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權力與做性別的雙人舞──夫妻相對收入如何影響生育?

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展演人口轉型模型:台灣家庭計劃政策部署與婦女避孕軌跡(1960s-1980s)

各國生育變遷過程的變化與差異,一直是人口學家有興趣解答的現象。不過在既有的理論解釋中,較少探討人口學的理論知識和技術如何形塑人口本身。我的碩士論文援引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Callon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探討人口轉型理論/模型,如何推動台灣在1964年至1989年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為目的的家庭計劃政策。 透過爬梳政策檔案資料,我分析政策行動者如何部署(dispositifs)節育推廣的網路,同時與24位60至90歲的婦女訪談,了解婦女的避孕行動如何受政策影響。透過描述政策部署的節育網絡與婦女實際的避孕行動,我的論文希望呈現婦女控制生育過程的各種不確定性(或漂移),如何展演台灣出生率變遷的獨特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