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宏[1]／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社會與世界的常規。一個不義的侵略戰爭，打破了後冷戰的世界秩序。一個始料未及的美國總統，挑戰了世人對民主的理解。在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 [2]離開我們近15年之後，全球也在這段時間產生更多的變化與挑戰。而這正是蒂利生前不斷地在課堂上、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提醒我們的事──社會關係與社會構成的複雜性，以及民主體制的發展從來就不是直線向前。相反地，民主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偶然，也必須要靠著不斷探索人民與權勢者的對抗關係，並且充分地去理解與分析我們所處的社會權力架構，我們才有可能鞏固民主於當代的社會中。
在這樣的社會與全球局勢下，三民書局出版了蒂利的一本社會學小品《人為什麼要找理由？》（Wh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ive reasons … and why），個人認為是別具歷史與社會意義的，因為蒂利的學術生涯一直在追尋民主社會發展的理由。
民主化的機制與課題
蒂利在生前最後一本討論民主的專書《民主》（Democracy, 2007）中指出，從民主體制發展的歷史觀察，有三個主要社會機制的轉變：
- 將人際間的信賴網絡整合進入公共政治中、
- 將明顯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ies）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
- 以及降低或中立具有自主獨立性格的壓迫控制中心的權力使用。
換言之，蒂利認為，民主的機制是要讓一般人民可以增加他們對於公共政治的影響，並且增強公共政治對於國家機器表現的控制權。而這樣的控制權，從蒂利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中的發問可以觀察到，他認為國家建構與民主機制之間，必須要發展出四種機制：
- 廣泛的民權
- 減緩或改善公民間不平等的落差
- 對人民免於國家獨斷行動的保護
- 國家機構對公民福祉的義務
這些機制必須建構在社會與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互動關係中，確保國家不會太過強勢而傷害了民主；也要避免國家能力不足，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學者，蒂利積極地在人民與權勢者的對抗過程中探索雙方如何互動，並且找到不同的原因、理由，去理解為何某些事件中，對立的雙方可以達到共識，促進社會機制與國家權力的平衡。
蒂利強調民主社會與制度的建構，所涉及的，就是人民如何透過不同的抗爭模式，將原本封閉的政治體系逐步開放給更多人參與；同時也透過這樣的參與，逐步去除過往政治體系所創造的，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上的不平等。最後，可以同時進一步擴張人民在公共政策與政治體系的影響力，避免權力再度被少數人分配而創造出更多的不公平，破壞了民主社會的信任感。
而民主體系的不穩定，就源自於上述三個民主的社會機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並不是同步到位的。更重要的是，蒂利的研究清楚地指出，許多看似標準的敘事（stories）模式，必須回到在地歷史情境下的社會互動、社會關係中，才能更完整地反映不同事件下的實際社會因果關係的結構。
不平等的持續結構
另一個蒂利也非常關注的民主發展課題，就是不平等的結構。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可以發現，不平等很常是抗爭的主因，也是體制被挑戰的元兇。但是，為何社會不平等會一直出現在人類社會中？而這樣的不平等結構，又是如何挑戰與危害當代社會的穩定？這對許多社會科學家與政治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難解的問題，也是民主體系與民主鞏固的困境。
在《持續性不平等》（暫譯，Durable Inequality, 1998）一書中，蒂利透過各種不平等形式、樣態與結構的分析，直指不平等的持續其實源自於明確的不平等區隔（unequal categories），讓某些能夠控制、接觸生產價值資源的人，可以不斷運用這樣的區隔，來壟斷或優先使用資源，去解決組織產生的問題。而那些無法掌控資源的人，就只能被迫接受解決問題的方案，從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基礎與結構。
蒂利分析，建構明確的對應（paired）與不平等區隔的關鍵機制，就是剝削（exploitation）、機會的掌控（opportunity hoarding）、仿製（emulation）與調適（adaptation）。資源的掌握者，藉由剝削的機制，將勞動所增加的價值獎賞，不平等地分配給不同的團體，藉以分化弱勢者。機會的掌控則是特定群體可以壟斷有價資源，創造他們的社會與經濟優勢。而為了維持這樣的優勢，則透過仿製，將既存的社會關係從一個場域移植到另一個場域中。最後，再透過調適（adaptation），將這些不平等的區隔結構精心規劃進日常生活流程中。
