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宏[1]/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社會與世界的常規。一個不義的侵略戰爭,打破了後冷戰的世界秩序。一個始料未及的美國總統,挑戰了世人對民主的理解。在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 [2]離開我們近15年之後,全球也在這段時間產生更多的變化與挑戰。而這正是蒂利生前不斷地在課堂上、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提醒我們的事──社會關係與社會構成的複雜性,以及民主體制的發展從來就不是直線向前。相反地,民主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偶然,也必須要靠著不斷探索人民與權勢者的對抗關係,並且充分地去理解與分析我們所處的社會權力架構,我們才有可能鞏固民主於當代的社會中。
在這樣的社會與全球局勢下,三民書局出版了蒂利的一本社會學小品《人為什麼要找理由?》(Wh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ive reasons … and why),個人認為是別具歷史與社會意義的,因為蒂利的學術生涯一直在追尋民主社會發展的理由。
民主化的機制與課題
蒂利在生前最後一本討論民主的專書《民主》(Democracy, 2007)中指出,從民主體制發展的歷史觀察,有三個主要社會機制的轉變:
- 將人際間的信賴網絡整合進入公共政治中、
- 將明顯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ies)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
- 以及降低或中立具有自主獨立性格的壓迫控制中心的權力使用。
換言之,蒂利認為,民主的機制是要讓一般人民可以增加他們對於公共政治的影響,並且增強公共政治對於國家機器表現的控制權。而這樣的控制權,從蒂利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中的發問可以觀察到,他認為國家建構與民主機制之間,必須要發展出四種機制:
- 廣泛的民權
- 減緩或改善公民間不平等的落差
- 對人民免於國家獨斷行動的保護
- 國家機構對公民福祉的義務
這些機制必須建構在社會與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互動關係中,確保國家不會太過強勢而傷害了民主;也要避免國家能力不足,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學者,蒂利積極地在人民與權勢者的對抗過程中探索雙方如何互動,並且找到不同的原因、理由,去理解為何某些事件中,對立的雙方可以達到共識,促進社會機制與國家權力的平衡。
蒂利強調民主社會與制度的建構,所涉及的,就是人民如何透過不同的抗爭模式,將原本封閉的政治體系逐步開放給更多人參與;同時也透過這樣的參與,逐步去除過往政治體系所創造的,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上的不平等。最後,可以同時進一步擴張人民在公共政策與政治體系的影響力,避免權力再度被少數人分配而創造出更多的不公平,破壞了民主社會的信任感。
而民主體系的不穩定,就源自於上述三個民主的社會機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並不是同步到位的。更重要的是,蒂利的研究清楚地指出,許多看似標準的敘事(stories)模式,必須回到在地歷史情境下的社會互動、社會關係中,才能更完整地反映不同事件下的實際社會因果關係的結構。
不平等的持續結構
另一個蒂利也非常關注的民主發展課題,就是不平等的結構。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可以發現,不平等很常是抗爭的主因,也是體制被挑戰的元兇。但是,為何社會不平等會一直出現在人類社會中?而這樣的不平等結構,又是如何挑戰與危害當代社會的穩定?這對許多社會科學家與政治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難解的問題,也是民主體系與民主鞏固的困境。
在《持續性不平等》(暫譯,Durable Inequality, 1998)一書中,蒂利透過各種不平等形式、樣態與結構的分析,直指不平等的持續其實源自於明確的不平等區隔(unequal categories),讓某些能夠控制、接觸生產價值資源的人,可以不斷運用這樣的區隔,來壟斷或優先使用資源,去解決組織產生的問題。而那些無法掌控資源的人,就只能被迫接受解決問題的方案,從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基礎與結構。
蒂利分析,建構明確的對應(paired)與不平等區隔的關鍵機制,就是剝削(exploitation)、機會的掌控(opportunity hoarding)、仿製(emulation)與調適(adaptation)。資源的掌握者,藉由剝削的機制,將勞動所增加的價值獎賞,不平等地分配給不同的團體,藉以分化弱勢者。機會的掌控則是特定群體可以壟斷有價資源,創造他們的社會與經濟優勢。而為了維持這樣的優勢,則透過仿製,將既存的社會關係從一個場域移植到另一個場域中。最後,再透過調適(adaptation),將這些不平等的區隔結構精心規劃進日常生活流程中。
