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跨族公共領域」：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中的族群問題

馮垂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尋找「跨族公共領域」: 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中的族群關係〉，該論文獲台灣社會學會 2019 年碩士論文獎，指導教授為馬藹萱老師。

 

被譽為推翻族群藩籬的淨選盟大集會

淨選盟大集會（BERSIH Rally）是一系列由馬來西亞公民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簡稱淨選盟）發起的社會運動。自 2007 年到 2016 年，淨選盟因應國內局勢，總共號召了五場遊行集會，主要訴求為選舉制度改革、推動議會民主、杜絕貪腐等。然而，在馬來西亞參與社會運動是件高風險的事。暫且不論警方會不會使用催淚瓦斯或水槍來驅散人群，在社運前夕，多名社運分子、政治人物遭逮捕的新聞就已經足夠讓人恐慌。

2016 年 11 月早晨，我與友人驅車駛進吉隆坡，準備參加第五場淨選盟遊行集會（BERSIH Rally 5.0）。當時，大部分通往市中心的道路都設有警方路障，網路上盛傳警方會故意為難集會參與者。由於黃衫是淨選盟大集會的主題衣裝，幾乎所有參與者都穿著一身亮黃來赴會，因此「黃色」也成為警方辨識參與者的線索之一。不過，參與者也發展了應對方法，像我就在黃衣上套了另一色系的T卹，就安全通過了臨檢路障。

我們懷著忐忑抵達集合地點，看見滿滿一群黃色人海，焦慮的心情暫獲紓解。一位參與集會的大叔善意鼓勵我們：「趕快換（黃衫）吧，這麼多人，怕什麼？」。這時候，我們才意識到那簇擁的人潮，以各類黃色的衣裝、飾品，向彼此暗示共同的行動目標與價值。這種由共同符號形塑出來的集體意識也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支持力量，讓身在現場的參與者暫時免除被警方個別威脅的恐懼。

另一方面，在以黃色為主的集體符號之下，族群、語言、宗教等各類差異特質彷彿變成次要身份，一種抗爭共同體悄然誕生。印度裔參與者艾維告訴我：「當所有人都穿著黃色T卹時，你就是大集會的一份子，你就是這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們在其中就像兄弟一樣。」另一位參與者佐瑟說得更精確：

當你身穿黃衣而來，那其中就沒有種族、宗教的差異。他們（參與者）會視你為淨選盟大集會的一份子。這對政府而言即是一個麻煩，因為他們難以突破這種共同體。尤其參與者並不區分誰是馬來人、印度人、華人，相反的，他們代表的是所有的族群！

有趣的是，參與者不只是看見「共同的」彼此，他們也樂見差異的大眾聚集在一起。社運分子 Adam Adli 就在一篇報導中這麼回憶他參與過的大集會：「淨選盟集會可以看到各種語言的布條，這是屬於我們國家多麼美麗的景象」，而這些承載各種語言、文化的抗爭裝置，也間接提醒社會大眾與當權者：這不是一場屬於特定族群的社會運動，而是屬於馬來西亞人的抗爭。誠然，延續將近十年的五場淨選盟大集會被普遍視為是打破族群藩籬，創造「跨族團結」（trans-ethnic solidarity）的社會運動。民間研究機構 Vase.ai 在 2018 年的抽樣調查顯示，有 75.1% 的受訪者認為它能夠「團結馬來西亞各種族」。實際上，在過去的公共領域及日常生活中，馬來西亞各族群的互動與交流可說是相當有限。這種涵括各大族群的社會運動並不常見，甚至是相當晚近的現象。

不過，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馬來西亞種族知識的建構，政治上的種族典範，以及日常生活中族群互動的界線。接著再來討論淨選盟大集會如何創造跨族公共領域，以及其貢獻以及限制。

馬來西亞的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與族群關係

馬來西亞社會仍舊習慣以「種族」（race）來稱呼不同族群。種族概念的使用，往往隱含兩種意義：首先，種族指的是一種生物性類屬，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被認為是「與生俱來」，且無法更變的；其二，種族知識是由歐洲殖民勢力引入的知識。在馬來西亞，種族的知識建構首先從英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開始，並且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涵，而這也合理化了優勢種族對他者的歧視、壓迫、剝削及暴力。

與此同時，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治理策略也以種族來作為分化經濟活動、居住空間、政治權力的主要單位。種族的概念也被社會成員主動挪用，不同族群為了捍衛自身的政治及經濟利益，開始以種族身份來區分彼此，以強調我群／他群的絕對差異來獨占特定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這種以種族為知識基準形構出來的國家、政治及社會關係可以被稱作「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

