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譯本為《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都是重要的參考著作,但是這兩位作者都不是從社運研究領域出發,也不是從相關理論或文獻提出研究議題。

在台灣,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研究兩者之發展也越來越呈現脫鈎的現象。我整理了1980-2014年間以台灣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其中包括84篇中文,50篇英文。[1]下圖1呈現了歷年出版數量的趨勢

很明顯,在八○年代晚期的政治自由化與伴隨而來的社會運動風潮之前,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幾乎沒有期刊論文的產出。到了九○年代,儘管在某些年份有波動,但論文生產較為密集。然而,真正的高原期是在2000年以後,開始出現了穩定出刊篇數,意味著這個研究領域的成熟。從歷年論文數量來看,1987-1999年間是平均每年2.5篇,而在2000-2014年間是平均每年6.5篇。

期刊論文在2000年以後數量的增加,產量在2004年達到頂峰,其所反映的情況並不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興盛,事實上,由於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政治效應,社會運動反而呈現較為消極的狀況。同樣的理由也說明了為何在2008年之後,當台灣的社會運動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復甦,學術研究的期刊論文產量卻沒有出現上升趨勢。

學術生產向來是勞力密集的知識活動,需要多年的訓練與資料蒐集,這必然會導致社會運動的學術寫作與實際發展無法同步。就如同智慧女神Minerva的貓頭鷹只在日暮時刻才展翅飛翔,學術研究也往往只依賴「後鑑之明」,只能等待抗爭政治階段性的落幕之後,才能有所發現。總結來說,一個制度化的研究領域必然會變得更加自我維繫與自我參照,而這也意味著研究活動與研究對象無可避免的逐漸脫鈎。

 

  • 以動員過程為研究核心之限制

除了建制化的學術研究環境,使得研究者與對研究對者越來越疏離之外,另一個因素則是在於研究者所提的問題也呈現越來越窄化的趨勢,只聚焦於狹義的動員(mobilization)過程,而較少探討促成社會運動浮現的結構面因素,亦或是長期的影響。

基本上而言,在英語研究中,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典範戰爭(paradigm warfare)在二十年前早舊結束了,取而代之的一種結合組織網絡、政治過程、認同形構、構框的整合式研究途徑。到了二十一世紀初,Charles Tilly,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等三位重量級的學者更提出了「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分析策略,企圖將社會運動、族群衝突/民族主義、工業衝突、革命、民主化現象共同放置於一個普同性的分析架構。簡單講,抗爭政治的研究主張:(1)研究者應放棄量化取向的涵蓋性律則(covering laws)之追尋,但也不應拘泥於少數個案的質性深入描述(thick description),而是將焦點放在中層的「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以及其不同的形態的因果機制之組合導致了相異的「過程」(process)。(2)從因果機制的觀點來看,原先社會運動研究者所建立的基本四個概念,(亦即政治機會、動員結構、構框、劇碼),可以被拆解成更基本的組成元素,這樣就可以打破了原先社會運動研究與非社會運動研究之界限。(3)研究的重點在於抗爭過程(episode of contention),亦即是涉及利益矛盾的衝突是如何產生,在何種情況下踰越了既有體制所容許的範圍,最後又是如何收場。[2]

總結來說,抗爭政治的研究取向試圖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基本語彙,從更根本的因果機制來跨越既有學科分工所設下的界限,如此一來,分析社會運動的概念也可以擴展到其他非社會運動的現象。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從業人員而言,這樣的理論突破當然是令人振奮,因為我們的專長領域似乎一下就擴展了到其他的議題。再且,有鑑於當代社會運動的多樣性,有爭取民主人權的抗爭,也有為了流浪動物的權益,建立一套可以適用各種類型抗議之分析術語似乎有其必要性。老左出身的David Harvey曾這樣批評,當反血汗勞動運動被公眾與媒體忽視時,那些保護動物運動者憑什麼可以高舉動物權的訴求,漠視被踐踏的人權?現實上,真的有一些人願意為這些看似「阿狗阿貓」的議題而走上街頭,但是當你告訴他們真實在存在的勞動剝削與血汗工廠,他們卻興趣缺缺。作為「專業」的社會運動研究者,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可以證明某些議題比其他議題更為「重要」;但是我們卻可以清楚指認出,無論是攸關人命的議題亦或是動物權的議題,當他們成功地形成抗議運動時,會必然依循著那些普遍性的因果機制。

儘管如此,抗爭政治的取徑仍就只限於動員過程的考察,容易忽略了更廣大的社會脈絡。將抗爭過程拆解為若干因果機制,其目的在於更能細膩地剖析「如何」的問題,而不是更根本的「為何」之扣問。如此一來,社會運動現象所彰顯的時代挑戰,甚至其「意義」的問題,就不再被研究者所重視。

晚近以來,已經有些反省的聲音浮現,質疑這樣高度技術化的研究取向。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Andrew Walder就這樣批判,當代的社會運動研究已經背離了政治社會學的原始提問,因為過度重視動員過程的分析,而忽略了更廣大的社會分歧與政治認同之形成。[3]同樣地,曾經抗爭政治理論共同推動者Doug MaAdam似乎近年來也採取不同的思考途徑。他批評「運動中心」的研究預設,容易過度誇大了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因此,一個比較適切的作法是將廣大的社會脈絡重新帶進入,思考社會運動如何從其中產生,並且也要關注那些應該產生抗議、結果卻沒有如此的個案。[4]

 

  • 如何讓社會運動研究變得有用?