蒂利強調,他會特別去處理持續性不平等的議題與機制,正是因為他希望可以讓世人看見,長期制度性的差別待遇積累、社會關係與經常被忽視的組織流程,其實對於不平等的建構可能有更大的影響。
社會關係與社會重建
以上簡單地回顧了蒂利對民主與不平等的研究與觀點,那麼這樣的回顧與《人為什麼要找理由?》有什麼關連呢?正如好幾位他的學術同僚提及的,蒂利在學術研究的中後期,改從「關係論」(relational realism)去進一步理解社會的發展。他們認為,蒂利在鼓吹建構一種關係社會學,強調社會關係是社會生活的核心[3],因此這本社會學的小品,看似與蒂利長期以來的關懷有些落差。但我認為,《人為什麼要找理由?》反而是最能表現蒂利對人與社會關懷的一本書。
這本書緣於他在癌症臥病期間,發生了911恐怖攻擊事件,面對這樣少見的社會劇變,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他嘗試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回應這場悲劇,寫下了《人為什麼要找理由?》這本有趣又深刻的社會學分析著作。在書中,他從關係社會學的視野出發,試圖檢視當人們面對各種突發意外與不確定情況時,是如何透過各式複雜的社會機制,去降低或消除心中的疑慮與不安;與此同時,又是透過怎樣的社會機制,將突然變動的社會關係與秩序,重新透過理由的給定來再次確認彼此的關係,並回復原有的社會狀態,或是向前邁進。
誠如蒂利在本書一開始就提及的,我們給予理由的原因,正是因為我們想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為了確認與我們相關的人,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所以,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我們嘗試找尋不同的方式來回應事件的發生,並希望可以重新確認彼此的社會關係。然而,隨著事件可能的發展與複雜化,以及我們所面對多樣的他者,我們就會提出更多不同的理由,來重新定位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與他者的關係,以及社會秩序重構。
換言之,理由形式的給予,包括慣例(conventions)、敘事(stories)、規範(codes)與技術描述(technical accounts),其目的都在解決你我之間的關係,在突發事件發生後所造成的不確定狀態。透過這些不同形式的理由,希望可以重新「安置」(place)你我在社會中的相對位階。對蒂利來說,「……不論人們說明理由有什麼其他目的,其中之一顯然是協商其社會生活;他們訴說的理由透露出自己以及聆聽理由者的關係。理由提供者與接收者在相互確認、協商或修復彼此之間的適當關係。」[4]
閱讀本書,我感受到一個社會學者在面對自身疾病的痛苦,以及面對新的社會危機浮現時,是如何帶領我們以冷靜的思維、對人類的關懷,去探索社會關係與社會機制的變遷。
藉由蒂利對人們如何給出理由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給定理由背後的社會關係、社會機制與結構等問題,並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在面對變局與危機時,我們是否應該為了尋求儘速回復社會秩序的穩定,而放棄了對事件更深層的理由與動機的探索?我們是否應該為了重新確認你我的社會關係位置,而片面地接受某些簡化的理由?在這些快速與簡化的程序與理由給定後,是否真的有助於我們社會的和解(reconciling)?在面對不確定的社會恐怖事件(諸如:捷運殺人事件)抑或大規模的疫情肆虐,我們是否就應該接受政府的技術描述與所謂的專業處理,從而限縮了許多公民日常生活的自主性,進一步讓國家機器藉由社會危機快速擴權?特別是當我們不斷地強調假訊息在臺灣日常生活的擴散,危及了社會的正常生活與公共政策的運作,那麼政府是否有如同蒂利所建議的那樣,以「優越敘事」(superior stories)[5]的方式,揭露更多的資訊,「在有限的架構下,關於行為者、行為及因果關係的描述仍然正確無誤」[6],讓更多人,特別是非專業的人,可以理解更多的事實真相。
當簡單的圖卡已經不足以說明許多政府政策,社會也呼籲更多民主的參與和對公眾的說明時,蒂利在本書最後呼籲的,正是他對當代如何鞏固民主體制最重要的處方。正如他所說,「理由的提供具有廣泛的社會功能,而形塑理由提供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絕對含納其中。」[7]而這也是蒂利對民主社會最重要的關懷:將人際間的信賴網絡整合進入公共政治中,免除了藉由明顯區隔,壟斷了社會的重要資訊與資源。
偉大的社會學者
2008年蒂利因癌症病逝前,歷經了一段相當長的治療過程。2006年,在我進行博士論文口試前,他才剛完成一次相當成功的化療。那時他的身體其實相當虛弱,然而當我問他是否還願意持續擔任口試委員,並給予我的論文最後的指導,他非但欣然應允,更在看完初稿之後給我諸多建議,讓我的論文可以達到起碼的要求。我非常感念他對教學工作的熱誠,以及對學生的照護與支持。
