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2016年的總統暨國會改選在農曆年前順利落幕，相較於不太令人意外的結果，從去年底一路延燒到今年初的激烈競選過程反而更讓人回味無窮，包括國民黨陣前撤換通過黨內初選獲得提名的總統參選人、首位搖滾歌手參選國會議員並以演唱會取代造勢晚會獲得國內外媒體關注、「黃安之亂」所引發對於選情的影響不亞於「兩顆子彈」威力的「周子瑜道歉事件」等等，無不讓人津津樂道，以上種種相信都會在台灣民主的歷史進程中被記上一筆。
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民黨在投票日前兩週推出「五年級生」的競選廣告，傳播速率更是驚人，6小時內超過36萬人次的瀏覽，但拉抬選情的功效卻啟人疑竇，評價更是正反兩極。例如，負責製作廣告的工商建設研究會表示這只不過是「我們企業界中生代講真話」；但有更多的意見指出這個廣告「策略清楚卻低估選民智慧」、「把國民黨的潰敗推給民進黨與公民運動者」、甚至有「世代的操弄、煽動及分化」之嫌。最後，跳脫選舉勝敗的立場，有人表示世代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合作，並給予不同價值觀「同情的理解」。
【總統大選前，國民黨的五年級生廣告，引起很大爭議】
不過，也有人大聲疾呼，用年級去概括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這種做法應該適可而止，例如胡晴舫說：「不加思索任意重複不正確的刻板印象，不但懶惰，而且粗暴，徹底否定一個人的主體性」；「年級學的流行不衰，反映了台灣看似追求自由多元，其實內在控制每一個體，因為年級學否定個體的特殊性，不相信獨立精神，不認為一個人能夠（或應該）獨立於自己的時代之外，獨立於自己的出身之外，獨立於自己的性別之外。年級學意在窄化一個人的存在。」
對於世代間的關係以合作取代對峙的強調，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然而，以出生時間為基礎的「年級學」是否真的毫無可取之處？本文將試圖以社會科學的觀點加入討論。
◎台灣的「世代戰爭」？
以出生的時間點來解釋社會變遷如何造就出不同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或生活困境(1)，國民黨的「五年級生」廣告絕非首例。不同於「五年級生」廣告裡所表達的受害者立場，稍早之前，作家劉克襄卻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在年輕的養成過程裡，享受最多資源，卻也對生態環境剝奪最烈，正是這種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心態拖垮台灣，並放任其苦果由下一代概括承受。「我們的下一代，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我們過度短視，著眼於近利，造成這等困境。…孩子們會有現今的茫然，三四年級的人，其實必須承受最大責任。」(劉克襄 2015)
劉文一出，蘇瑋璇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呼應，痛陳三、四年級的有房階級一味抵制社會住宅、枉顧居住正義之餘，卻還期待七、八年級扛起搖搖欲墜的勞健保等社會福利制度。最後，姜洋表示，「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在他看來，七年級可能算不上是最慘的，至少他們還有勇氣發聲；相較之下，低調的五、六年級多已進入中年，不但和青年住宅、居住正義沾不上邊，還得同時面對上、下兩代壓力的「夾殺」，成為名符其實的「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
姑且先不急著論斷誰慘過誰、誰又佔誰便宜，但由以上的公共討論不難看出，「年級學」在台灣社會裡紮根已深，不僅是人盡皆知的常識(2)，更早就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例如，除了有媒體副刊以「我們這一代：五年級作家」為主題回顧一段特別的文青歲月，「五年級同學會」與「五年級青春紀念冊」更是從網路寫作紅到出版了實體書。針對六、七年級所進行的調查則指出，不像五年級汲汲營營於工作升遷與自我進修，六年級更重視生活品味、精明消費，在職場表現的評價上，卻呈現兩極；另一方面，七年級被稱為「最孤獨的世代」，因為他們對工作的追求不為溫飽，更在意實踐自己的夢想。最近，則輪到八年級開始緬懷自己的青春年華，活脫脫就是一部近代網路科技推陳出新的成果展。當然，也有某些經驗為跨年級所共享，像是蟯蟲檢查與尿液檢查，從六年級到九年級的童年中都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看來，以「年級」劃分人群的思考方式並非毫無意義。相反地，若想更適當地理解個人的生命軌跡，「年級」事實上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情境脈絡（context）。但是，為什麼光是出生時間接近就足以構成人群分類的基礎呢？這就必須談到社會科學中的“cohort”這個概念（常常和“generation”交替使用）。
◎歐美的「年級學」
“If you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tions, it helps you understand yourself better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your life has unfolded. You understand what distinctive 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you have faced and you can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others in your generation.” (Carlson 2008)
Cohort是源自人口學的專有名詞，指的是在同一個時間點（或一段時間）經歷某個相同的人口或生命事件的一群人。所以同一年出生的人就屬於一個birth cohort；同一年完成婚姻大事的人也就構成一個marriage cohort，以此類推。若應用在其他的生活領域，cohort在教育上指的就是同時間入學的一群人（「同屆」）、在軍事上指的就是同時間服役的一群人（「同梯」）。
