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速二十公里：內山農村的社會變遷與人情倫理

曾瑞彬／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內山：一個南台灣農村的老年日常情感研究》（2021），同年獲得台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佳作獎。

若要直接描繪內山的老年生活步調，我會說那是「時速二十公里」。

我於2018年十一月至2020年三月在台南東山一個淺山農村「內山」。本文回顧田野步行產生的交流，我偶然關注到阿公們在「時速二十公里」的騎乘移動中進行了短暫卻深刻的社交，以此帶出老年男性的感官經驗、1970年之後的空拍影像、1947-2019年地區人口統計等多重視角帶出內山的社會變遷。

手指地方，「內山彼跡！」

內山位在台南東山，畸零丘陵地勢形成散居各錯綜山水溝壑的聚落，1970年代前內山人的家計主要靠稻作、甘蔗、香蕉、樹薯和其他山產，後來轉作龍眼和柑橘果物等單一作物至今。區域人口結構呈現淺山各聚落家戶普遍高齡化的農村景象。

踏進圍繞內山的生活，能直觀感受圍繞著老年為主的日常氣息。在馬路上常見阿公們騎機車緩慢地引面而來相互點頭問好，醫院接駁巴士上老人們交談病痛、診療和近來的死亡，早上街上著裝袖套與雨鞋、戴著斗笠的阿嬤們在買賣，午前老夫婦在田園裡彎起身子準備收拾農具，還有午後經常可見幾個老人和外籍看護圍坐一塊聊天。

之所以化名為內山，居住不同鄰里的老人們都會自稱「內山人」，而「內山」（lāi-suann）的閩南語釋義不單單是相對於平地的深山聚落。田野時有老人帶著我走動，停頓下來介紹四周，身首立定，目光隨著手指向山頭一處說「內山彼跡！」──身體成為迴響在環境中指引他處「內山」的剎那頓點。老人的移動方式有何獨特的意義？

「走」具象了農村最為普遍移動、講情和勞動的方式，牽動著其他身體感官察覺環境變化。我總是會疑惑地反問「內山彼跡？」，老人們說除非叫得出「地號名」，不然都叫「內山」。農村老年的「走」（walking），首先展開lāi-suann在持續與山林環境互動中達成老年心理透過感官理解外在事物形成的倫理節奏，即便有的老人腿腳步行緩慢吃力，隨著「走」的感官是理解多面社會的可能（Ingold 1993；Lovasz 2019）。走著走著，我便思考還有什麼並未意識到的感官節奏共振著內山的故事？

2019年末激動地寫下一則田野筆記：

路上的阿公們，騎機車的速度緩慢，每次注意他們騎車，左顧右擺，十分危險，尤其彎道處我一加速切車，擔心撞上他們。所以安全起見，我放慢加速的習慣。當我緩行在後，我發現各對向騎車或駕駛農用車的阿公們之間是可以從容點頭招呼、表情示意的。已經相當習慣都市生活步伐的我，瞬間感受到這樣的日常表情交談是在什麼樣的速度下發生的？我騎車跟在阿公們的車身之後，不時危險盯著路況，不時看著儀表板上的盤針穩定只在20——原來是時速二十公里！！但為什麼是二十公里呢？這樣的互動節奏什麼時候在內山出現的？

查捕人的KAWASAKI

常駐社區志工健談的樹阿公回顧少年時期的家庭經濟情況。談到以前內山小孩，天未亮時幫著長輩挑擔子走山路到鄰鎮的集市叫賣，約上午十點收拾走回。到了1970年代，打擋機車和農用搬運車取代了牛車運輸。談起那台「打擋啊」的KAWASAKI，樹阿公說：

「我那一台川崎騎了二十多年勒…在我們內山內買的，看起來很『載』（tsài，運送、支撐），很穩。那時候錢很大勒——現在可能要七、八萬！日本貨…車很『戇戇』 （gōng-gōng，呆愣樣），油催——落去，就走，騎不動，要換擋。」