蒂利最親密的學術好友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曾在〈查爾斯.蒂利對社會科學的貢獻〉[8]一文中,提到一個關於「優越敘事」的小故事。當蒂利還是哈佛研究生時,他曾拜託一位知名教授看他寫的一篇論文。然而,時間不斷流逝,他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從不羞於發問的蒂利,乾脆直接跑去問那位教授是否有空可以看看他那篇論文,而教授以一種「幽默的」語氣回應他:
「不,我忙著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授,沒空看你的論文。」
「所以,」蒂利回應道:「你不想再繼續當一個重要的教授了?!」
蒂利從未告訴任何人,那位著名教授是誰。但是,他始終對於所有學生與同儕的研究與報告,給予積極的回應。塔羅在這篇文章如此做結:蒂利永遠有空閱讀每一個人的作品,而且讀得非常仔細,也常常讀得通宵達旦,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位有份量而且有著人性溫暖的偉大學者。
作為蒂利的學生,這段敘述我再同意不過了。
[1] 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都市計畫博士,也曾師從查爾斯.蒂利。查爾斯.蒂利為其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2] 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為美國社會學、政治學者,當代世界最傑出的社會學家之一,被譽為「21世紀社會學之父」、「美國最多產、最有趣的社會學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曾於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多倫多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校任教,教授範圍囊括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領域。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美國哲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社會學研究學會、比較研究學會特約會員。曾獲頒法國學術棕櫚勳章、社會科學界最高榮譽之一的阿爾伯特.赫緒曼獎、美國社會學家終身成就獎等。
蒂利聚焦於社會變遷與革命等主題的研究,以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歷史分析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發展的宏觀過程,被認為是歷史社會學與抗爭政治研究發展的重要人物。其一生出版《從動員到革命》(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抗爭的動態》(Dynamics of Contention)、《歐洲的抗爭與民主(1650-2000)》(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等五十多本學術著作;《人為什麼要找理由?》是蒂利暫時脫離對大規模政治過程的關注、轉向日常生活中社會活動的研究成果,為其眾多著作中最為通俗易懂的一本書。
[3] Collective Viol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A Charles Tilly Reader, edited by Ernesto Castañeda and Cathy Lisa Schnei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4] 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39。
[5] 何謂「優越敘事」?依據蒂利在書中的說明,就是和日常敘事一樣,優越敘事也會簡化因果關係,使時空場合保持一致,描述有限數量的行為者及行為,著重於他們的行為是如何引發其他行為,鮮少提及或完全省略錯誤、意料之外的後果以及間接、漸增、同步、回饋、環境效應。(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260)簡單地說,敘事者還是應該以一個相對完整的敘事過程呈現給所有人,關於行為者、行為及因果關係的正確描述,讓非專業者可以對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6] 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260。
[7] 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270。
[8] Tarrow, Sidney. 2018. “The Contributions of Charles Tilly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7, 5. pp. 51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