目前主要的西方社會，如美、英、加、澳洲等國，率皆以二次大戰、1960年代、1980年代為三個分水嶺，切割出四個基本的Cohort。雖然不同學者在切分時間的選擇上不盡相同，倒也相去不遠；相對應的cohort之稱謂雖未統一，不同的命名之間卻也可見異曲同工之妙(3)。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Carlson (2008)(4)更進一步將十九世紀末期加上整個二十世紀的美國人口界定出七個主要的cohort（見下圖）。
【美國的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外在環境跟機會】
Source: Carlson, E. (2009)
出生的時間點到底有何影響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回顧到更早期的經濟學家Richard Easterlin及其具有開創性與影響力的著作“Birth and Fortune”(5)。在著名的Easterlin hypothesis中可歸納出一個簡單的邏輯：cohort的「相對規模」（relative cohort size）會影響「相對收入」（relative income），最終再影響到社會與經濟行為。也就是說，如果個人所屬cohort的人口規模相較於父母輩所屬的cohort來得小的話，其結果就是工作機會更好（競爭較少）、也更容易達到自幼所習慣的生活水準，相對所得提高，於是就會更早結婚、生育更多子女，離婚、犯罪、自殺等負面人口事件則較少發生，幸福感受也會因此提升。相反地，如果個人所屬cohort的人口規模相對較大，則失業率將會提高（競爭加劇）、也更難以達成從小所習慣的生活水準，相對所得因而降低，結果就是晚婚、少育，各種社會解組事件（離婚、犯罪、自殺）更為普遍，社會整體也變得更不健全。
「Easterlin效應」假設出生率和cohort規模的波動，將造成人口與社會行為的循環性變遷，在文獻上得到各種不同證據的支持(6)。例如，Carlson (2008)(4)針對一群介於經濟大蕭條與二次大戰之間(1929-1945)出生且鮮少被注意的cohort進行研究，並稱之為「幸運的少數」（the lucky few），因為他們是美國歷史上首度出現在人口規模上少於父母輩的一代（見上圖）。這一代的男性就業率是史上最高，服役期間四海承平、少有傷亡；女性就業率同樣高於前一代（雖然很快被隨後的cohort所超越），結婚年齡也是史上最早。總體而言，「幸運的少數」（the lucky few）比起其他的cohort更早退休，也更加健康(Carlson 2009)(7)。
由於出生時間相近，cohort因此一同活過特定時代，共享偶然的歷史事件、變動的政治氣候，以及持續演進的社會經濟情勢，從而形塑出個人在生命之中所做的各種選擇。由此看來，cohort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事實，而非虛幻的人為想像，基於這種特性，此一概念的應用性因而相當廣泛。例如，為了能夠確實掌握未來的消費市場走向及探索潛在商機之所在，已有許多研究針對可預見的人口趨勢、各種人口次群體（sub-populations）的特質、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進行整體性的檢視，以便預測不同cohort在其老化過程中所需求的產品與勞務將會如何產生改變(9)。各種學術與非學術領域對於所謂「嬰兒潮商機」的大量討論，便是明證之一。
◎生命歷程：連結鉅觀與微觀
“The Principle of Agency: Individuals construct their own life course through the choices and actions they take withi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history and social circumstance.” (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8)(10)
以社會學來說，Karl Mannheim據信是最早將generation/cohort視為社會學現象的理論開拓者(11)。Norman Ryder則更仔細地討論cohort這個概念和各式社會研究議題之間所具有的關聯性，並主張cohort的成員身分足以深刻地影響個人行為，應該和其他重要的社會結構特徵（如：社經地位）一樣受到關注(12)。Cohort在概念上與理論上的重要性，透過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分析架構來觀察或許更能突顯(13)。
生命歷程分析架構有五大典範性原則(10)：(1)終身發展（life span development）原則：人類發展與老化乃終身歷程；(2)能動性（agency）原則：個人在其生命歷程之中都以特定歷史社會環境下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為背景而做出各種決定和行動；(3)時空鑲嵌(time and place)原則：個人的生命歷程乃鑲嵌於個人所經驗到的獨特歷史階段與地理空間之內，並受其形塑；(4)時機點（timing）原則：同樣的事件或經驗（如：經濟大蕭條）若發生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如：童年 vs. 青少年），對於個人所造成的影響也不盡相同；(5)生命聯結（linked lives）原則：生命之間相互聯結（如：親子關係），而社會歷史的結構性影響也會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加以傳遞。
【個人的生命歷程，可從以上的五個面向來討論】
Source: 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8)(10)
綜合以上說明，不難理解cohort身分就像受到衣物遮蔽的胎記，看不見卻也甩不掉，尤其從原則(2)到(4)更清楚地指出，若是忽略或放棄cohort的概念，將會喪失觀察與理解人類行為的一大洞見。可以想像，自有社會出現以來，人類就不再享有完全不受拘束的自主性，就好像資訊完全對稱的自由市場也不曾出現過一樣，因為即使光是出生的時間點不同，就足以在不同的人群身上形塑出迥異的行為、意識、認同，乃至於未來的命運(14)。也難怪經濟學家Duesenberry在1960年對另一名經濟學家Gary Becker探討生育率的經典研究所提出的評論中，對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差異提出了一個後來廣為流傳的說法：「經濟學在研究人們如何做出選擇；社會學則研究人們為何沒得選擇」（Economics is all about how people make choices. Sociology is all about why they don’t have any choices to make.）(15)［順道一提，agency這個罕見的說法，恐怕也只有專屬社會學家所用，若想進一步瞭解可參考何明修的「學習成為行動者」］。
