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社區自我保護的辯證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1]

群學出版社提供

一、台灣的社區研究:從「不動」、「動起來」到「辯證互動」

從台灣社區研究的發展歷史來看,《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居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整體而言,台灣社區研究呈現的面貌是一個由「不動」到「動起來」的過程,而本書勾勒出了一個「辯證互動」的社區。

美國人類學家葛伯納看到1960年彰化平原的農村「小龍村」(化名)土地不足與人口壓力,使得小龍村村民與外界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在村中,宗族可能仍是主導的關係,但是與村外的關係則不然:親戚與其他非親屬關係──灌溉系統、勞力交換群、運銷合作社等──的作用十分重要。

約莫同時,另一位人類學家王崧興在龜山島看到了股東原則指導了漁團的組成與運作。這是整體的基本原則,呈現在日常生活(共同出資買煙,依據出資分配香菸)、家族(有撫養才有奉養,有奉養與祭祀才有財產)、宗教生活(依出資額分配平安戲之豬肉、神明會有出資才有權利等)。

到了新世紀,社會學家謝國雄發現北部山區的茶鄉透過在地範疇(如「份」、「報」、「做」等)體現了社會性原則(如對等交換與務實)。

不同於上述研究所呈現的是一個穩定運作的社區,楊弘任於新世紀在林邊看到一個「動起來」的社區。他辨識出林邊的三個重要的團體:傳統村落組織(如自發掃街的老人團體)、公共行動團體(如民主促進會、文史工作室、慈濟等),與地方派系(如新派與舊派)。他指出前面兩種團體如何透過「文化轉譯」來一起執行「真正為公」的社區總體營造,並進一步與潛在的對手「地方派系」過招。這個雙向的文化轉譯讓兩邊的人「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讓雙方不同性質的知識(實作優先的知識與論述優先的知識)與公共想像(動機的公共性與領域的公共性)能夠交流,當中關鍵的機制是身體實作與功勞分享。

同樣的,黃宣衛所研究的池上也是因為當地密集的社團連結而讓池上成為一個有活力的社區。鍾怡婷與謝國雄進一步指出池上米地理品牌與「產地認證方案」所創造的資源與再分配機制之大用。「池上」這個全鄉共享的「公共財」被運用到稻米的銷售,其盈餘除了分配給稻農之外,也外溢到全鄉,呈現了社會性的開展,糧商與鄉公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林邊與池上是動了起來,那麼麥寮就是騷動與擾動,帶來了社區的巨變。麥寮與前面提及的幾個社區一樣,農漁養殖是主要的經濟活動,但麥寮獨特的地方在於六輕這個會污染環境的石化大企業的進駐,但是麥寮也做了積極的回應。整體的過程是麥寮為了追求經濟發展邀請六輕進駐,六輕帶來了污染,麥寮進行抗爭,六輕以提供物質資源與創造及掌控公共衛生與環境資訊等方式來回應,麥寮進一步積極運用這些資源以及在地文史來納入六輕,這也促成了反思資本主義影響的「再動起來」,可說是一個「辯證互動」的過程。

二、社區與資本主義

上述是在現象上,本書的特殊之處。在議題上,本書處理的是社區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胡台麗在1980年代看到了台灣中部的鄉村工業,發現了農村工業化的幾個特徵:自發的、立基在土地改革以後的小農經濟之上、以家庭為基礎、是外包體系中的一環、與農業活動並非互補、以及屬於非正式部門。她指出先存的社會──文化制度(如家與宗教)被保存,但也被改變,以便能對農村工業化做出調適。她以文化制度來掌握社區,以工業化來描述資本主義。

2000年,謝國雄在茶鄉看到村民以「頭家」、「倩」與「事頭」等在地範疇來理解工資,呈現出來的是「以倩為買賣」:一方面等同了勞動力與一般的商品,另一方面則突顯了對等交換的平權理想。特定的制度安排、在地範疇以及「做」讓「以倩為買賣」變得可以理解,呈現出工資經驗中的社會性原則與社會關係物化的機制,從而可以進一步掌握資本主義在台灣社會形成的過程。他以「在地範疇」來理解社區,以工資範疇來勾勒資本主義。