蒂利強調，他會特別去處理持續性不平等的議題與機制，正是因為他希望可以讓世人看見，長期制度性的差別待遇積累、社會關係與經常被忽視的組織流程，其實對於不平等的建構可能有更大的影響。
社會關係與社會重建
以上簡單地回顧了蒂利對民主與不平等的研究與觀點，那麼這樣的回顧與《人為什麼要找理由？》有什麼關連呢？正如好幾位他的學術同僚提及的，蒂利在學術研究的中後期，改從「關係論」（relational realism）去進一步理解社會的發展。他們認為，蒂利在鼓吹建構一種關係社會學，強調社會關係是社會生活的核心[3]，因此這本社會學的小品，看似與蒂利長期以來的關懷有些落差。但我認為，《人為什麼要找理由？》反而是最能表現蒂利對人與社會關懷的一本書。
這本書緣於他在癌症臥病期間，發生了911恐怖攻擊事件，面對這樣少見的社會劇變，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他嘗試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回應這場悲劇，寫下了《人為什麼要找理由？》這本有趣又深刻的社會學分析著作。在書中，他從關係社會學的視野出發，試圖檢視當人們面對各種突發意外與不確定情況時，是如何透過各式複雜的社會機制，去降低或消除心中的疑慮與不安；與此同時，又是透過怎樣的社會機制，將突然變動的社會關係與秩序，重新透過理由的給定來再次確認彼此的關係，並回復原有的社會狀態，或是向前邁進。
誠如蒂利在本書一開始就提及的，我們給予理由的原因，正是因為我們想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為了確認與我們相關的人，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所以，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我們嘗試找尋不同的方式來回應事件的發生，並希望可以重新確認彼此的社會關係。然而，隨著事件可能的發展與複雜化，以及我們所面對多樣的他者，我們就會提出更多不同的理由，來重新定位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與他者的關係，以及社會秩序重構。
換言之，理由形式的給予，包括慣例（conventions）、敘事（stories）、規範（codes）與技術描述（technical accounts），其目的都在解決你我之間的關係，在突發事件發生後所造成的不確定狀態。透過這些不同形式的理由，希望可以重新「安置」（place）你我在社會中的相對位階。對蒂利來說，「……不論人們說明理由有什麼其他目的，其中之一顯然是協商其社會生活；他們訴說的理由透露出自己以及聆聽理由者的關係。理由提供者與接收者在相互確認、協商或修復彼此之間的適當關係。」[4]
閱讀本書，我感受到一個社會學者在面對自身疾病的痛苦，以及面對新的社會危機浮現時，是如何帶領我們以冷靜的思維、對人類的關懷，去探索社會關係與社會機制的變遷。
藉由蒂利對人們如何給出理由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給定理由背後的社會關係、社會機制與結構等問題，並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在面對變局與危機時，我們是否應該為了尋求儘速回復社會秩序的穩定，而放棄了對事件更深層的理由與動機的探索？我們是否應該為了重新確認你我的社會關係位置，而片面地接受某些簡化的理由？在這些快速與簡化的程序與理由給定後，是否真的有助於我們社會的和解（reconciling）？在面對不確定的社會恐怖事件（諸如：捷運殺人事件）抑或大規模的疫情肆虐，我們是否就應該接受政府的技術描述與所謂的專業處理，從而限縮了許多公民日常生活的自主性，進一步讓國家機器藉由社會危機快速擴權？特別是當我們不斷地強調假訊息在臺灣日常生活的擴散，危及了社會的正常生活與公共政策的運作，那麼政府是否有如同蒂利所建議的那樣，以「優越敘事」（superior stories）[5]的方式，揭露更多的資訊，「在有限的架構下，關於行為者、行為及因果關係的描述仍然正確無誤」[6]，讓更多人，特別是非專業的人，可以理解更多的事實真相。
當簡單的圖卡已經不足以說明許多政府政策，社會也呼籲更多民主的參與和對公眾的說明時，蒂利在本書最後呼籲的，正是他對當代如何鞏固民主體制最重要的處方。正如他所說，「理由的提供具有廣泛的社會功能，而形塑理由提供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絕對含納其中。」[7]而這也是蒂利對民主社會最重要的關懷：將人際間的信賴網絡整合進入公共政治中，免除了藉由明顯區隔，壟斷了社會的重要資訊與資源。
偉大的社會學者
2008年蒂利因癌症病逝前，歷經了一段相當長的治療過程。2006年，在我進行博士論文口試前，他才剛完成一次相當成功的化療。那時他的身體其實相當虛弱，然而當我問他是否還願意持續擔任口試委員，並給予我的論文最後的指導，他非但欣然應允，更在看完初稿之後給我諸多建議，讓我的論文可以達到起碼的要求。我非常感念他對教學工作的熱誠，以及對學生的照護與支持。