當然，擔心「年級學」會徹底剝奪身為人類可貴的主體性，或成為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見、歧視的火苗，雖然可謂暮鼓晨鐘，但也稍嫌杞人憂天。同樣是分類人群的表徵，性別和種族界線往往更為明顯，在微觀互動層次上的影響也更為強烈。
例如，有研究發現，大學系所的教評會在品評新聘教師候選人時，對於女性的負面評語多使用形容詞（如：她沒什麼原創性）；對於男性的負面評語多使用動詞（如：他沒有發表太多期刊文章）。負面的動詞反映具體的行為，有可能會隨著情境改變，也就是暗示男性候選人的缺點或許尚有改善的空間；負面的形容詞則意味女性候選人的缺點可能是根深蒂固或積習難改(16)。另有研究指出，一旦看過黑人的照片（相較於白人的照片）之後，受試者就會受到自動化的種族偏見誘發出更強烈的危險偵測反應，而且不管照片中的黑人是成人或兒童都一樣(17)。
與之相比，實在很難想像cohort屬性或出生的「年級」也會具有類似的知覺顯著性與認知扭曲效果。相較之下，生理老化則更加容易辨識，年齡歧視因而比「年級」歧視更有可能發生，也更加值得注意。當然，age和cohort兩種效果之間本來就具有高度重疊性，不易區分，因為較早的cohort必然較老，較晚的cohort也一定比較年輕。但兩者在概念上的對比卻不能不察：age effect指的是和年齡相關的生理或發展上的改變；cohort effect指的是個人生命史和鉅觀結構影響所交會而成的形成性經驗（formative experiences）。如果再考慮period effect（指的是某一個時期中所發生的歷史或環境鉅變，並對同時間存在的所有cohort或所有的年齡群體都會造成影響，如：經濟大蕭條、世界大戰等等），事情又會更加複雜。
◎代結語：一些技術性問題
「年級學」雖然看似不怎麼科學，但它和cohort在概念上的親近性足以證明其價值所在。如果能夠善加利用這個分析工具去探究不同的「年級」或cohort如何呈現出各自特有的面貌，所謂「同情的理解」才不會淪為紙上談兵。以上的討論旨在提供概念的說明，但仍有些技術上的細節也值得一提。
第一，cohort和generation有分別嗎？中文怎麼翻譯才好？目前英文文獻中將兩者混用的情況還是相當常見。cohort的定義相當清楚（見前文），問題在於仍有不少人習慣將generation等同於cohort。有論者以為兩者宜嚴格區分，並承襲Ryder的主張，建議將generation的使用限縮在討論親屬或血緣關係的脈絡底下(18)。
【六年級以後的同學，大概沒有經歷過『開門』的電視機吧！】
資料來源：a.bbkz.net/forum/picture.php?albumid=45201&pictureid=548440
其次，cohort目前常見的中文譯法有「世代」或「年輪」兩種。社會學界多譯成「世代」，但如此一來generation又該翻成什麼呢？至於人口學界多翻成「年輪」，或許是因為cohort具有「連續繼起」（successive）的特性，總是一波接著一波，就像長江後浪推前浪，也像樹木的年輪，隨著時間的進展，一圈接著一圈出現，但這種類比式的譯名也很有可能讓人搞不清楚是在討論人口學還是生物學。另外一種較少使用的翻法為「同期群」，其字面意義簡單明確，也能和generation的「世代」加以區隔，或許值得推廣。
最後，age-period-cohort三種效果的區分，始終是個方法學上的難題，因為相當技術性，所以在此只能點到為止。相關爭議可以參考Reither et al. (2015)以及Bell & Jones (2015)之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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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Elder, G. H. Jr. (1995). The life course paradigm: Soci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p. 101-139 in Examining Lives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dited by P. Moen, G. Elder, and K. Lusche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2)關於社會學和常識的關係，可參考：Watts, D. J. (2014). Common Sense and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2), 313-351.
(3)Egri, C. P., & Ralston, D. A. (2004). Generation cohor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5(2), 210-220. Kupperschmidt, B. R. (2000). Multigeneration employees: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The health care manager, 19(1), 65-hyhen. Parry, E., & Urwin, P. (2011).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3(1), 79-96. Strauss, W., & Howe, N. (1991). 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 1584 to 2069. New York: Quill/William/Morrow.
(4)Carlson, E. (2008). The Lucky Few: Between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and the Baby Boom. London: Springer-Verlag.
