超越左派與右派的「第三條路」。紀登斯提倡一種「社會投資國家」,取代過去福利國家的理念,強調盡可能投資人力資本而不是經濟資助,創造終身教育,除了特殊技能的培訓之外,更重要的是認知與情感能力的培養 (Giddens著,鄭式國譯, 1999)。 布萊爾賦予教育施政優先權,十年執政,「教育、教育、教育」言猶在耳,不過,在引入「市場主導改革」之後,英國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僅佔5.2%,高等教育學費逐年攀升,反而出現更大的教育不平等。 臺灣社會對於未來高教改革藍圖仍然混沌不明,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缺乏共識,甚至涉及利益矛盾與衝突。目前對於高等教育的爭議點不少,公、私立大學管理者對於教育資源的分配各有不同主張,教師工會與學生團體對於勞動權與受教權表述迥然不同,反應了高等教育政策背後根本的政治價值觀與立場之差異,如是否應該持續拔尖頂大計畫的全球競爭?抑或應該滿足社會大眾階級流動的資源分配?教師是否仍要維持長聘制或者要彈性聘任?學費該不該調整?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臺灣社會大眾如何定位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臺灣未來發展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背後涉及臺灣的政治意識形態,如向左或朝右?社會民主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追求秩序、政府效能抑或自由、人權保障?(參見巷仔口社會學,王奕婷,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2014/04/14)。如果沒有進一步釐清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關係,很難找到解套的療方。 高等教育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臺灣高等教育有兩種實用導向的主張,一是經濟發展主義,人才培育是為了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視高等教育為國家社會的社會投資,目的在服務與滿足國家社會高技術人才需求,也是個人人力資源投資,個人受教的目的是追求勞動市場上的最大利益。目前教育部所談的學用落差,以及執行的各式產學合作計畫,基本上都是經濟發展主義下的思維。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勞動市場需求,在當前少子女化的人口轉型之際,高等教育需要縮編與分流,才能回應高技術/低技術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 另外一個高等教育的理想為博雅教育(全人教育),源於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七藝」思想,包含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1]博雅教育為高等教育的理想主義,如紀登斯「社會投資國家」所見,教育是終身的,受教機會不受個人社經地位、才智能力的影響。不過,高等教育不同於初等義務與普及教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確認人人有受教育之權,對於高等教育修正為「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為了達成博雅教育的理想,國家有兩種不同的教育政策選擇,一是偏向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以最小政府為原則,主張由市場來提供高等教育服務,決定不同學校、系所的學費,交由個人與家庭選擇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減稅同時減少公共服務,容許人民在市場自行選擇與購買,之前政府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可為代表。另外一方面則是歐陸社會民主義(左派)的公共化走向,教育為國家提供的公共財,由國家承擔教育的角色,如歐洲(英國以外)的免學費政策,同時依社會發展需要來決定專業人才配置,減少高等教育的家庭與個人負擔,公共化意味著國家必須提高稅收才能支付教育支出。 過去大多數的高教政策討論往往陷於公共化與市場化的意識形態之爭,並未納入教育目的來一併討論。當我們同時考慮高等教育的手段與目的,進行交叉分析,可以獲得圖1。由於現實上的滯礙難行,我們必須排除為了經濟發展的市場制以及以博雅教育為目的的公共化兩個極端的高教發展方向。 市場制認為高等教育目的在促成經濟發展,從臺灣的島國現實來看,高等教育將面臨經濟學蛛網理論(cobweb theory)的不均衡危機。蛛網理論是一種不均衡的供需變動模型,對於生產期長之產品,均衡點會隨時間而變動,從廠商獲知市場狀況而決定改變產量,到產量調整完成的期間太長,經常造成供需失衡。最常見的例子是農產品,例如,豬農因為豬價上升而競相擴大豬舍、增養豬隻,但是在八個月之後所有豬隻一起長大,造成市場上供過於求,即使血本無歸,也只好含淚殺豬。高等教育的受教時間更長,大學4年,研究所2年(碩士)甚至到10年(博士),如果不能事先規劃人力需求,過剩的人力恐怕會製造無解的社會問題。臺灣當前的博士人才過剩正反映了過去高等教育市場擴張造成知識人才低度就業、學非所用的困境。其次,如果採取新自由主義,只有少數公立大學行情看漲,可能提高學費,但是依筆者之前的估計,以臺大為例,如僅仰賴學費,必須調整100%才能填補教育經費補助的缺口(參見巷仔口社會學,戴伯芬,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2016年5月27日),最後可能形成公立大學學費過高而學生念不起、私立大學招生不足而無法經營的雙重困境。 另外一個極端則是以公共化來推廣博雅教育的理想,如果保障所有想要進大學的就學者機會平等,那麼高教支出可能必須增加三倍。