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寫作風格是「凡骨還是廢物」？

龔宜君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Derek Freedman（1983）在Margaret Mead過世後，出版了《米德與蕯摩亞：一項人類學迷思的建造與拆解》，照Clifford與Marcus的說法，Freedman對米德作了十分激烈的批評，說她的著作《蕯摩亞的成年》這本書是漫畫，米德故作天真，研究無效等；這場爭論是許多研究方法書籍的主題。他們兩位有關再現蕯摩亞「真相」的爭議，可以從他們研究的時間、對象與學術典範的不同來討論。

【米德寫完薩摩亞調查後的半世紀，Freeman跳出來批評她是在寫小說】

寫作的語言跟風格，不是中性的媒介

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們寫作風格的差異，Paula Saukko提到米德的書具有印象派風格，像浪漫的旅行紀錄片：「曙光開始降落在棕色、輕軟的屋頂，細長的棕櫚樹挺立著，襯托出明鏡般透徹而閃爍的海面，這時，棕櫚樹下或海灘上獨木舟影子下幽會的戀人們．．．」（李延輝譯）。而Freedman的寫作風格，則是科學實在論的報導方式，像是警方紀錄或法庭案作：「1959年六月的某個週日，17歲的Tautalafua發現他18歲的表姐那天晚上9點左右和Vave坐在麵包樹下．．．」。藉由米德與Freedman寫作風格的對照，Paula Saukko意圖提醒我們，寫作的風格／語言不是透明中性的媒介，而是訊息的一部份。

【左邊的自然風，還是右邊的科學風，哪種寫作策略比較好？】

我們知道社會科學的學門中，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方法論向來都是必修課，這些課程教導我們在不同的學術典範下如何進行資料的搜集、分析資料與因果證成。而這些研究方法與方法論教導我們在分析資料與因果證成時，所需要的是概念的論證與精煉，而不是文學美學的再現。但我們也知道，就像Marcus提到的，社會科學相當程度來說，是依靠寫作、文學性的描述來進行研究的學科，必須透過語言／寫作來展示情節、論證與意識型態意涵；但我們要用何種寫作風格來調和這三者呢？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或許有些系所會開設「論文寫作」的課程；但看來看去應該不是和寫作風格相關？問題是，誰可以教授這樣的課程呢？ 從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寫作風格，的確可以引發不同的閱讀能量，召喚出不同的閱讀主體。Marcus在「人文科學的表述危機」一文中，提到了幾種寫作的風格，反諷、浪漫式、悲劇和喜劇。

馬克思的辛辣反諷寫作風格

如果以反諷（irony）的寫作風格來看，這是一種自我意識很強的寫作風格，描寫／評論現實的同時也進行了「反諷」，讓我馬上聯想到的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的寫作風格。恩格斯1885年為〈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就提到，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馬克思寫出一篇簡練的諷刺作品。

在文章的一開始，馬克思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圖中文字寫著：你好！我又來了！諷刺漫畫中的馬克思！】

文章的結尾時又寫道到：「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崙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取名為拿破崙。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於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

馬克思以諷刺的手法，批判了1848年的革命，在革命之後的過程中讓路易·波拿巴，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在歷史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讓讀者看到一場嚴肅的革命倒像是演了一場鬧劇似的。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段話，也相當經典：「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鄙的。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他們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反諷式的寫作風格，但經由這樣的語言傳達了現世與理想世界的衝突，是可能召喚出無數的革命主體。目前，我們誰是以這樣反諷的寫作風格來再現我們的研究成果呢？如果要以這種風格寫作需要什麼樣的訓練或能力呢？

浪漫寫作風格的人類學家Geertz

而浪漫式的寫作，似乎較常見於人類學者的風格，Geertz在峇里島的鬥雞一文中的寫作風格，採用了浪漫式的論調，來描繪峇里島男人以雄雞表現出自戀男性的自我性，如他寫道「他們在雄雞身上花大量的時間，修飾它們，餵養它們，談論它們，或者就是以一種迷般的讚美和夢幻式的自我專注的眼光凝視它們」。而當男人的鬥雞戰敗中場休息時，他「一直發瘋的為那隻雞忙著，．．．他向雞的嘴裡吹氣，把整個雞頭放在自己的嘴裡吸氣和哈氣，給它的傷處敷各種藥物，他會做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以激發起或許藏在雞體內什麼地方的最後一點鬥志」。