(5)Easterlin, R. A. (1987). Birth and fortune: 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 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雖然在上世紀八０年後，其解釋效力有漸趨減弱之勢，詳見Pampel, F. C., & Peters, H. E. (1995). The Easterlin Effe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63-194.
(7)Carlson, E. (2009). 20th-century US generations.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8)Deaton, A. (1985). Panel data from time series of cross-s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0(1), 109-126. [也可參考友站文章]
(9)Foot, D. K., Stoffman, D., & Gable, B. (2001). Boom, Bust & Echo: Profiting from the Demographic Shift in the 21st Century. Stoddart. Gronbach, K. W. (2008). The age curve: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demographic storm. AMACOM Div American Mgmt Assn. Stillwell, J., & Clarke, M. (Eds.). (2011).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Projection Methods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Trends and Processe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0)Elder, Glen H., Jr., Monica Kirkpatrick Johnson, and Robert Crosnoe. (2003).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Pp. 3-19 in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edited by Jeylan T. Mortimer and Michael J. Shanahan. New York: Kluwer.
(11)Mannheim, K.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Pp. 286-323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D.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and Kagan (first published 1923).
(12)Ryder, 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861.
(13)Elder, Glen H., Jr. (1998).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69(1), 1-12. Elder, Glen H., Jr.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 4-15.
(14)林宗弘 (2015)。再探臺灣的世代政治: 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 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7(2), 395-436。 熊瑞梅, 張峰彬, & 林亞鋒 (2010)。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 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台灣社會學刊, (44), 55-105。 Zhou, X., & Moen, P. (2001). Explaining Life Chance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life course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0(4), 552-577.
(15)Duesenberry, J. (1960). Comment 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d. NB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Rubini, M., & Menegatti, M. (2014). Hindering Women’s Careers in Academia Gender Linguistic Bias in Personnel Sele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3(6), 632–650.
(17)Todd, A. R., Thiem, K. C., & Neel, R. (in press). Does Seeing Faces of Young Black Boys Facilit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reatening Stimuli?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Kertzer, D. I. 1983. Generation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125-149.
台灣話「kāng-iân（共沿，或共檐）」十分接近「世代」、「年輪」的概念，或許可作為Cohort漢譯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