從2015年臺灣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率來看,普通與綜合高中為96%,專業群(職業)科為80%,而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已達71%[2],顯示臺灣高等教育已經進入Trow(1973)所謂的「大眾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有幾個嚴重的後果,首先是財政危機,如果私立大學比照公立大學的學費標準,以2016年高教預算812餘億來推估,全面公共化恐怕需要增加預算到2000億以上,直接排擠到中教與初教經費;其次,從英國工黨政府經驗看來,社福的優先性高於高教,臺灣正面臨高齡化社會危機,長照制度的優先性顯然比高教更加急迫;最後,高等教育與產業人才之間脫節,高教過度擴張造成學位通膨,形成高學歷高失業而底層人才缺乏的人力失衡現象。   圖2 高等教育的目的與手段之理念型   高教現實之折衝 因此,只剩下配合經濟發展的公共化以及以市場化來推動博雅教育兩種公私混合的作法。過去臺灣在經濟發展主義掛帥下,教育目的在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公共化手段可以稱之為「選擇性的公費制」,國家透過公共補貼的手段來培養社會所需人才之不足;例如過去公費制度培養中、小學師資以及公醫制度,滿足偏鄉教師與醫師人力的不足。 目前教育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即恢復2009年停頓的公醫制度,預計在105~109年之間培養500名公醫,畢業後至偏鄉從事內、外、婦、兒及急診醫學五大科醫療工作。這個政策雖招致部份醫療利益團體培養「醫奴」的批評,但是卻有助於改善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過去更招非議的是教育部錯誤的技專升格政策,導致臺灣技專教育消失,基礎人力缺乏的嚴重問題,如果可以利用公費增加技專學生的數量,亦有助於補足基礎勞動力缺額。 此外,一些缺乏市場的基礎科學,如基礎的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以及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在以實用為導向的招生競爭下,逐漸失去競爭力,如果放任市場機制,基礎學科有人才失衡之餘,不利於學術及產業研發深根發展,也讓國民失去專業教育之外知情達意的能力。表1呈現各國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之結構比較,臺灣的人才學科分布不均,特別是基礎理科人數(僅佔0.8%),相較於中國,佔5.6%,日本3.0%,輕忽基礎理學會將造成科技創新基礎能力的衰退;另外,教育人才過少(僅佔0.2%),顯示臺灣高教擴張下投入教育的人力卻嚴重不足。所以,研究者曾主張補助學生而非補助學校,才能確保重要專業學門的永續發展。   表1  高等教育學生就讀學科之結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重要教育統計資訊,原始資料來源為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指標之國際比較」,平成25年版。教育統計目前僅分為人文、社會、科技三大類,本表中的其他類太多,需要再確認。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說明:臺灣資料依96年7月4日分行實施之「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第4次修正)」重新歸類, 理學含「生 命科學」、「自然科學」及「數學及統計」學門,工學含「電算機」、「工程」、「建築及都市規劃」、「運 輸服務」及「環境保護」學門,其他含「民生」、「軍警國 防安全」學門及其他領域,餘均為各領域別資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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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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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可動員志氣嗎?兼論日本玩具的奇幻與可愛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就是日常生活中充滿著大量的物件,不管工作、休閒或消費,幾乎所有的行動都被各類型的物件所包圍,從每天出門必帶的公事包、蘋果手機、皮夾、手帕……等,也就是現代人是被許多物件所構成的個體,不同物件的排列組合也再現出特定的階級或文化意涵。筆者長期服務於幼教系,在幼兒的生活世界裡面,最重要或最具意義的物應該就是玩具。廣義的玩具是指幼兒遊戲時所使用的物體,而狹義的玩具是資本主義社會由廠商製造於市面販售的商品化的遊戲物體,但本文的討論特別偏重後者人造的商品化玩具,特別是這些玩具連許多成人都著迷。 【玩具、遊戲,會令人玩物喪志還是養志?】 一般而言,玩具種類繁多,大致可以分成古典玩具、積木玩具與擬仿玩具這三大基本分類。古典玩具其特徵是造型簡單,不刻意模仿現實事物,提供兒童以各種方式耍弄,即常見的童玩(七巧板、陀螺等)。相反地,擬仿玩具不同於積木玩具的單元式或化約式排列組合,這類玩具試圖模擬現實上或想像上的事物樣貌。模仿的對象從名人偶像、卡漫人物到槍砲刀劍、交通工具、軍事武器等應有盡有,並分別發展為自成一格的複雜體系。此類玩具不只是提供存在的物質本身,更包含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象、敘事、歷史記憶等脈絡。例如卡漫玩具主角衍生自整套卡漫文本;交通玩具(跑車、工程車等)則可引發對某種生活方式、社會地位與品味的認同;軍事武器則關聯於對戰爭史和科技發展史的知性興趣。 玩玩具不只是在玩而已,同時也在吸引同儕的目光,當然小孩之間的爭執,也經常是因玩玩具所引起,還有成人玩玩具也帶有蒐藏的意義。各個時代的孩子都會拿日常生活中取得的物品製作玩具,或者是自己設計(例如簡單的布偶),玩具常是就地取材,日常生活玩耍的不過是週邊環境中一些自己發明的活動。 ◎兒童生活世界的物:玩具 專門替小孩製作玩具這種現代化形式,一直到啟蒙主義時代才出現。當時德國人對兒童的教育非常嚴格,但不久便有人開始對這種教育方式產生質疑,並重新思考孩子本質及其存在的意義,這些人肯定遊戲對孩子是不可或缺,同時也提倡學習應該是快樂而非枯燥、無趣,因此接著又出現強調合宜的玩具對孩子具有重要性的聲音,福祿貝爾就是支持此種主張的人士,於是造型簡單、堪稱玩具原點的積木於焉誕生(西川芙沙,2000)。福祿貝爾更進一步定出積木遊戲理論、為幼兒玩的積木制定規格。