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與地方的辯證：長時段視野中的山城農業（上）

葉守禮／逢甲大學創能學院、世界經濟與產業轉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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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改變觀看的尺度

如何理解臺灣農業？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也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在臺灣人的日常印象中，說起農業，大家總是夾雜許多矛盾的印象。有人說，臺灣農業很厲害、技術很強，農民擅長創新。又有人說，農村太苦了，年輕人都跑掉，農業只能靠補助維持。還有一些常見的說法，例如強調臺灣農業仍屬小農經濟，拼不過國外大規模機械化耕作的現代化農業。另外一些朋友，則把「小農」這個稱號保留給堅持友善與永續的小型耕作者，而把某些耕作面積動輒二、三十公頃的專業稻農或年收入輕易超過百萬的精緻農業，描述為現代的工業化農業。基本上，這些說法都沒有錯，只不過觀看的尺度不同，因此聚焦在不同的面向罷了。

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的典故，麻煩就出在「臺灣農業」這個籠統的名詞，實在太寬泛、太含糊了！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實際上「臺灣農業」包含了太多區域與產業的差異，有時只是相隔一個流域，地方農業與產業發展的邏輯就很不一樣。何況相對於許多國家，「臺灣農業」總體來說似乎顯得更加彈性、多樣與變動，甚至在許多鄉鎮地區，作物與產業能以5年至15年的幅度快速轉型。這些都造成理解上的困難，以致於大家在日常經驗中獲得了許多片面、矛盾的印象，卻很難形成一致的認知。結果在公共議題與政策辯論的層次上，我們很容易陷入雞同鴨講，很難為臺灣農業謀求長遠的出路。

當務之急，我們需要把「臺灣農業」重新問題化，暫時懸置過去累積的那些印象，重新考察腳下的這片土地，以及世代耕耘其上的人們。這正是社會學可以派上用場的地方，因為社會學家最擅長轉變視角，重新解讀與詮釋原先大家自以為熟悉的事物，提供更加新鮮、有趣與衝擊性的見解！臺灣農業社會學研究這個領域，此時非常需要一場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革新，改變觀看的尺度，協助大家重新定義臺灣農業，共同摸索與想像臺灣農業的前途。

觀看的尺度至為重要，因為一旦改變觀看的尺度，所呈顯的重要議題與深層意義也隨之改變。我認為，如果採取比較寬闊、長期的歷史視角，很容易意識到如果想要瞭解臺灣農業，至少要把握「世界經濟」（world-economy）與「地方社會」（local societies）兩個重要尺度：「世界經濟」屬於宏觀大環境的尺度，涉及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以及臺灣社會與政策的變化，牽涉眾多政治經濟學的話題；「地方社會」則屬於微觀社會生活的尺度，涉及一個特定區域長久形成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涵蓋許多經濟人類學感興趣的主題。能夠串聯二者的概念是「農業產業鏈」，包含生產網絡、銷售渠道和市場制度等分析，算是經濟社會學的強項。

由於「臺灣農業」包含了太多區域與產業的差異，先從事小範圍的地方產業研究是一個不錯的做法，我選擇了「山城農業」為研究分析的案例，這樣比較可能做到深入與透徹。具體來說，我們可以以「地方社會」（山城地區）為農業產業研究的基本單位，同時考察「世界經濟」對於山城農業與產業的廣泛影響。由此可以瞭解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變革的巨大壓力，以及來自農村基層根深蒂固的社會經濟稟性，如何共同塑造一個特定地方農業產業發展轉型的獨特經驗。這樣做還有一些好處，我們得以瞭解特定的農民、農戶、社區與產業，在更大單位尺度中的位置與意義，而不至於見樹不見林。

「長時段」（long duration）的研究視野，嘗試在更加寬闊的歷史背景中重新詮釋事物的深層意義，這也是一種「社會學想像」的技巧。這篇文章的興趣在於：考察百年來世界經濟與地方社會的辯證運動，如何反覆塑造出臺灣地方農業與產業極其獨特、有趣的型態。我們既想瞭解臺灣農民共通的處境，也想知道哪些因素造就了地方農業發展的差異。以「地方農業產業的發展與轉型」為觀察的軸線，更能清楚顯示世界經濟與地方社會兩股力量交織、碰撞的過程，以及地方農民如何在時代變局中找尋自己的出路。

但並不意味著這只是一份單純的地方研究。實際上，我們將會看到：山城農民有如全臺灣農民的縮影，他們同樣面對歷史變革的挑戰，共享相似的集體命運，只不過地域環境稟賦與產業發展型態有所不同罷了。

二、進入地方社會：田野的熱情與苦惱

故事的起點，還要回到2014年夏天，當時我初次踏入臺中山城地區，立刻感受到劇烈的田野震撼與衝擊。

「山城」是一個邊界相對清晰的農業地理區，範圍大致涵蓋臺中市的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與苗栗縣的卓蘭鎮，俗稱山城五鄉鎮，素有「水果之鄉」的美譽。此地農民以客家族群為主，特別善於栽培高價值的經濟作物，例如寄接梨（俗稱高接梨）、甜柿、茂谷柑等高單價的果品，山城農民因此獲得「農民中的貴族」的封號。