蒂利最親密的學術好友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曾在〈查爾斯．蒂利對社會科學的貢獻〉[8]一文中，提到一個關於「優越敘事」的小故事。當蒂利還是哈佛研究生時，他曾拜託一位知名教授看他寫的一篇論文。然而，時間不斷流逝，他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從不羞於發問的蒂利，乾脆直接跑去問那位教授是否有空可以看看他那篇論文，而教授以一種「幽默的」語氣回應他：
「不，我忙著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授，沒空看你的論文。」
「所以，」蒂利回應道：「你不想再繼續當一個重要的教授了？！」
蒂利從未告訴任何人，那位著名教授是誰。但是，他始終對於所有學生與同儕的研究與報告，給予積極的回應。塔羅在這篇文章如此做結：蒂利永遠有空閱讀每一個人的作品，而且讀得非常仔細，也常常讀得通宵達旦，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位有份量而且有著人性溫暖的偉大學者。
作為蒂利的學生，這段敘述我再同意不過了。
[1] 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都市計畫博士，也曾師從查爾斯．蒂利。查爾斯．蒂利為其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2] 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為美國社會學、政治學者，當代世界最傑出的社會學家之一，被譽為「21世紀社會學之父」、「美國最多產、最有趣的社會學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曾於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多倫多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校任教，教授範圍囊括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領域。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美國哲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社會學研究學會、比較研究學會特約會員。曾獲頒法國學術棕櫚勳章、社會科學界最高榮譽之一的阿爾伯特．赫緒曼獎、美國社會學家終身成就獎等。
蒂利聚焦於社會變遷與革命等主題的研究，以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歷史分析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發展的宏觀過程，被認為是歷史社會學與抗爭政治研究發展的重要人物。其一生出版《從動員到革命》（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抗爭的動態》（Dynamics of Contention）、《歐洲的抗爭與民主（1650-2000）》（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等五十多本學術著作；《人為什麼要找理由？》是蒂利暫時脫離對大規模政治過程的關注、轉向日常生活中社會活動的研究成果，為其眾多著作中最為通俗易懂的一本書。
[3] Collective Viol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A Charles Tilly Reader, edited by Ernesto Castañeda and Cathy Lisa Schnei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4] 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39。
[5] 何謂「優越敘事」？依據蒂利在書中的說明，就是和日常敘事一樣，優越敘事也會簡化因果關係，使時空場合保持一致，描述有限數量的行為者及行為，著重於他們的行為是如何引發其他行為，鮮少提及或完全省略錯誤、意料之外的後果以及間接、漸增、同步、回饋、環境效應。（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260）簡單地說，敘事者還是應該以一個相對完整的敘事過程呈現給所有人，關於行為者、行為及因果關係的正確描述，讓非專業者可以對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6] 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260。
[7] 見《人為什麼要找理由？》p. 270。
[8] Tarrow, Sidney. 2018. “The Contributions of Charles Tilly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7, 5. pp. 513-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