他可以說是第一位透過具體的玩具,將長久以來大家所探究的兒童教育與遊戲、玩具間的關係,加以明確形式化的教育家。 到底要怎麼看待孩子玩玩具?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兒童,兒童同時展現為一種「存有與認識的源初統一體」(the original unity of knowing and being)與一種「未受馴服與控管的慾望與意志」(the untamed appetite and the uncontrolled will)這二種對立的理解圖像。在Aries(1965)《童年的世紀》一書中,他提到兩種概念:寵愛(coddling)與管束(discipline),即反應這二種孩童圖像的原型,而這樣的對立不斷交纏浮現在不同年代的西方哲學論述裡頭,也構成不同主體修為的孩童論述觀點,特別是洛克與盧梭。 洛克假定兒童是自然本性的(the immanent child),在《教育漫談》中所談論的「紳士教育」,強調教育在使孩童成為具備「德行、智慧、禮儀與學問」的紳士特質,孩童必須要受教育才能夠學會良好的德行,以克制慾望、遵從理性。該書相當重視遊戲的重要性,一方面承認昂貴的玩具有其價值,同時也肯定一些簡單的玩具,如光滑小石頭、小紙片等的功能。對於當時富裕人家小孩有求必應現象感到憂心,建議大人買玩具給小孩應有所節制。 相反地,以盧梭《愛彌兒》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教育」,則隱約延續著那種將孩童當成是存有與認識的源初統一體的兒童圖像。相較於已經被人手污染的成人,孩童更接近自然的狀態,更可能擁有源初的人的本性:自由。盧梭認為華麗、精美的玩具既沒用又危險,最適合孩子玩耍的是取乎自然的東西,如樹葉、結果實的樹枝等。 【盧梭的《愛彌兒》是「自然主義教育」的代表】 從洛克與盧梭那裡,我們可以看見二種不同的孩童圖像所導引出的不同主體修為觀點:強調通過理性教育來統馭意志與慾望所成就的統合成人主體,或者強調自然教育以維持自由天性狀態為主的人的主體。 雖然洛克或盧梭都強調反璞歸真的自然玩物,但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既回不去以前,現實中的家長也不太有時間幫孩子安排這樣的素樸環境,也無法擺脫現實中大量的現成玩具,購買玩具必然成為當代消費品項之一。到哪裡買玩具(菜市場、量販店還是百貨公司專櫃)?買哪些種類的玩具(益智類還是純粹的玩)? 而玩具的消費也涉及到階級的議題,小時候常常聽到大人告誡不要再玩玩具了,趕快去用功讀書,而現今也常常聽到許多專家學者不斷鼓吹玩出創造力,玩具的存在不僅體現價值觀的變遷而反應在玩具的型態上,也同時滿足了上層社會的消費慾望,而下層階級過去普遍認為,買玩具是一種奢侈、墮落、不學無術、享樂主義式的罪惡。現今對於玩具是否是一種可以玩出大能力的中介物,還是仍認為它是享樂罪惡?這都顯示出不同類型的人對玩具消費看法的差異,它到底是玩物喪志?還是玩物養志?顯然仍各說各話。 ◎玩具與消費 在當代社會學的脈絡中,玩具此物必然涉及到消費,特別是家庭的階級背景。對於物與消費的看法,Veblen、Bourdieu與Baudrillard三人的論點最具參照性。美國社會學家Veblen將物置於階級區分的文化生活中。其有閒階級的消費理論,反應了物的社會重要性。他的「休閒」觀念是依據階級而定義,上流階級的人,以無生產力的活動—炫耀性的休閒—來彰顯他們的地位。有閒階級的休閒和消費明顯是一種「浪費」,也就是為了「金錢比較」的目的而產生的開支(Veblen,1899)。 相反地,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 (1984)在《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一書中,探究1960年代人們對法國文化的品味與其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利用許多的概念指標(慣習、場域、資本),指出文化的消費活動反映著人們的階級慣習(habitus),結合其經濟及文化上的資本,而從事一系列文化生產活動(音樂、藝術、政治意見,當然也包括買玩具給子女)。不同於Veblen主張,從有閒有錢的炫耀性消費,對比沒錢沒時間的低下品味,Bourdieu描述了一種文化區別的系統,品味在其中傳達了個人在權力關係網路中的精確位置。藉由闡述經濟和文化的資本(係經由學習而得的區辨能力)兩者的交互作用,他提出了一個足以維持社會區分作用的包容及排除系統。放到玩具的脈絡,玩具的消費與把玩,凸顯著不同階級間的品味,即便都是在買玩具,可以在夜市攤位買劣質的娃娃,也可以到百貨專櫃買正牌的安全玩具。 【聽陳小雲的台語流行歌是否代表了某個階級品味?】 最後,Baudrillard力圖拆解出當代社會中,物體系所具有的意義。為了考察物在當代社會的意義,Baudrillard對其存在做出以下的區分:物的客觀本意(denotation)系統和延申意義(connotation)系統,為物的兩種不同存在層次。前者意味著技術性、物質結構的特徵及伴隨而來的實用意義,後者則意味著物被人的心理能量投注,以及被商品化、個人化即進入文化體系的可能。Baudrillard以符號操弄來看商品化的世界,商品被視為符號、符號被當作商品來立即生產。於是,產生了消費認同的展示,也就是購買者透過展示自己所買的商品,創造並抱持了一種認同感。因此人們在市場中選取符號為自己打點出一種生活風格,人們透過消費找到看待自己的定位,也找了看待別人的角度(引自張盈堃,2009)。這三種論點分別凸顯出消費的炫耀性、消費的階級運作邏輯,以及消費的符號性。 在消費的領域中,我們買什麼以及什麼因素決定我們買什麼,主要受到流行文化所影響,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電視、電影、廣播、印刷等)。舉例來說,兒童日常觀看的電視、電影等文本,轉變成為其生活世界中流行的事物與玩具,不管是筆者擔任幼兒園實習教師時流行的神奇寶貝,或是今日最流行的妖怪手錶,基本上都是採取這樣的轉換路徑。Stuart Hall(1980)認為流行文化產品的製造與銷售過程,實際上是生產者、銷售者與控制者在產品編碼(encoding)的過程,同時也是在他們的精巧操作之下,讓消費者與接受者去解碼(decoding)的過程。這並非是純粹的商業消費活動,而是在其過程中製造、注入、灌輸和宣傳編碼化的特種意識型態。玩具的設計日新月異,在色彩、造型、玩法上不斷推陳出新,並透過大量生產與銷售管道,入侵人們的生活世界,引發注目、渴望和迷戀,並且,在「系列化」的設計下,每種品項都只是特定體系(如遊戲王、聖鬥士、芭比等)中的一個小單元,它慫恿消費者長期多次購買以使之滿足。如此構成一條無盡的生產消費鏈,玩家在「被創造的需求」驅使下不斷購買、累積玩具以充實自我。購買不等於消費的結束,反而是消費鏈的不斷循環。換句話說,玩具永遠買不完,永遠都在不斷地開枝散葉,當然消費的慾望也不斷地擴充。 ◎日本玩具對全球的影響:可愛與奇幻性 兒童生活世界裡,日本的文本仍居於多數,雖然美國的迪士尼與皮克思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筆者曾在研究所開設玩具研究的課程,透過閱讀相關文化研究的文獻,大概可以指出日本玩具成功的重要元素:微型化可愛(かわいい /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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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後,仍然鳳生鳳、鼠兒打洞嗎?