 

<<大埔事件>>

(引用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F%94%E4%BA%8B%E4%BB%B6)

作為一位社會運動的研究者與教學者,我由衷感謝國內外的學術先進先賢。如果沒有他們的研究投入,社會運動不會成為一個社會學內享有正當性的次領域。回首六○年代的英語研究世界,社會運動仍是與時尚(fad)、恐慌(panic)、暴動等現象共同當成為所謂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s)。而且當時所流行的解釋也是取援一些充滿問題的變態心理學,例如認知不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受挫攻擊假設(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等。講白了,這些學說都要是試圖證明社會運動是如何起源於偏差而不正常的心理狀態。放在新左派運動高漲的六○年代背景,歐美國家的校園內外早就因為學生抗爭風潮而搞得天翻地覆,很清楚就可以知道這些冬烘先生是如何與時代脫節。

到了七○年代,前學運份子進入了學院體制,他們帶來新的觀點突破。社會運動不再是變態心理學的範疇,而是當代民主社會的常態現象,他們採取一種比貼近運動主事者的觀點,來考察社會運動的進展。如此一來,社會運動的研究也慢慢地從更廣大的「為何」問題,移轉至較瑣碎的「如何」問題。似乎從那時開始,就註定了社會運動研究會走上專業化、建制化、著重於技術性的分析,單獨將動員過程抽離出來,而忽略了更廣大的社會脈絡之方向。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帶來新的問題。此後,社會運動研究者不再回應一般公眾所關切的問題(例如,為何政治文化向來保守台灣,居然出現具有民意基礎的佔領立法院運動?),而是著眼於將技術性的細節提案(例如,網際網路如何協助太陽花運動獲得必要的物資資源?)。

然而將社會運動研究搞得這樣自我封閉,並不是原初提倡者的用意。回到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1212-1241的經典文章。這篇論文常被認為奠定了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基礎,因為作者們提出了有組織的領導、外來良心支持者取代運動受益者等重要的假設。仔細閱讀該篇論文,McCarthy與Zald仍是非常小心翼翼避免社會運動研究的封閉化,他們強調這些觀察仍只是「局部性理論」(a partial theory),因為需要一套更完整的社會變遷來說明其過程。不幸地是,在建制化的趨勢下,當初講好的「局部性理論」成為了研究者唯一關切的範圍。

因此,要讓社會運動研究變得「有用」,重點就是在於將那些被擱置的背景知識重新帶進來。社會運動的理論與概念當然有助於我們理解某一國的民主運動會遇到何種困難與挑戰,但是前提是必需要具政治社會學的基本素養,理解不同政治體制下的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同樣地,抗爭政治理論所發掘的各種因果機制非常有可能出現於一場反自由貿易的抗議活動,但是要能進行妥善的分析,我們還是得先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簡而言之,社會運動研究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並不在於它已經構成一套抽離具體情境的知識體系;反而是它能夠成功地接嫁至特定的歷史脈絡之中。

回到野草莓學運後的研考會所提出的委託研究案「政府如回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我猜想,大部分的社會運動研究者會指出,通訊科技的突破帶來訊息傳遞的革命,動員的過程可以越來越不依靠既有的組織,也可以規避政府的言論控制或是主流媒體的篩選過濾。更加彈性與迅速的抗議行動將會帶給政府強大的壓力,因為掩蓋真實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執政者所需要回應的時間也大幅縮短了。但是除了這些技術性與過程性的分析以外,我認為一個真正稱職的社會運動研究者還是要指認出更根深柢固的矛盾,其中包括:如何避免讓台灣的二次政黨輪替淪為舊勢力的復辟,導致法治與人權的倒退?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下,要如何能維持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在更加緊密連結的兩岸經貿往來中,要如何保障弱勢人民不會淪為財團掠奪的對象?

我認為,一份真正「有用的」社會運動研究報告應該要納入上述的各種結構性問題,而只不能自我侷限於動員過程的分析。只不過,這裏所謂的「有用」當然不是只著眼於執政者集團的穩固統治,而是能引導社會公眾去思索所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無論其相異的政黨立場或意識型態。

 

 

[1] 在英文期刊的部分,我們使用JSTOR (http://www.jstor.org/)與Thomson Reuther公司的Web of Science兩個線上資料庫。中文的期刊則包括下列12種刊物,《中華傳播學刊》、《政治學報》、《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新聞學研究》、《文化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臺灣民主季刊》、《臺灣人類學刊》(前身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灣社會學刊》(前身《中國社會學刊》、《台灣政治學刊》、《台灣社會學》(前身為《台灣社會學研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2] 主要的作品見,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and Sidney Tarrow (2006)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Sidney Tarrow (2010)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Updated and revised 3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Walder, Andrew (2009)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393–412.

[4] 見McAdam, Doug and Hilary Boudet (2012) Putt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Place: Explaining Opposition to Energy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20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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