雲林長庚醫院健檢指引海報。群學出版社提供。

本書的社區則是由產業、人口、身體、派系、宗教、基礎設施等所構成,其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則是壟斷的石化大企業(六輕)。六輕以三種方式進入麥寮,一是帶來了污染的環境,二是提供各種就業機會、承包工程、消費活動,以及經費與資源作為補償,包含個人的、透過頭人中介的,以及普及的制度性補償,三是透過免費健康檢查創造並掌握了居民的身體知識。前二者是造成矛盾共生的物質基礎,第三者則是「另闢戰場」,從另一個層次來理解與掌控麥寮。

在現象上與議題上定位本書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本書的貢獻。

三、貢獻

本書的第一個貢獻是探究了一個十分特殊、截至目前為止所知有限的社區,也就是壟斷性的石化大企業進駐的麥寮。更細緻地說,相較於國營的中油與台糖自建宿舍區形成一個「公司城」(company town),本案例凸顯了壟斷性的私營大企業無法自創「新市鎮」而必須與既存的社區周旋。

第二、本書凸顯了整體運作邏輯中的衝突與矛盾,但又必須與衝突矛盾共生的局面。這與過往凸顯社區的平順與穩定的運作不相同。

第三、台灣的社區研究的一個進展,是由聚焦在內部的凝聚法則到納入外部力量,並進一步討論內與外的互動。本書細緻地處理了這個可稱之為「連屬」(articulation)的議題。

一是連屬的兩造,本書有清楚的指涉,也就是麥寮地方社會與六輕,麥寮地方社會則透過產業、人口、身體、派系、宗教與基礎設施來掌握,而六輕則是透過它對麥寮地方社會的各種對策與作為來勾繪。兩造的另一個指涉則是知識,一方是常民知識與感知,另一方則是養殖、疾病與生理的科學知識。

二是連屬的媒介。本書發現了連接這兩造的各種媒介,如:六輕提供的物質資源,包含了營生機會(就業與承包工程)、經費(捐助、稅收、各種補助)、服務(代燒垃圾)與基礎設施(道路);派系競逐;宗教儀式(媽祖遶境駐駕六輕廠區,以及六輕運用媽祖遶境)。這是傳統社區研究會處理的課題。

值得留意的是本書也深入處理了一些甚少在社區研究被系統探究的課題。一是工業生產所帶來的災變。2010年夏天六輕連續兩次重大工安事件是推動與轉化麥寮與六輕互動關係的一大轉折點。對於社區與資本主義的連屬來說,其意義深刻。除了事後各種補償基金與全面的制度性補償外,風險與科學知識是這次災變撞擊出來的重要課題。

這個龐大的石化工廠無法準確掌控本身生產技術所可能帶來的風險。這種大規模石化生產的不確定性,恰與六輕對於「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形成弔詭的反差,例如透過種植與養殖的科學知識來改善麥寮農漁生產,以及透過流行病學調查來「淡化」環境污染與當地居民疾病的關係。本書確立了「風險」與「科學知識」是探究社區與資本主義連屬的關鍵議題。

能做出這種創新的貢獻的一個原因是本書的各個作者專精的分支領域十分多樣:社會運動、科技與社會(STS)、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等,因而能以多樣的觀點探究了社區的不同面向,呈現了有別於以往社區研究的新面貌。

三者是連屬的機制,「影響」是最廣泛的理解,但本書對「影響」提供了細緻的剖析。就六輕影響麥寮而言,本書發現了不同程度與性質的影響。最常見的是六輕提供各種物質資源,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出下面各種機制:代位,六輕管理處擬似地方政府;決定,如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決定遷校;連鎖,六輕帶來移入人口,這群人影響了麥寮的社會生活;置換,人與環境的關係,因為流行病學調查與健康檢查,變成人與生理數據的關係;以及打造,六輕擬建新市鎮的「公司城」藍圖(未實現)。

就麥寮影響六輕而言,本書指出了兩種機制,一是抗爭,如圍廠,二是納入,如媽祖遶境含括了六輕廠區。

就六輕與麥寮相互影響而言,本書中性的描述「並存」,正向的描述則是「共生」,包含了合作(養殖產品以台塑為品牌,未實現)與相互嵌合(道路將麥寮與六輕編織在一起)。負面的描述則包含了互斥(農業設施與工業環境互斥)、排除(溫網室將工業污染環境排除在外)、矛盾(「右手拿毒,左手拿藥」)。綜合描述則是「矛盾共生」,這是接近相生相剋的陰陽。