關秉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1955年出生並成長於南投鹿谷鄉的知名詩人作家向陽,在一場演講中說到:「高中三年畢業後,幸好考上文化學院。…我們那個年代大學很難考,學生很多,學校不超過20所,錄取率才21%。鄉下能考上大學是大事情,都要放鞭炮,有人甚至還請神辦桌。當時全校老師沒人相信,連我媽都不相信,甚至問我自己也不信。所以我都說沒讀書能考上大學,是天公疼憨人。」[1]向陽先生當然是客氣了,但他提到大學難考的往事,確是二戰後出生於民國四、五十年嬰兒潮世代的共同經歷。 三、四十年前鄉下地方或窮苦人家的小孩考上大學是天大的事。如同古時的科舉,考上大學往往被看成是飛黃騰達的翻身契機。 1990年那個學年度,臺灣只有二十一所四年制大學、二十所四年制學院及七十五所專科。1990年以前18歲至21歲年輕人,就讀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還不到20%。[2]這個階段的高等教育可說是「菁英教育」。 1997年後政府為因應民間對教育鬆綁的訴求,除了增設大學外,也鼓勵專科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將獨立學院的規模擴大並改制為大學。如眾所周知,今天臺灣已有近一百六十所大專校院,而且2014年度的18歲至21歲年輕人高等教育在學率已達70%。現在臺灣的高等教育可說是「普及教育」的一環了。 【教育機會增加後,老鼠的子女會變成龍鳳嗎?】 ◎人人上大學後,教育不平等是否就消失了? 這幾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或許有些人認為是一種亂象,讓高等教育的品質下降、文憑貶值。但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而是工業化先進國家逐漸形成的潮流。如果以20歲單齡人口高等教育淨在學率來比較,臺灣與南韓都在七成左右,美國是五成左右,英國、法國和紐西蘭約是四成。[3] 由於教育程度及成就是現代社會中,形塑個人進入勞力市場之機會與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後,教育與社會階層、不平等間的關聯會產生哪些變化,是當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過往在高等教育、甚至高中階段教育未普及化前,社會學及教育學的研究即非常重視代間教育流動對於下一代職業取得及成就的影響為何,有不少研究探討「哪些家庭及個人因素會影響下一代教育的成就或向上流動」。 不論是臺灣或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家庭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是造成下一代彼此間教育及職業成就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有較好家庭社經背景、男性或屬社會優勢族群者,往往有比較高的機會上大學,然後得到比較好的職業及收入。 當高等教育普及化、人人都有機會上大學後,這些社經背景因素的影響力是否就減弱或消失了呢? 以臺灣18歲至21歲兩性在高等教育淨在學率的差異為例,1976年時男性是11%左右,女性則不到9%,但到了1990年時,女性的高等教育在學率(20%)已經開始超過男性(18%)。2013年女性則是非常明顯的超過男性,女性的在學率是75%,男性是66%。[4]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後,家庭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因素對高等教育取得的影響力是否就減弱,甚至消失了呢?對此問題的簡單回答是:並沒有。 過往的研究著重的是階級、性別、族群等對兩代間垂直教育流動的影響,高等教育普及化後,社會學者則發現這些因素仍然會對下一代上什麼樣類型的大學,或主修什麼樣的學科有影響,進而影響他們後來在勞動市場的機會及成就。換言之,高等教育體制內部是可以分出高低的,這是一種可稱之為「水平階層化」的現象。 以下將利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TEPS)以及「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aiwan Education Panel and Beyond,TEPS-B)的資料,初步探索臺灣年輕世代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後水平階層化的現象。TEPS及TEPS-B的簡介,參考後面附錄。 目前分析的這群年輕人,大多是1984、1985年出生的,因此,2010年時是26、27歲左右。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是用TEPS在2001年調查他們的家長時所蒐集到的父親教育程度及家庭每月收入。 用父親教育程度為社經地位指標之一,並不是說母親的教育程度不重要,而是通常父母的教育程度是父親高些或差不多,且父親常是家中出外賺錢的人。因此,初步的分析可先以父親教育程度代表這群年輕人家庭環境提供的文化資源及社會地位。家庭每月收入自然就是家庭所提供之經濟資源的指標。[5]此處要觀察的,是這兩個指標與這群年輕受訪者到2010年時的教育程度,以及他們上大學類型間的關聯為何。 ◎父親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與受訪者教育程度的關聯 圖1呈現的是受訪者父親的教育程度與自己教育程度的關聯。