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企業帶回來：戰爭時期臺灣軍需工業的建立？

田悅承／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戰爭中的臺灣市場發展：市場控制機制與軍需工業興起（1931-1942）》（2021），同年獲得台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佳作獎。

如果你走訪位在雲林縣的臺糖虎尾糖廠，會發現廠區內有兩座以紅磚砌成的巨大環形建築。斷垣殘壁的外牆，佈滿碧綠的爬藤植物，似乎隱含著許多歷史故事。實際上，這兩座建築是「酒精槽」，用來儲存工廠生產出的酒精。糖廠內出現酒精槽看似突兀，但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這就要回到製糖業鼎盛的日本時代，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上，日本人引進機械化，大幅度提升製糖的速度與產量。而製糖的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副產品「糖蜜」。原本作為工業廢品的糖蜜，隨著技術的革新，臺灣業者將其轉製為飲用的糖蜜酒或工業用酒精，大量銷售至日本國內。然而1930年代開始，日本發動一系列的對外戰爭，需要龐大的燃料資源，確保各式機具的運作。日本在缺乏石油資源的狀態下，又遭受能源禁運的打擊，內閣不得不尋找替代燃料，「無水酒精」在1933年的燃料協議會被提出。僅要將原本的工業酒精，經過蒸餾並脫水，便能製成可與汽油混合的新興燃料。配合政府的軍需產業政策，各大製糖會社擴建酒精工廠。換句話說，糖廠內的酒精槽揭示原先生產民需產品的業者，如何在短時間內轉為生產軍需產品，讓我帶大家進一步討論這個有趣的歷史過程。

圖一：臺糖虎尾糖廠大小酒精槽。圖片來源：https://www.taisugar.com.tw/chinese/CP2.aspx?n=10368

一、政府控制企業的機制

針對臺灣軍需工業的建立的討論，過去多數學者強調「強國家」，也就是認為日本政府統籌戰爭中的一切，特別是政府計劃直接決定經濟生產。但是此觀點容易忽視「企業」──國家往往不是市場中的實際行動者，產品的產出需要仰賴企業，就算是攸關戰爭成敗的軍需工業，也是多由企業承擔生產責任。從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以來，經濟始終是以米糖為主體。在短短的10多年間，臺灣企業開始可以提供化學原料、金屬製品等軍需品，而且年年增長（如圖二所示）。日本政府勢必得透過各種手段，影響臺灣企業的生產行為。根據組織社會學的理論，國家控制企業的機制大致可以歸納為三種：

（一）資源分配的模式

國家原先透過立法維持資源的正常運作，然而當市場被高度管制時，國家能透過資金等資源影響企業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國家擁有越豐富的資源，對於企業之間的關係有越巨大影響力。1930年代，日本政府透過臨時法規，管制金融與統籌資金，將資金分配到國家需求的軍事工業，這個措施在二戰爆發後更為明顯。1937年，實施〈臨時資金調整法〉，將企業分為三類，如果是生產軍需產品的企業，可以擁有優惠融資。因為政府的資金法規，當時在市場中能持續增加資本額的企業，往往都是配合國策發展，也就是投入軍需品生產。

另外，日本也透過官控會社控制資金的分配。官控會社是指為國家特殊使命而組織的企業，國家握有多數股份，包括臺灣銀行株式會社、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其中又以臺拓最具有戰爭色彩，扮演南進政策的重要行動者。官控會社的資金受到政府保障，如公司債可以超出資本總額。這類型公司投資符合國策的產業，像株式會社臺灣鐵工所、臺灣化成工業株式會社等生產軍需產品的企業，背後都有官控會社的資金。因此，當企業背後有官控會社的資金，生產活動易受到政府影響，配合國策投入軍需產業。

圖三：臺灣拓殖株式會社遷移至帝國生命館新廈辦公。圖片來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概觀》

（二）訊息流通的管道

網絡經常被視為訊息流通管道，國家需要利用董監事網絡取得市場重要資訊。所以政治官僚為了得到資訊上的優勢，成為訊息的中介者，進一步掌握市場中較重要市場行動者。國家同樣透過官控會社參與市場，掌握董監事網絡的重要節點。以臺拓的人事任命為例，由〈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施行令〉規範，正副社長由臺灣總督直接任命、拓務大臣同意；董監事則由股東大會選出兩倍的人數，再由臺灣總督圈選、拓務大臣同意。而根據歷年臺拓會社資料，董監事的成員包含臺日的政商菁英，大幅強化與其他重要企業之間的連結。透過董監事跨坐連結，政府引導市場的民間大資本符應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同時也掌握市場中重要民間資本的狀態和訊息，對市場行動者做進一步的掌握。

（三）權威地位的背書

對企業來說，與政府建立連結提供市場中的正當性，提升行動者的市場地位，並進一步影響市場行動者的重要性。所以企業大多期望有國家威權的背書，好標示出自己在市場中的獨特地位。在戰前的日本社會，國家與民間企業建立關係能讓企業有效提升正當性，核心因素在於該時的日本政治沒有經歷大規模的階級流動。儘管明治維新後廢除四民制度，政界和軍界的菁英多來自舊時代的貴族階層（士族與華族），使得日本社會仍然有強烈的階級意識。因此政府官員們仍然做為權威的象徵，能與國家建立關係，勢必可以提高企業的信譽。日本政府往往會安插擁有政治經歷的官員們進入重要企業的董監事，例如臺灣青果株式會社，社長由總督府殖產局局長轉任。