一番話激起社區阿公們的興致，笑說他們的「戰車」多快，騎到山下新營、白河的菜市場上叫賣的路程時間縮短。此外，機械提高運輸效率和範圍，也作用在社會關係的互動過程上，人際互動距離縮短，那些擅長駕駛的老阿公，速度塑造了他們往後較老阿嬤們常有外出「做客」的社交日常。

昔日KAWASAKI（川崎）打擋機車要價約四萬，農用搬運車要價約六、七萬，父輩或兄弟間通常一同籌款買下輪替使用。樹阿公回想速度帶來的快感，過去農村家戶間分攤請牛車集運甘蔗，為什麼農村家庭經濟納入機械運輸的移動取代牛車的需求，關係到六、七零年代內山農村大面積水田和甘蔗田，由於每日降雨逐漸不穩定，主產紅糖的製糖會社沒落而逐漸轉作果樹的背景，農村家庭經濟轉型的波動期，家庭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有的阿公曾到外地從事板模工，機械亦取代了人力。

五十多年來內山不乏聽到打擋車和搬運車的引擎聲響，不同地形走勢切換檔，共振著內山阿公們相似身體快感體驗。而這樣的快感如何共構在內山農村經濟的環境變化，接下來想像自己飛到不再穩定下雨的天空，望下內山的景色變化。

出雲處看內山

現在內山的產季集中於每年農曆七月至九月採收龍眼，加工為龍眼乾（也就是桂圓）獨自販售，農曆十二月起採收柳丁，果物洗淨、分級、裝箱、寄送到台北果菜市場拍賣。農忙時節的一天，內山聽見搬運車發出「Po-Po！」聲響，口語上因此稱搬運車為「Po-Po！」。

至今仍執業維修牽引車的民雄人阿周伯，自豪地講到學徒出師之後到農用機具公司上班，當時搬運車一旦故障，只能請代售的農藥行去電給農機具總公司派遣維修人員。他每週至內山兩日，維修和調零件往往耗費數日隔週。當農用搬運車的需求增加，可在地缺乏專業維修人員，在師傅的建議下，阿周伯決定在內山開店。

阿周伯自豪不是沒有原因的。農林航空測量所的空照圖，提供了天空及座標的尺度，疊加時間出農耕生活的地景變化。圖1是1973至2020年內山「街仔」的空拍照，可見周邊耕地轉作和延路向外建屋。老人們回憶以前街上有販仔間、酒家、旅舍、西裝店、頭毛店、裁縫店等，街尾通著上游處的紅糖「會社」之間沿途經過「戲院」。許多外地來產糖住在宿舍的人，同青果社的員工下班後到街上吃飯，邀約看戲，有的年輕男女戀愛後論及婚嫁。

再細看圖1中1973年至1983年「街仔」與圖2中1976至1981年五年間內山一所學校周圍的土地利用，呈現內山七零年代中開始由多樣作物擴大轉作為單一作物，八零年代後土地利用大致定型。當氣候和製糖產業退缺帶來農業轉作的迫切，內山過往街上集中豐富的娛樂消費生活，現在是提供基本民生消費用品、信仰用品和阿公午後的社交空間。

收起水田去做工：張阿公的故事

內山的地勢是溪流向下侵蝕成陡斜畸零灰質丘陵，1980年代普遍民生水利建設前，灌溉需靠鑿水井或馬達抽溪水。圖3是張阿公現在仍種龍眼和柳丁的丘陵平地，1976至1981年轉作大面積單一作物同等趨勢。而這塊轉作土地有著張阿公的「分食」（pun-tsia̍h）和外地做工的男性家庭故事。