可供分析的2,727位受訪者中,如大家可預期的,只有不到6%的人沒有大專的學歷。86.4%有四年制大學學歷者中,已有約19%的人就讀研究所。沒繼續就讀研究所者中,則各有約3成的人有科技校院或一般大學的學歷。 如果就父親教育程度的每一個類別內來看受訪者教育程度的變化的話,可以觀察到父親是國中或以下程度的,其子女(也就是受訪者)只有高中職程度的比例最大(約11%),但當父親有高中職或以上程度時,其子女只有高中職教育程度的比例就大幅減少了。父親有大學或研究所程度的,其子女幾乎是沒有只達高中職程度的。反之,如果父親有研究所程度者,其子女也上研究所的比例約37%,要比父親為國中或以下程度之子女的比例(13%)多二倍。 換言之,雖然高教擴張後,父親教育程度較低者的下一代也有了向上教育流動的可能,但與父親教育程度高者比,則此機會仍明顯小了許多。 此外,父親教育程度高低也與子女上大學的類型有關。圖2顯示,如果父親是高中職或專科程度的話,其子女上科技校院的機會較大,但如父親是大學或研究所程度的話,則子女上一般四年制大學的機會較大。這個現象符合社會學者Lucas(2001)提出之不平等有效維持論(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6]Lucas的觀察是教育擴張後,雖然不同階級的人都可以進入某一教育階段就讀,但是屬優勢社經地位者的子女,會設法在此階段中得到更多或更好品質的教育,例如他們會選擇屬升學導向的課程或設法進入能力高的班級等。 圖2是以2001年調查時受訪者的家庭每月收入為社經指標,並看其與受訪者在2010年時教育程度的關聯(N=2,750)。與先前觀察到之父親與受訪者教育程度間關聯的型態相似。家庭每月收入是2萬或以下,也就是屬低收入戶的家庭,有約16%是讀到高中職後就不繼續升學了,而10萬或以上屬中上階層的受訪者,則幾乎都有大專的程度。此外,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越高,就讀一般大學和研究所的比例也愈高。因此,就受訪者家庭社經地位與其教育程度的關聯而言,高等教育擴張後,有頗明顯水平階層化的現象。 ◎性別與高等教育水平階層化的關聯 先前教育部的統計顯示,目前女性高中職畢業後的升到大學的比例已經高過男性,但是大學畢業後呢?兩性繼續就讀研究所的比例是否也相近?此外,兩性就讀的科系類別是否也相同?如果男性是屬優勢族群的話,依照社會學者Raftery與Hout(1993)二人提出的不平等最大維持論(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的觀點來看,[7]優勢團體在某一教育階段達到飽和程度後,會隨著教育擴張,在更高的階段保持其優勢。也就是說,兩性如果有同樣上大學的機會後,屬優勢族群的男性就會往研究所的階段發展並保持其優勢。當然,也如EMI論所說的,男性在大學教育階段也傾向選擇未來在勞動市場出路比較有優勢的科系類別或學門。 圖3即呈現兩性與教育程度間的關聯。此圖顯示,不論大學類型的話,與教育部統計觀察到的一致,有資料的3,977名受訪者中,女性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比例(約89%)是比男性的比例(84%)高些。但是男性讀研究所的比例(25%)則比女性的比例(16%)明顯高些,而男性就讀科技校院的比例則比女性低些。 圖4則進一步觀察兩性就讀大學時是主修哪些領域。此圖顯示出兩性在大學主修也如預期的可看到明顯的差異(N=3,173)。男性在傳統屬於「男性」領域的工程、製造及營造等比例達47%,女性在此類領域則只有5%。反之,女性在社科、商業及法律領域,以及人文、藝術領域的比例,則遠超過男性在這些領域的比例。 ◎高教水平階層化與勞動市場報酬的關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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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剝削體制的省思 —教育改革芻議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劉大和   現行教育的二次剝削: 這些年來,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以社會平等的角度來討論教育體制,許多的制度設計也朝這個方向走。本文也接續這樣的取向,但卻與現有的一些觀點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現有的教育制度之設計,產生許多社會學所謂的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以現有大學普及化來說,讓每個學子都可以念大學立意是良善的,但目前許多大學文憑不再吃香,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普遍低落,寄望於學歷翻身的期待落空,許多大學畢業生背負學貸,又不比父執輩當年的薪水高。再者,多念書了幾年,就少賺了幾年,一來一往,事業晚成,在一般人生規劃考量之下,適婚年齡不斷延後,也可能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國家與個人皆有所重大損失。[1] 但在人人可念大學的條件下,念大學卻又成為一種必然的驅力,但念完大學卻又先背債務,後又無相對應的薪資成長,這樣的現象尤其是在中後段大學中,出身於中下階層的學生為然,這乃我所說的「對中下階層的二次剝削」。他們不僅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一般職場上遭到剝削,也在長期的教育年限中繳出不小的學費與時間,卻無相對應的報酬。 Degrees of debt  學代壓力重幾何 2013-07-09 (http://chuansong.me/n/104567) 對策: 然則,本文並不認為因此要縮減大學數目,而是要提供得以縮減大學前的學習年限的機會,讓學生得以壓縮學習時間,得以盡早完成大學學業,進入職場奮鬥。具體的辦法,一、短期內作法,各大學以科系為運作單位,提供高中生提早一至兩年入學的機會,在畢業時學力不打折的前提下,收取符合該科系基礎知識條件的高中生,進入大學就讀。讓學生最快可以在二十歲便完成大學學業。二、長期的做法,調整大學前的學制為五五學制,小學五年,中學五年[2],教授課程重整,避免不必要的重複,中學四年級以後,加開選修科目,以便讓學生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這麼做的幾項重要理由如後,首先是人類的教育體制,並非真有一個不可改變的階段年限,台灣這套6334體制僅是許多體制中的一種,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們可以想像這並不是最佳的安排。