圖四：明治維新後廢除江戶時代的身分制度，但也讓舊時代的統治階層轉為士族與華族。圖片來源：《学習まんが日本の歴史》

二、日本政府是否有效控制臺灣企業？

如果我們可以證明受到政府干預的臺灣企業，有更高的機率投入軍需產業時，即可釐清上述三種機制的實際影響力。需要注意的一點，當政府施行某種控制手段後，必須觀察企業後續的行為變化，這個過程是有時間順序的。看似理所當然，但是這是橫斷面資料無法處理的，必須使用紀錄長時段的縱貫性資料，才能符合歷史過程的變化。

根據統計分析所發現的結果：首先，當企業在戰爭爆發後能不斷增資，有更高的機率投入軍需工業。這個結果證實政府能透過資金分配的立法，促使企業大量投入生產軍需品。因為如果是生產其他產品，連向金融機構借貸都困難重重。同時，當官控會社握有企業的股份時，企業有更高的機率開始生產軍需品。做為承擔國策的官控會社，勢必會將資金挹注在國家需要的產業方向，這也迫使企業改變生產行為。等於政府直接以政治權力調整整體資源分配的模式，進一步控制民間資本。其次，當企業的董監事成員中有退休官員時，更容易的成為軍需品的生產者。顯示在官員轉任有效提升企業信譽的同時，反過來也是讓企業臣服政治權威，使得企業承擔國家政策。

然而，當企業與官控會社有更多的董監事跨坐時，並不會提高它投入軍需工業的機率。最有可能的原因在於：與官控會社有較高董監事跨坐的企業，多是特殊任務型的企業，如上述的臺灣棉花、開洋磷礦；又如推進南進政策的商業企業，包括福大公司、南興公司。以臺拓董事長加藤恭平為例，身兼至少16家這類型企業的董監事。換句話說，官控會社處在較封閉的團塊，較難擴及到整個網絡。如果回頭去看網絡分布（如圖五所示），圖中的紅點代表官控會社，一個處在網絡邊緣；另一個則處在較小的團塊。他們必須依賴幾間跨坐數較高的臺灣企業，連結整個市場。而這幾間企業主要以在臺灣發展的日本資本家為主，如後宮信太郎、赤司初太郎、中辻喜次郎等。總結來說，日本政府運用的企業控制機制並非每一項都有效，主要還是以資源與權威，控制臺灣企業開始建立軍需工業。

三、展望：讓我們一起回到歷史現場吧！

這是一座巨砲之城，男人們協力操作一門門大砲；女人們在軍需品的流水線勞動；孩子們學習一切有關大砲的知識。每日，震耳欲聾的砲擊聲，迴盪在整座城市，打擊虛幻的敵人，帶來美好的戰果。大友克洋的《大砲之街》建構了極端灰暗、充滿蒸氣龐克元素的工業文明，反諷軍國主義大規模動員身體與心靈，對於置身於其中的人們如何帶來破壞。這種歐威爾式的批判簡單明瞭，警惕著沒有處在極權之下的我們。但往往又太過於簡易，忽略了歷史真實的動態與複雜。仍然必須回到歷史現場，才能釐清國家、企業等行動者的行動、目標與結果。

圖六、《大砲之街》劇照。圖片來源：
https://www.heavenraven.com/2021/09/06/katsuhiro-otomo-memories-cannon-fodder/

例如我們過去想像戰爭中的企業毫無自主性，特別是臺灣本地企業家，不是被收編國有，就是只會依據國家的政策行動。但是我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戰時董監事網絡的變化時，發現企業擁有的自主空間不斷變化，並非完全受政府控制。就算到了戰爭中後期，如基隆顏家、板橋林家仍是總督府與部分民間資本的橋梁。這個動態過程牽涉到企業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包括國家的手段、企業原先的條件等，成為企業行動基礎。所以我們必須將「企業」作為重要行動者的觀點帶回來，才有辦法填補政策與實際生產之間的空白，最終讓我們回到更完整的歷史現場。

而在歷史資料有限的情況下，我們要如何從另外一個視角切入，突破過去的歷史研究。我想「數位人文」帶來了新的可能性。筆者使用歷史文獻，進行社會網絡分析，建構企業之間的關連，重新理解歷史發展。這種透過數位方法重新分析舊有資料，也是一種數位人文的嘗試。西方學界已經有許多歷史社會網絡（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的成果，如Gould（1991）討論巴黎公社中的人際網絡；Padgett and Ansell（1993）分析義大利麥蒂奇家族的政治網絡；Erikson and Bearman（2006）研究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業貿易網絡。但是臺灣學界目前的數位人文發展有限，大多停留在資料庫的建立與描述性的呈現，缺乏更進一步的分析。因此，本文希望能作為數位人文的嘗試，重新理解臺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