四者,就連屬的後果而言,這二者形成的矛盾共同體是一個基本格局,但是這個基本格局還會變遷。這也是本書一個獨特的貢獻,即清晰與明確地指出內與外來連屬的新整體。

這個新的整體是什麼?六輕成為麥寮的一部份、麥寮成為六輕的一部份?或者二者皆是?這個新整體或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

台灣民間宗教在環保運動中一向扮演關鍵角色:1986年反杜邦設廠運動中的媽祖,1987年後勁反五輕運動中的保生大帝與神農大帝,1988年3月發動的貢寮反核四運動也是媽祖(「反核精神領袖」)等。

一般的看法是,有神明做後盾,民眾才能跨越個人利益與黨派,集結合作抗爭。麥寮的例子也不例外,但是麥寮的媽祖也在組織動員上防止分化,如2010年六輕兩次大火的抗爭,頭人們在拱範宮發誓不拿六輕好處、不被摸頭等。最後,麥寮案例很獨特的地方是在擲杯獲得媽祖同意後,遶境六輕廠區鎮煞。從台灣民間宗教在社區自我保護中的角色來看,麥寮的媽祖兼具了先前環保運動的「反」,以及「防」與「納」,帶來了麥寮與六輕的「辯證互動」,值得進一步探究。

除了上述的實質貢獻外,本書的各個作者也呈現了嫻熟的研究技法及其所帶來的成果。各章都展現了田野工作是整個團隊的基本方法,創造了細膩的田野材料。此外,本書也呈現了以田野工作為基礎,深入結合量化與質化資料。例如,〈成為麥寮人〉這章紮實地結合了來自人口統計資料的人口現象與奠基在田野工作的社會運作,並且創意地運用了各種社會指標(如建案數、幼兒園與小學數與分村)來說明人口的成長與變化。

除了學術的貢獻之外,本書也在田野工作的同時,進行了社會學介入,做出了社會貢獻。研究團隊以過去幾年訪調所累積的資料與認識為基礎,設計教案,帶領「後六輕時代:麥寮文史尋根」青年營隊學員分組訪調,讓麥寮高中的青年學子,能夠認識家鄉的歷史文化。這是社會學學以致用的「產學合作」。

四、社會學知識的集體生產

訪調團拜訪報導人。群學出版社提供。

「貼近台灣社會脈動的紮實研究」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標舉的使命,這是透過紮實的田野訓練,針對個案的深入而獲致,間或細緻連結量化資料分析。團隊合作是另一個特徵。

《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是由清華社會學研究所的師生共同探究麥寮而寫出來的專書,體現了創造社會知識的另一個途徑:集體合作。在麥寮這個實驗室中,師生浸淫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之中,以身為度,觀察、訪問、討論,共同面對各種挑戰與困惑。在集體實作中,結合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生產出有關社會生活的新知識,並將這些知識於貢獻於其源頭社會。

容我引用2007年10月在清華社會所的致詞,獻給本書所有的作者與讀者:

一群人協力探索與實現理想,再沒有比這更迷人了!本所老師的一生志業在此,同學們一生中最昂揚奮發的青春歲月也將在這裡渡過,師生從而有這場值得珍惜的邂逅。讓我們把握這難得的因緣,共創於己、於人、於台灣社會都有意義的志業……此刻如此美妙,請駐足!


延伸閱讀

王崧興,1967,《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宣衛,2018,《共築蓬萊新樂園:一群池上人的故事》。台北:唐山。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增訂版)》。新北:群學。

葛伯納,1979,《小龍村:蛻變中的台灣農村》。台北:聯經。

謝國雄,2010,《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謝國雄,2007,〈攜手共創清華社會學─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就職演說〉《台灣社會學通訊》62: 5-11。

鍾怡婷、謝國雄,2021,〈當代台灣農業的動力:斗南、美濃和池上的市場交換、再分配與互惠〉,《台灣社會學》41: 1-50。

Tai-Li, Hu. 1984 My Mother-in-Law’s Villag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謝謝劉佳琪有關麥寮與六輕的「辯證互動」,以及六輕生產的風險所扮演的角色的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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