張阿公於1960至1970年代間到北高兩地從事板模工。他是家裡八個孩子的次男，當兵前，到臺北做板模發跡的鄉人會回來介紹他和其他年輕男性到臺北做工。自馬祖退伍後娶妻生子，六零年代末有一陣子替父親和叔伯長輩養豬、顧水田和採收龍眼的工來維持家計。他說當時還沒「分食」，沒有住宅和田產，大部分的收入都靠替父親做工，他決定再去臺北做板模。

臺北工地落腳多在板橋，主要建造公寓住宅，每趟工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吃睡生活都在工寮，假日偶爾到通化街逛逛。張阿公固定上工一個多月，南下回內山半個月。工地每週有休假日，早上七點開工到傍晚五、六點收工，一天一包菸、兩包檳榔。臺北工資220塊，聽說高雄小港建造廠房工程的工錢高30塊，決定離開臺北往高雄。剛到高雄身上沒菸和檳榔了，問檳榔攤小姐

「一包檳榔多少錢？『一包裡兩顆，一顆要五十塊』，幹！有夠貴，不要吃了。我買了最後的兩顆檳榔，吃完戒掉」。

張阿公七零年代長年做板模，張阿嬤則留在內山輪流侍奉公婆和照顧五個兒女。期間他和父親談過要「縛」（pa̍k）一塊地長期耕作，不料未婚的小弟以多一百塊標下，直到小弟婚後，三十五歲左右的張阿公「分食」到屬於他的地產。分食之後確立子代家庭輪流奉養父母的責任（陳其南 1990；Cohen 1976）；但由於兄弟間因分房引起衝突，變得「隨人公媽，隨人拜」，父母輪流到兄弟家吃住。張阿公將大部分做工存下的錢拓建原本一室起居到兩房一廳一廚的土糠厝格局，不然容不下養育孩子、奉養父母、供奉祖先、以及煮食的空間需求。

內山與老年

隨天空和張阿公到外地做工的故事，加深我們理解內山農村土地轉作圖像敘事，在整體人口資料的時間尺度可以提供農村區域性的變遷階段。上圖4呈現1947至2019年東山地區人口變化，顯示了至1971年達到高峰與人口增減的分水嶺：1947-1971年，人口年平均以74%的幅度增加，性別人口數幾乎相持；1971年後人口年平均以38％的幅度減少，性別比增加，至2019年人口數幾乎回到戰後初期的水準；此外1971年之後整體人口數減少的情形下，戶口數反而成長一倍。藉著戰後東山地區譜出人口概況，以此刻畫三個內山農村經濟生活時期，並指涉了那些家庭與勞動的社會互動涵攝的人情倫理。

六零年代前內山收成甘蔗採取採取換工的方式，集中家庭農業以外的勞力和資源，老人們稱這樣的勞動分工模式為「放伴」（pàng-phuānn）。不只是內山，早期台灣人類學研究中捕捉到戰後臺灣工業化背景下，閩南農村社會常有「放伴」，關鍵在於投以無償交換勞力形成特定互惠的人情社會網絡（Cheng Ying and Cluade Aubert 2018）。

七零年代工業的經濟產值蓄勢超過農業，此時台灣整體農業轉作高經濟價值的水果農業發展（Yeh 2016）。由農轉工的經濟背景下，內山從日治起規劃為改良式糖廠，戰後初期國家和同業團體欲培植本土紅糖導向出口，內山是七零年代前全台生產紅糖最大的地區。然地處山區運輸條件不佳、營運成本過高及銀行貸款高築，出口遇上全球糖價削價競爭、鄰近日本縮減紅糖的進口量改以沖繩為生產內需要地（張怡敏 1999），等等內外因素倒閉拍賣。

因為轉作的必須和機械運輸逐漸成為家庭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動力，家庭釋出多於的勞動人口，如張阿公這樣內山老年男性曾做板模工，或去當「苦力」搬貨。一般認為農業人口到工業城鎮和經貿都市地區的推拉觀點，市場化使得像農村婦女從家庭到市場的自主性增加之見。但在內山的經驗反而提醒我們注意經濟轉變下人情倫理的變化。