種族典範也成為馬來（西）亞憲政體制的重要框架。1948 年，以巫統（UMNO）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集團在英殖民政府的支持下，提出《馬來亞聯合邦憲法》，正式確立了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並提高了非馬來人申請公民資格的條件。這份描述並賦予特定族群之優勢國族地位的文件，昭告了種族典範憲制化的成功，並且成為當今馬來西亞憲法的重要參考基礎。學者 Suryadinata 就強調，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而馬來西亞不僅繼承了英殖民政府的種族典範政治，殖民時期分而治之的政策結果也一併延續到獨立後的時代。例如經濟活動的分化導致各族之間不平等的經濟狀況，經商的華人容易致富，而務農的馬來人或印度人則處在貧窮邊緣，造成族群間的相對剝奪感。此外，區隔的族群生活空間也降低各族協商、互動的機會，不同族群往往需要仰賴各族菁英來參與公共事務。

儘管如此，經政府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政策與扶助計劃後，各族群的經濟差距開始顯著縮小，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成功將不同族群吸引到密集、擁擠的城市當中，增進族群之間合作及互動的機會。不過，當代馬來西亞族群間的互動往往局限在經濟領域之中，在其他社會生活及公共領域裡，各族交往並不頻繁。影響族群互動的因素包括族群身份、語言、文化差異，以及特定族群空間所隱含的文化規範等等。這些因素通常相互作用，使得族群間很少針對公共議題進行交流及辯論。一位田野之中的馬來人就告訴我，他若在華人為主的空間裡談論與華人相關的議題，往往會引發心理上的焦慮。他無法確保自己所要談論的議題是否符合該空間的文化規範，甚至擔心言論內容會導致其中多數族群的憤慨。這一事例至少反映了族群空間、族群身份以及文化差異間的交互影響。

除此之外，偏見及刻板印象也影響族群之間的交往。常見的族群刻板印象包括懶惰貧窮的馬來人、自私自利且愛錢如命的華人，以及暴力犯罪的印度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刻板印象的來源雖然複雜，但政治力量常常介入刻板印象的形塑，激化族群之間的偏見。例如，當今許多政治人物仍舊使用「懶惰馬來人」的標籤來合理化馬來人的貧窮處境，或以「自私的華人」來檢討華人堅持爭取族群權益的事蹟。

概括而言，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帶動多元族群的聚集，但族群之間的界線與隔閡卻終究沒有消除。種族典範從英殖民時代作為一種知識概念以及施政手段，並且延續至今，甚至發展成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潛藏在話語論述、文化產品、媒體和日常行為之中，造成各族群在生活中對立。

淨選盟大集會的構框與「人民典範」

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縱使呈現區隔、分化的現象，但一些充分掌握社會及文化資本的公民仍舊能在公共領域中跨越族群界線，進行理想的言談辯論、知識交流，並對國家公權力進行批判。根據學者 Weiss 的觀察，這些活躍於馬來西亞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中的積極行動者，通常是受英語教育的知識菁英。相較之下，社會運動的草根動員、去中心化集體行動、顛覆日常權力結構的特色，使一般民眾有辦法突破族群界線，進入一個能參與公共交流或批判公權力的大型公共領域之中。

淨選盟在組織動員過程中，就已經透過不同族群的在野政黨（如以華人為主的行動黨、以馬來人為主的伊斯蘭黨及公正黨等等）及公民組織（如華人公民組織隆雪華堂、以馬來社群為主的伊斯蘭友好協會等等）來號召各個族群參與遊行集會，在動員結構上，淨選盟已經成功地將多元差異的族群吸引上街。面對淨選盟激烈的挑戰，國陣政府也設法煽動民眾的族群情緒，設法分化抗爭群眾。其中最為典型的策略，即是誣陷淨選盟大集會為「華人策動的反政府行動」。此舉固然引起國內種族主義分子的響應，但集會參與者也試著以多元主義的觀點作回應，包括提出了一系列的話語構框，來反擊國陣政府種族典範式的指責，其中較引人注目的有「We are not Malay, Chinese, Indian. We are Malaysian」、「Hidup Rakyat」（人民萬歲）、「Bangkit Rakyat」（人民崛起）等等。

在長期強調「穆斯林馬來人文化」為國族核心的馬來西亞，上述話語為民眾提供了不一樣的認同想像。尤其 Rakyat（馬來語，在此譯為「人民」）作為一種身份論述在不同族群間被提出來，暗示公民可以差異且平等，挑戰了單一族群的國族權威。Rakyat 源自阿拉伯語，原意指的是牧場的牧群，或國王的臣民。在現代馬來西亞語境中，它泛指國境內的所有住民，或更為精確的，與公權力相對的人民，因此是一個具有相當包容性的概念。馬來西亞學者 Abdul Rahman Embong 就依據 Rakyat 的意涵，提出了「人民典範」（Rakyat Paradigm），以回應傳統的種族典範。他回顧了前殖民時代蘇丹與子民之間的關係，指出任何在蘇丹管轄之土地範圍內生活的族群都被視為是蘇丹的治理對象，而接受蘇丹治理的臣屬群體即是 Rakyat。