舉個例子來對照,早期許多美國人從高中畢業就成家立系,因此高中的教育自然變得很重要。長期以來,新加坡的大學生比例一向不高[3]。法國的教育體制中的階段年限一向有自己的傳統,在此就不多加詳述。我相信許多大學老師大概都可以感覺到,台灣的大學生在大學前念書的時間可能太長也太努力了,許多人在念大學時提不起學習的熱忱[4]。因此,這樣的制度至少可以縮短學生的學習年限。 其次,念大學是人的權利,有這樣的資源,人們就會想要完成大學學業,所以,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考量人們的集體心理(人人想念大學)之後,我們可以讓人們較早完成大學學業,而不是取消這樣的機會。 第三、這些年有人一直提議恢復傳統技職教育的重要性,像是鼓勵學生念完技職就好,不用人人念大學等等論述,以解決所謂缺工與失業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回到教改以前的大學窄門狀況,那時候許多人念大學不可得,普通高中也只占三成,多數人自願或被迫念技職。新時代用過去的策略絕對不會成功。技職教育仍然會存在,可以作為大學前的階段,但不需要設定—雖然也可以-是學生學習的終點站[5]。 元培大學 技職教育中心 技職再改造方案之內涵 (http://ctl.ypu.edu.tw/files/15-1052-30800,c3229-1.php) 第四、目前許多教育理念都是學生自由地、慢慢地自我學習,但這都太過於是中上階級父母的想像,因為要這樣的學習,其實需要許多長輩的支持,不管是在知識上的促發、引導、解題…等,再者也需要父母、教師投入極大的陪伴時間,陪伴學生尋找興趣,嘗試錯誤、摸索時間長…等[6]。但這並不是多數中下階級家庭所能提供的。這樣的理念往往隱含了「花更長的時間、更有耐心」來完成教育,但這可能不是多數中下階級的生活所自然產生的心態,畢竟,現實的問題是逼迫人的。在這麼自由摸索的學習成長中,表面上更自由與平等,但很不幸地,我們可以想像,往往主導學生成長的因素是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家庭因素。所以,權衡兩者之需求,提早完成大學學業,有需要再求成長或精進知識者,可以繼續念研究所,兩者就不互相違背了。 第五、這樣的構想與目前社會推動的十二年國教有所矛盾之處,比較重要的問題點是國教概念預設了人們念了十二年的基礎教育是必要的,因為是義務教育,所以變成是強迫性的。但我認為,義務教育的年限必須適中,從台灣的經驗中可以得知,延長受教年限並非永遠是收入、社會階層的保證,這就像經濟學中的二元變數一樣,只單邊提高某一變數,都有邊際效益遞減的壓力。誠如某教改人士說,如果學生坐在教室都聽不懂老師上的內容,那這也是一種暴力。基礎教育往往預設通才教育,許多難懂、抽象科目都要學習,這反而把學習的困難度加高,儘管有補救教學,但現實上往往效果不佳[7]。因此,我認為解構十二年國教乃勢所必然,而把教育體制真正的多元化以後,讓學生得以在不同管道中較為快速地完成學業才是解決問題之道。在這前提下,學生是否念完本文所構想中的大學教育並非重點,而是學生自己的選擇,但其實大學的許多科系,並不需要現在現行「過於龐大、艱深的基礎學科」。倒過來說,如果有不必要的艱難基礎學科,大學學科反而應該要去掉。 最後一點,教育的終點不是大學教育,而是所謂的終身的學習,包括職場上的學習,或者工作後的再進修。在現今社會,我們不應該再把教育/工作簡單二分,許多老師大概都會覺得,若學生先去工作一段時間,對知識、人生有所體會,或許課堂上的學習會更為積極,更清楚自己要什麼。但重點是,打工或者非專業工作的想像並非學生和老師所謂的「工作經驗、體會人生」,而是在一個擁有專業知識下的工作經驗,得以體驗自己不足或進一步興趣之所在。而這更需要我們設計一個「較快速完成學習專業知識年限」的制度,學生在離開學校以後,在專業職場上工作,若有需要,可以隨時回到學校進修,畢竟,現代人的人生比以前長得多,學習與工作不斷交錯的時間,應該會比以前更為現實化。   花蓮長青大學畢業典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IZExkc-o) [1] 經濟學上有所謂的機會成本概念,就是人沒有利用這段時間賺錢也是一種成本。而整體上,就是國家生產勞動力的降低。 [2] 另外,學前公立教育一年。 [3]他們的年輕學生一方面也會羨慕台灣人人皆可念大學的狀況 [4] 許多人可能會把學生的學習熱忱問題歸咎於教授的教學,但我想這樣的簡化推論,並不會真正地解決複雜的現實問題。 [5] 學生發展就是以學生的意願為主。大人若做框架式的規劃,道理上有問題,現實上有難題。我認為,本文的構想並沒有解決工廠缺工的問題,但我們應該放棄把學生「塞回」高工,然後到工廠的工作的想像,因為時代不同了,這樣的做法不會成功。 [6] 在這種心態下,家庭為了小孩的教育,需要心理準備,可能需要提供非常長時間的教育資源。 [7] 一種非意圖的後果是強迫學生繼續留在體制中的教育機構內—而這只是中間階段而已,對學生來說,這也加深了感受到過於辛苦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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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作業的意義

石易平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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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大型慶典:狂歡解放?財團宰制?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1999年,千禧年將近之際,全世界卻為了一個「數字問題」,而引爆了一個潛在的危機:Y2K Compliant BIOS。這個當初電腦設計時,為了避免佔用過大的記憶體空間,因此採用兩位數來記錄日期。在接近新世紀時,人們開始發現這個當初為了便利而採行的紀錄模式,將會在進入新世紀後,造成所有資料的混亂。當網路世界已經是當時不可阻擋的趨勢時,這樣一個「數字問題」確實將會引發世界的混亂。全世界各國政府,在當時採行了一連串的措施來防止危機的發生。因此,在世紀交替之際,一項跨國的活動:跨年慶典,突然在全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展開。