瞠目結舌！這就是我一開始的狀態。當時我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碩士研究生，滿腦子都是馬克思、傅柯、布希亞等社會學理論，不假思索地認定農民屬於弱勢群體，滿懷著要去幫助弱勢的浪漫想像。直到農民大哥大姐熱情介紹他們的作物與耕作技術，以及國內外的產業、市場與政策趨勢時，我才意識到農業是非常複雜的產業，甚至是一門高深的藝術，需要非常多年的累積才能精通。十分慚愧，原來自己竟是一位五穀不分的都市鄉巴佬，連基本觀念都沒有！

令我感動的，不僅是山城農民的技術與專業水平，更是他們對於土地的情感。剛開始，那是一種我很難體會的情感。一位農民告訴我：「土地就像我們肌肉的延伸。」這些農民世代居住於此，日復一日耕作同一塊土地，承受著天候、政策、價格、產業等變化多端的考驗，而不間斷地思索與勞作。歲月流逝，這樣漫長、安靜的時間節奏，甚至能與天地、季節、風雨同步共鳴。

農民看待作物的眼光，和我們不一樣。他們認得每一棵果樹，彷彿能看見樹體枝幹未來幾年的成長趨勢，甚至看見營養在枝葉與根系之間傳遞。「這裡需要修剪，我會這樣剪。你要考慮到陽光的分配和空氣的流動，以及枝條未來的生長。」一位農民在果樹旁，用手勢比劃了一下，然後靜靜地說：「這樣一剪，是三十年的功夫。」適當修剪果樹，可以大大提高水果的產量與品質，這是過去我從未想過的。

地方社會的村庄、社區、宮廟與家族生活，以及濃濃的人情味，也令我訝異。從小在崇尚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的都市裡長大，很難理解，為什麼土地公廟與雜貨店前總是許多人坐著聊天？為什麼只是過去攀談一下，就被熱情的歐巴桑塞了滿懷水果？在農民的家裡，看著牆上掛滿幾個世代的全家福照片，以及字畫，然後圍著茶几一起泡茶聊天，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輕鬆與自在。即使在炎熱的夏天，客廳也不用開冷氣，因為農村房屋通常採光和通風都很好。

最令我難忘的畫面，是有一年參加東勢丁粄節，晚飯後，親眼見到每個社區都以土地公廟為單位集結起來，當年度有新生兒的家庭，都向全村分享丁粄或蛋糕，許多遠赴大都市工作的子女也返家團聚。那熱鬧、溫馨的場面，使我真正感受到了臺灣農村文化的生命力。

於是我深深瞭解到，農業產業與地方社會緊緊纏繞在一起，就好像麻花捲一樣。套用社會學的術語，那就是農業產業「鑲嵌」（embeddedness）於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之中。脫離地方社會的脈絡，把農業當作一種純粹的產業，而用經濟學方法來分析考察，是絕對行不通的。社會學家的興趣，則在於挖掘農業產業背後更加複雜深層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意涵。

實際上，我發現山城農業的活力、彈性與創意，很大一部分源自於地方社會網絡的力量。山城小農農業雖以家戶為耕作單位，卻不是原子化的孤立個體，農民與他人的互動，形成極其綿密的地方人情交換網絡，資訊、知識、技術、工具、資金、信貸與勞動力在其中有秩序地流動。不管是農戶之間的換工制度，農民與農藥行的賒帳習慣，栽培技術的研發突破與推廣，又或者新型作物品種的快速傳播，都體現了地方社會網絡的生命力。

馬克思曾將法國小農階級描寫為自給自足、社會分工程度很低的「一袋馬鈴薯」，然而在人際關係緊密的臺灣山城地區，這個譬喻並不貼切。「網絡」（networks）才是解讀臺灣農村的關鍵字。當時我感到一種很深的後殖民知識困境，因為我所熟悉的西方社會學理論，似乎都不能很好地解釋山城農業與地方社會的特質。於是我開始感到要將這些框架暫時拋開，一切都得重頭學起。

就以農民為師吧！盡可能去瞭解農民基層生活方式的全貌，從耕作與技術的細節、政府與農會的制度，到家庭與社區生活的影響，再到信仰與人生觀的層次。經歷許多年的田野調查，我終於體悟，農業確實是產業（而且超複雜！），但又不僅僅只是產業，更是一種根植於鄉土的生活方式。地方社會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文化脈絡，都是型塑地方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反之亦然，農業的發展與轉型（或者凋敝），也從各方面左右了地方社會的集體命運。

三、世界經濟局勢中的「山城農業」

隨著我愈來愈瞭解山城農業，卻也逐漸認識到除了地方社會的內生性因素，還存在一股不可忽視的外部力量。這股力量同樣深遠，而且時而發生鉅變，甚至多次阻斷、扭轉了山城農業的產業發展路徑。這就是世界經濟局勢的力量。最初，這個觀點多少令我有些猶疑，畢竟世界經濟和地方農業看起來相距甚遠。然而在蒐集農民口述歷史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山城地區雖然地處偏遠，農業與產業卻對外部局勢非常敏感。