延續這樣的歷史意義，Rakyat 的身份即象徵著人民有權獲得國家的照顧，同時也有反抗國家不義之舉的權力；此外，Rakyat 不分族群的身份範疇也使他成為相對開放的認同概念。換言之，淨選盟大集會的參與者正是以公民行動宣稱其身為 Rakyat 的身份及權力，而有關 Rakyat 的話語構框，則挑戰了象徵國家權威的種族典範，以及部分種族主義分子的極端論述。

社運結束後消失的跨族公共領域？

到目前為止，我對淨選盟大集會的觀察仍與一般評述相距不遠：淨選盟大集會是一個能打破族群藩籬的社會運動。不過，在經過田野調查後，我發現淨選盟大集會裡的跨族互動現象十分有限。它雖然透過話語構框、抗爭劇碼、空間營造等方式強調了族群多元與「人民典範」的價值，但社運之中的族群界線依然明顯。

首先，淨選盟大集會作為一種高風險的集體行動，參與者往往與關係緊密、值得信任的夥伴結伴參加。結伴的參與者大部分是相同族群背景的友人，反映了參與者一般社會生活中的網絡關係，也凸顯日常生活與社會運動場域裡族群網絡的重疊。這些參與者在大集會中結成一組組的族群小團體，不同族群團體之間鮮少進行交流及互動。

在集會結束以後，參與者的族群網絡也沒有顯著的改變，大部分參與者的族群生活一如往昔，所謂的跨族公共領域並未真正形成。相反的，真正能在社會運動中進行跨族交流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社運分子或積極參與者，由於他們長期投入非政府組織之工作，因此原來就具備了跨族公共互動的經驗與資本。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運動的成果能否延續，端看社運能否進一步組織化，形成長遠的文化營造、政策遊說或理念推廣的工作。但針對淨選盟大集會所創造的「跨族團結」來說，其效果往往在社運結束後就宣告消散。這是因為馬來西亞公共領域往往受到語言、文化資本、族群身份、空間條件等限制，一般民眾很難在社會運動結束後投入相關公民組織的活動。此外，淨選盟的組織權威結構也時常受到參與者的詬病，許多缺乏經驗與文化資本的民眾都被排除在決策環節之外，以至於一般民眾很難透過組織管道進入公共領域。組織的封閉與對文化資本的高要求，也不利於其文化理念的推廣。

當淨選盟大集會打破族群藩籬、創造跨族團結的貢獻成為媒體乃至學界的主流共識時，本文重新探索社會運動中的族群關係。我主張，淨選盟大集會雖然為跨族公共領域的建構提供了機會，但各族參與者在其中的互動關係仍受限於原初團體的形態，以及其參與經驗與文化資本。不同族群參與者雖然在運動中被賦予共同的 Rakyat 身份，但這種共同身份反而忽略了族群之間多元差異的特色，容易讓人將其中成員想像成一個同質的整體。這並非馬來西亞社會實情，也同樣不是當地公共領域或社會運動裡的真實景象。

結語

淨選盟大集會乍看之下消弭了族群之間的隔閡，但不同族群在其中仍依據各族團體及認同來進行抗爭。在回歸日常生活後，族群的界線也並未消失，當各個族群利益遭受挑戰時，族群意識也將進一步抬高，彼此的差異也將再次彰顯。因此，將淨選盟大集會視為族群大團結的社會運動興許是過於樂觀的論斷，而忽略族群差異及互動關係，也無法正確理解馬來西亞多元異質的政治局勢與公共生活。如今馬來西亞政局動盪，右翼馬來民族主義及保守伊斯蘭教勢力正蓄勢而起，淨選盟大集會曾經營造的跨族團結文化再次受到挑戰。然而，這也是一個反思的契機，供我們再次正面凝視族群間的差異，再進一步思考各族如何平等地共同生活。

 

 

參考文獻

Embong A.R. 2014,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Rakyat Paradigm and Malaysia’s Social Cohesion”, in Milner. A., Embong. A. R. and Tham. S. Y (eds.), Transforming Malaysia: Dominant and Competing Paradigms, pp. 59-81, Singapore: ISEAS.

Nakamura R. 2015,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389-398.

Suryadinata. L.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Vase.ai, 2018, Bersih 5 Perceptions, 網頁鏈接：https://vase.ai/trends/bersih-5-perception/。

Weiss M.L. 2006,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Civil society and coali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ver Image: Jason Pang, YouTube: Bersih Rally Malay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