希望透過每個主要城市的活動,來測試各國的電腦系統修正無誤。 【一個千禧蟲,竟然成為跨國慶典的開始】 資料來源:www.flickr.com/photos/swindejr 於是,正當全球的電腦工作人員在那個世紀交替的夜晚,不斷的緊盯著電腦上的數字變化時,全世界多數的人們,卻正以興奮的心情,自太平洋開始,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一場又一場的城市跨年慶典,藉由電視轉播,讓全球的人們,在新世紀的伊始,感受到了全球化社會無國界的狂歡。也因此,這樣的跨年慶典,就似乎從一場只是為了檢測「數字」危機的活動,變成是新世紀的全球嘉年華儀式。  那麼,什麼是慶典?慶典對於人類社會與城市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又要怎樣面對慶典活動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衝擊呢?特別是在當前台灣不斷的檢討各縣市紛紛舉辦跨年活動,對於地方財政的衝擊,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呢? ◎慶典儀式:信仰與生活解放的分離 慶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人類學的觀點來思考,慶典的起源與傳統的建構,似乎並不一定是一種直接的連續。相對的,透過更多的人類學與社會心理的調查,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慶典是跟過往人類生活的模式(漁獵或農耕),息息相關。因為當我們的祖先必須大量仰賴勞動與大自然的恩賜,來維持生命時,慶典活動就成為他們感謝上蒼的一個方式。但是,慶典真的只是一場感謝全能的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庇的儀式嗎?還是,它有著其他的意義與功能?而這樣的慶典活動,對於生活的環境,是否又塑造了不一樣的空間呢? 【中古時代的嘉年華,就是一種大眾分享、破壞既存秩序的時刻】 資料來源:http://www.famous-painters.org/B-Painters 在Barbara Ehrenreich所撰寫的一本社會人類學的書:「嘉年華的誕生」中,她提到,或許一開始,在原始時代,看似慶典的聚會,其實是人們為了集體獵殺相對龐大的動物,所群聚一起,並用類似舞蹈的方式,驚嚇那些野獸。而後,在信史時代,我們看到相關的慶典記錄,都與許多經濟活動有關。在慶祝豐收的儀式,與凱旋勝利的活動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模式的慶典的舉辦。這些慶典,除了感謝神明的庇佑外,也有著資源分享的經濟意義。透過慶典的舉辦,許多人將自己多餘的資源拿出來分享。透過這些慶典的舉辦,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的因為經濟生產所產生的許多階級落差,避免的積累的差異,累積的憤恨。 因此,在許多原始文明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誇富宴(Potlatch)的出現。事實上,台灣的許多廟會與賽神活動的舉辦,也具有類似的概念。透過慶典活動的舉辦,以及大量物資的提供,讓村落中相對的經濟弱勢者,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取得暫時的安置與生活的穩定。另外,從許多慶典活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慶典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暫時消弭階級的界線。盛行一時的化妝舞會,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貴族們的重大勝利或活動,另一方面,卻也是透過面具的遮掩,將他們長期以來被階級位置所束縛的狂野心情,適度的放開。從許多慶典活動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慶典活動的歡愉氣氛,因此往往有許多人可以藉此跨越階級的界線,讓整個慶典氣氛更加的歡慶。於是乎,許多慶典活動到最後,就會有踰越當時正常社會規範的行徑。為了避免社會秩序的混亂,或者避免被壓迫者透過慶典活動來挑戰統治者,許多中世紀,甚至啟蒙之後的統治者,紛紛對慶典活動開始壓制。 這些壓制,伴隨著宗教的改革與現代性、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了人類生活得以符合經濟發展與政治治理的秩序性。但是,對於歡愉權利的剝奪,以及短暫消弭階級對立的消失,卻也是對當代社會的一項挑戰。於是,政治領袖開始創造屬於政治的慶典活動,企圖透過慶典儀式的感染力,來貫徹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嘗試轉移群眾的不滿。法西斯的廣場儀式、閱兵,與左翼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的群眾大會等,無一不是政治領袖與政黨,嘗試透過類似慶典的活動,來宣揚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藉由慶典的集體性與歡愉性,將新的政治秩序貫穿其中。  只是,畢竟,政治的秩序性本來就與慶典的破壞性相衝突。因此,這些政治性的集會,逐漸的凋零。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卻妥善的運用了人類對於集體性狂歡的追尋,創造了一連串的商業性活動,來滿足人類對於慶典的追求。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後期,看到了許多巨型的演唱會,甚至原本是運動競技的場域及活動,也在商業資本的介入下,成為各國形塑城市空間與市民活動的主要規劃原則。只是,這樣的商業性的慶典活動,對於我們生活的城市,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政治的嘉年華,目前只有在類似中國這種獨裁國家才會存在】 資料來源:http://images.takungpao.com/2013/0725/20130725090818293.jpg  ◎城市的慶典記憶與發展的衝突 城市的記憶,與城市的慶典活動,其實有著些許的連結。因為,慶典的意涵,就是一種休閒活動,一種追尋生活歡愉的過程。