【巴厘島的鬥雞大會】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ybdqc.blog.ifeng.com/article/17946679.html

經由Geertz生動的寫作所促成的移情作用，讓讀者似能身臨其境。最近我正在撰寫有關爪哇來台移工家鄉的政經與社會脈絡，寫到西方的綠色革命與現代化在傳統爪哇農村社會所造成的影響，Geertz的一句印象風格的描述，可能比我論證半天，更能感受到爪哇農民的無奈；他是這樣描寫爪哇的：「土地短缺、工作稀少，．．．生命遠景暗淡無光；在這種躁亂的膠著狀態中，不由令人想到─外借來的現代性碎片與疲憊不堪的傳統遺蹟的一種詭異的混合，塑成了這地方的性格」（楊德睿譯）。

人生悲喜劇的寫作：越悲劇就越美麗？

關於喜劇的寫作風格，Marcus提到了涂爾幹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描寫出節慶和儀式場合中，人們進入集體興奮狀態的那種狂歡場景，在他的寫作中可以看到當下的喜悅、歡樂和和諧，而競爭者在此場合中，也會暫時融合對立衝突的局面。

而有關悲劇的寫作風格，我直覺可以聯想到的是有關底層／從屬階級的文獻；例如，從屬者能發言嗎？這類型的文章。這類型的寫作一方面展現了底層階級的能動性；但另一方面又寫出了他們面對結構力量的限制。就像Tamara Jacka在描寫北京大批的農村移動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時指出，「任何一種她們可以選擇的主體位置，對她們來說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很不合意。這就是被邊緣化和處在社會政治秩序底層的真正含義。」

許多學者在談到再現底層階級形象時，都會提到周蕾，她提醒作者們再現的手法，有時是會物化並再生產了底層階級的從屬性。周蕾就曾指出，在某種意義上，許多對底層階級的再現與色情寫作共享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它同樣依賴於對「他者」作為一種奇觀的客觀化。如果色情作品的興奮點可以描述為類似於「愈下流愈好」（the dirtier, the better）的話，那麼對底層階級的再現的興奮點或許可以描述為類似於「被社會剝削的愈徹底愈好」(the more socially deprived, the better)。也就是說，這樣的寫作風格形塑出某種視覺體制（regimes of visuality），將底層階級變成展示品，其再現邏輯是底層階級愈無助，其「美學」價值反而愈高。這無疑是一種暴力化的過程，也是底層階級被引入公眾視野的方式。

【把娼妓描寫得越悲慘，就越有正當性嗎？ 】

http://travel.gog.com.cn/system/2010/09/07/010897812_04.shtml

文章的最後，我想比較一段譯文，這也是我寫作這篇短文的起點之一。在和同學們一同閱讀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文版時，老是覺得他們看的好像和我是不同的一本書。我看的是張漢裕的版本；而他們看的是網路上很容易就可看到的中國學者譯的版本。

要悲劇版的，還是喜劇版的「IRON CAGE」（鐵牢籠）？

我想舉「鐵的牢籠」那段譯文來比較，以呈現不同的寫作／翻譯風格所引發的閱讀能量的差異。韋伯的這段話，在描寫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清教徒曾渴求為職業人，我們現在卻被迫成為職業人；在我讀來實在有些悲劇的感傷；但在不同版本中這悲劇的感覺卻變成了搞笑劇。

「無人知道將來生活在此牢籠中的究竟為何人，在這可驚的發展之盡端是否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或是否有舊觀念與舊理想的大復活，如果這兩者都不同，可能的話，或是否有一種以病態的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的石化現象。倘若發生最後的情形，對於這一所發展的『最後人物」，下面數語可能是真理：即『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情感的享樂人，這樣的凡骨竟自負已登上人類未曾達到的文明階段』」（協志，張漢裕譯，1960）

【讀者讀到的是悲劇版，還是喜劇版的韋伯？】

「沒有人知道將來會有誰在這鐵牢籠裡生活，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會不會在某種驟發的妄自尊大情緒的掩飾下產生一種機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沒人知道。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文化的發展的最後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三聯書店，于曉、陳維綱等譯，1987）

是凡骨？是廢物？怎麼差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