訪問與聊天過程中，農民經常向我回憶周遭作物地景的嬗變：「你看這片山，現在大多是種高接梨和甜柿，更早以前都是柑橘，我小的時候則種滿了香蕉和香茅，再那之前又是杉木和樟樹……。」就好像換衣服一樣，農業地景發生了數次大規模的改變。原來，兩百多年來山城地區許多農業與產業早已鑲嵌於跨國商品鏈之中，屬於全球市場的組成部分。每當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轉變，不僅改變了臺灣社會的集體命運，也深深衝擊了地處偏遠、看似與世無爭的山城地區。

關於國內外政治經濟局勢如何衝擊山城農業，並不是神秘的故事，大多數山城農民都能聊上幾句。牽涉到很具體的生計與產業的變化，集體記憶深深烙印在每個人的生命傳記之中，只是也不會有人特別在意。「時代怎麼變，日子還是要過！」許多農民都抱持這樣的心情。然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當我嘗試將這些零散的故事拼湊起來，再結合我們熟悉的全球史與臺灣社會發展脈絡，竟發現了一部驚心動魄的大歷史！

實際上，早在二百多年前，客家先民之所以艱辛墾殖山城地區，除了中國大陸原鄉的人口壓力外，伐木業與樟腦業貿易的龐大利益也是不可或缺的驅動力。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山城地區成為跨國資本與國家政權掠取山地資源的前進基地，這裡不僅是全球市場熱門商品樟腦的生產重鎮，清帝國、日本帝國和國民政府依序在這裡組織了規模龐大的伐木產業供應鏈，並促使東勢鎮成為這個區域的商業中心，逐漸形成橫跨五鄉鎮（東勢、石岡、新社、和平與卓蘭）的地方社會格局。

唯有拉長歷史的視野，在更加寬闊的時間與空間尺度中重新理解山城農業變遷的歷史意義，我們才能發現世界經濟與山城農業的深刻關聯。山城地區的稻米產業不僅具有家計維生的性質，同時也是國家權力與商業資本角逐的對象。清代臺灣的跨國米穀貿易長期由地方紳豪把控，日本殖民者則亟欲爭奪對於基層農村的控制力，修築水利設施屬於殖民地經濟部署戰略的一環，蓬萊米的研發本身就是為了滿足日本市場，農會體系更協助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期間實現了糧食控制，這些措施在山城地區都留下了鮮明的痕跡。

石岡農會穀倉採全木材構造，如今已是地方古蹟。「當初為什麼蓋這個穀倉？」地方人士微笑對我解釋：「為了大東亞戰爭。」從土牛溝、白冷圳、產業鐵路軌道到林場纜線，甚至是中橫公路與梨山開發，山城地區的基礎設施無處不是國家權力的鑿痕，即便許多遺跡早已淹沒在漫山遍野的果園之中。

戰後國民黨政權實施「以農養工」的糧政體制，很大程度延續了殖民地經濟的農村治理系統，土地改革、美援和「綠色革命」（大量運用農藥、化肥等）則應放在美蘇冷戰的脈絡下理解。「小時候看過農復會推廣使用新農法，在田邊插很多小旗子，告訴大家這是示範田。」許多受訪者都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度過了青年時期，一切彷彿記憶猶新。

值得一提的是從日本殖民時期發展起來的香蕉外銷產業，一度成為山城農業經濟的主力部隊，歷經戰後一段時間的輝煌時期後，卻又在1960年代末期猛然崩塌。在香蕉外銷產業達到頂峰之時，農民種植香蕉一度非常賺錢。一位老農告訴我：「從前青果合作社的集貨場門口，聚集好多攤販，非常熱鬧，因為農民交完香蕉很願意消費。」這樣的場面，後來徹底消失了。

1960年代末期是山城農業產業發展的關鍵轉折點。當時山城水稻產業已經在賦稅沉重的戰後糧政體制下不堪負荷，香蕉外銷產業又遭遇嚴重挫折。這倒不是山城地區的獨特處境，這個時期臺灣正經歷高速工業化發展，引發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外流，結果農村工資攀高削弱了農業外銷的競爭力，又遭遇美國廉價穀物的政策性傾銷，眾多結構性因素的匯聚，導致了一場深刻的全臺性農業危機。

幾百年來，臺灣一向以旺盛的農業生產力為國際所知，長期對外輸出大量農產品，再從海外進口工業製品。然而戰後東亞地區經歷了國際經濟分工秩序的重組，就在1960年代，臺灣農業進口份額竟然反超農業出口份額，國內工業產值也趕超了農業產值。國際、城鄉、工農分工秩序的逆轉，對於農民而言，確實是十分沉重的結構性轉變。農業危機四處蔓延，不可諱言，當時許多農業鄉鎮從此走向了長期蕭條。有意思的是，山城農業卻在此迎向了意料之外的轉機，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轉向種植面向國內消費市場的多樣化水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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