而在當代工業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勞動者過度的疲憊,同時提供城市居民適當的休憩環境,以利情緒的宣洩,因此,開放空間的規劃,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而其中,公園、遊樂場、運動場等遊憩空間的規劃與活動,就成為都市居民生活中重要的慶典記憶。 【開放的都市空間,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vagueonthehow 在當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遊樂園的興起,一直是一個有趣的慶典空間。兒童們將去遊樂園遊玩,視為是生活中重大的娛樂,甚至是家庭生活的重大慶典。而遊樂園中的許多遊憩設施的設計,也是為了滿足與紓解人們在工業化社會下,不斷被壓抑的心靈與所積累的龐大壓力。因此,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不斷的在遊樂園中推陳出新。而這些器材的設計,也讓人們可以透過短暫的活動刺激,宣洩情緒。例如:雲霄飛車的設計,讓人們可以透過高速的刺激,在感官上尋求滿足。又如摩天輪的設計,讓我們得以透過高度的轉變,看到不同視野下的生活空間。而鬼屋的設計,則可以讓人們宣洩平日所積壓的情緒,透過吶喊來釋放壓力。此外,許多都市內部的小型公園,更是讓市民可以藉由開放空間的提供,以及一些簡易的遊樂設施的設置,滿足當代社會核心家庭的親子互動,以及都市內成長的孩童,一個透過不同遊樂設施,群體互動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都市的發展,許多過往的城市空間,開始被迫拆除,以迎接新的開發想像。於是,在這樣原子化的城市空間,個人的城市記憶,被迫讓位給開發的需求,或是更大型的活動空間。例如:為了辦理台北花博,象徵著台北城市發展的台北兒童樂園,被迫被拆除。這個空間的消失,讓這個城市過往的重要歷史記憶,特別是對許多人來說,成長過程中的慶典記憶,消失在實體的空間之中。 【眾人記憶的臺北圓山兒童樂園,就在號稱「花博」的大型慶典中被消滅了】 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gov.tw/public 城市的慶典記憶,其實是一種集體的記憶,只是當代的工業發展,讓這樣的集體記憶給原子化了,成為個人的記憶。但是,事實上,卻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對於都市內的某一個空間的集體記憶。但是,當城市的發展,不斷的去侵蝕這些帶給城市居民休閒愉悅的空間時,我們必須擔憂,這樣的發展,會導致城市內的階級衝突的擴張。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馴化下,就連慶典活動與慶典空間也逐步成為商品的一種,而讓過往慶典所扮演的,消弭階級差異、提供不同階級一個匿名與紓解壓力的共同環境,開始消失了。巨型事件的興起,正代表著這樣的發展。  ◎巨型事件與都市空間的形塑 自1964年的東京奧運之後,許多城市的治理者,開始發現,舉辦巨型的事件活動,是可以重塑都市的空間發展,並且透過這類巨型事件的舉辦,以慶典活動的愉悅性及集體性,凝聚民族情緒,同時建構新的都市意象。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更讓企業集團,看到如何透過大型事件的慶典氣氛,創造龐大的商機。於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慶典活動,對於當代城市空間的形塑,更具關鍵性。  從1851年的首屆倫敦萬國博覽會開始,在這個現代性開始浮現的時代,博覽會便取代了許多慶典活動,成為慶祝現代性與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活動。首屆萬國博覽會,展出了當時許多重要工業革命的成果,讓世人透過參訪這個重要的工業時代慶典,來理解工業革命的進程,以及對於現代性生活的影響。  1893年的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讓人們首次發現,可以如何透過巨型的慶典活動,開始來改造城市空間。於是,慶典活動之於城市發展,又有了不同的意義了。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時間點,其實就是在工業革命已經高度成熟,而民族主義國家治理也達到極致的狀態。民族主義事實上就是一種類宗教的狂熱,因此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舉辦,其實也就是透過工業文明的包裝,將民族的自信與情緒推到顛峰。這與日後奧運的舉辦,透過體育的競技,達到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因此,巨型事件開始成為當代社會的重大慶典活動。相較之前的宗教性的狂歡活動,巨型事件活動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規訓下,雖然依舊嘗試去呈現其狂歡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對於都市空間的規劃與商品化。例如:1889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La Tour Eiffel艾菲爾鐵塔的興建,象徵著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也改變了巴黎的城市地景。Roland Barthes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他對艾菲爾鐵塔的厭惡,因為它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污染」著巴黎的視覺。而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寫下「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典範」。透過一群懷抱著現代主義與進步理念的建築師與規劃者,芝加哥團隊,將一個原本惡名昭彰的城市,透過城市的美化與巨型的建築結構設計(摩天輪),賦予城市新的生命。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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