工業和僱傭勞動的市場化如何影響農業地方勞力交換的共識，也就是如何計算「倩」（tshiánn）的勞動價值。老人們不能確定「做工」定價的起始，卻一致認為隨板模工的勞動計算觀點建立起普遍農業勞動如根據不同時長（半天或一天）和內容（大工和小工）來定價（參考楊士範〔2010〕阿美族六零年代板模工經驗），勞力聘雇形成「做頭家」的對象關係（謝國雄 2003），「倩」工不需憑藉人情（Cheng Ying and Cluade Aubert 2018），但人情仍舊發揮在「叫工」的網絡上。

相較阿公們早有外地移動從事非農業的勞動經驗，阿嬤們在內山仍可以說是最為動態「找工」社會網絡的生產主力，她們普遍到九零年代後有「倩」到外地從事季節性短期採收農工的「去做工」經驗，或許速寫了一部分由台灣農轉工背景下，女性跨農業區移動的勞動情況。而「倩」的有償邏輯影響了老人們說出「老人工」在勞動市場的自我判準，「工」的勞動觀點，田野中具體呈現在老人們那只便宜購買配戴的手錶，安排他們的生活與農業。

至1993年國家設立「農民健康保險」和「老年農民津貼」等社會福利制度，相關學者忽略的是，攸關現下內山老人如何使用個人社會福利資源，如投入到家庭照顧資源的再生產活動。老人所謂的「老人年金」，不只作為家庭經濟固定的收入和農業投資，福利公民身份塑造老年的社會條件和時間感，對於長年務農的老人們，亦開始設想退休的老年生活圖像（參見曾瑞彬〔2021〕第二章節）。

最後，有趣的是，民國73年至今農糧署公告之「農地搬運車規格範圍」（2017年11月7日修正）規定「最高速度：最高直線前進速度限每小時二十公里以下。」，其安全性能包括「裝置頭燈、尾燈、煞車燈、方向燈、後視鏡及車身標示用反光標識。」等等具符合現代公共交通秩序的社會特性與象徵指標（indexes）。至今許多阿公們駕駛著搬運車，是內山那段經濟轉型過程中驅動的一道聲音，一種變為日常交流的速度。面對高齡社會，老年生活緩慢的形象，等同退出勞動市場的身體；但由內山田野中多重感官的移動經驗，老年的「走」不只塑造人地關係，能「走」代表活著，能去田裡耕種，還能做工。機車以時速二十公里行駛路面，意外開展內山阿公們和內山這塊土地的生命故事。如此當代社會認定老年形同喪失自我照顧能力，我們須對於老年的面貌是持續有想像、方法與批判之處（Berlant 2007）。內山農村的老年生活或許提供了這樣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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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怡敏，1999，〈戰後台灣民間資本累積之探討—以紅糖經營者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 119-162。

陳其南，1990，《家族與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台北：聯經。

曾瑞彬，2021，《內山：一個南台灣農村的老年日常情感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楊士範，2010，《成為板模師傅：近五十年台北縣都市阿美族板模工師傅養成與生命史》。台北：唐山。

謝國雄，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研院社研所。

Cheng, Ying 、Aubert, Claude著，2018，《滿倉：1980年一個臺灣農村的掠影》。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Berlant, Lauren. 2007. “Slow Death (Sovereignty, Obesity, Lateral Agency).” Critical Inquiry 33(4): 754-780.

Cohen, Myron L..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gold, Tim. 1993.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25(2): 152-174.

Lovasz, Adam. 2019. “Walking as Intelligent Enactment: A New Realist Approach.” Open Philosophy 2(1): 49-58.

Yeh, Shou-li. 2016.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in Taiwan’s Peasant Economy, 1960-2015: A Case Study of the Dongshi Fruit Economy.” Rural China 13(2): 30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