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與熱──懷念Michale Burawoy教授（上篇）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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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歡迎詞

2004年8月，一場公共社會學的工作坊在台北舉行，Michael Burawoy是主講者，我致詞歡迎他：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mportant talk of the Workshop on Public Sociology.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attended the previous two talks by Michael, I am sure that no one could resist his energetic, vibrant and entertaining presentations. But he is not Michael Jordan, nor Michael Jackson. He is Michael Burawoy, the author of Manufacturing Consent.

Manufacturing Consent has become a landmark and a legend in labor studies as well as in sociology. It is widely read and frequently quoted. It inspires not only me but also some twenty copies of master theses here in Taiwan for the past decade.

Today, we have the privilege to share with the author of now a classic in sociology his reflection on this work sinc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This is an exemplar of “reflexive sociology” within sociology itself. As usual, it must be an energetic, vibrant and entertaining reflection.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the Michael Jordan of American sociology, Professor Michael Burawoy.

各位貴賓：

歡迎參加「公共社會學工作坊」最後一場、但絕不是最不重要的一場演講。參加過前兩場演講的聽眾，一定無法抗拒Michael充滿能量、有力與令人愉悅的演講。請留意，他不是Michael Jordan，也不是Michael Jackson。他是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中譯：《製造甘願》）的作者。

Manufacturing Consent現在已經成為勞動研究與社會學的里程碑，甚至是一個傳奇。這本書不僅啟發了我，也啟發了最近十年來台灣二十幾本的博碩士論文。

今天，我們很榮幸可以聆聽這本在1979年出版，目前已經是勞動研究與社會學的經典的作者，來分享他對這本書的反思。這是一個「社會學的社會學」，也就是社會學家對於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學著作的反思。可以預期，這也一定是一場充滿能量、有力道與令人愉悅的演講。讓我們一起歡迎美國社會學界的Michael Jordan，Michael Burawoy教授。

令人好奇的是：

• Michael Burawoy為什麼充滿能量、有力道與令人愉悅？

• Manufacturing Consent為什麼是經典？

請容我以很「蛋頭」學究的方式，追思他對我的啟發，藉此來回應上面兩個提問。

二、老師的身教：Do the same to your students!

（一）4＋2頁的評論

Michael Burawoy是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我的論文探討的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中的外包系統，標題是＂Manufacturing `Bosses’: Subcontracting Networks under Dependent Capitalism in Taiwan”。1990年春天，我的論文初稿完成時，他正在匈牙利做田野，我將論文初稿寄給他。

他給了我四頁的評論。這是我在學術研究實作中的起手式，而一個老師傅點出了其中的不足與訣竅，足以讓我在未來的學術生涯中細細參究，並轉贈給我未來的學生。

• 論證：我的博士論文初稿，有提問，有回答，但是沒有論證。

• 文獻回顧：這本論文雖然有文獻回顧，但這些文獻並未扣緊論文的主題。再者，我的結論也沒有回到這些文獻。

• 原創性：因為沒有準確地定位在相關的文獻，從而看不出這本論文的原創何在。

• 歷史脈絡：沒有清楚勾勒歷史脈絡。

• 資料處理：切片式的處理，未能整體地處理個案。濫用類型化，但類型化不能取代理論。

• 特殊性：未能標明台灣案例的特殊性為何。

這些評論讓我失眠了好幾天。盡我所能修改後，我將第二稿寄給他。他再次給了我二頁的回應，這次是為了能出版而提出建議。他的建議更聚焦了：

• 可以與當時流行的彈性專業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論戰對話。

• 盡可能勾勒出台灣外包體系的特殊性。

• 思考台灣外包體系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或是一個可持續的網絡式生產體系？

這些看起來都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功，但對我卻意義非凡。一來，討論的焦點是我的學術實作，貼近我的研究，而非泛泛的、印象式的建議，就像老師傅在點評學徒的實作一樣；二來，功力深厚師傅的這些評論切中要害，發人深省，如「台灣外包體系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或是一個可持續的網絡式生產體系」，點出了社會體系運作與變遷的大哉問。

此外，這些評論也傳達了一些弦外之音，多年來在我心中繚繞。從評論中，可以看出他細心閱讀與思考學生的論文，按部就班，循循善誘。我更可以感受到他認真對待學生，將學生看成一個未來的社會學家，看成是社會學社群的成員，看成是像是同僚一樣的「同參」。這展現在他常與學生「抬槓」，也就是刻意提出一個對立的論點來挑戰學生，同時也鼓勵學生如法炮製。最後，我也感受到他對理解時代、理解社會，特別是理解不同社會的好奇與熱情。

我的博士論文通過後，回台灣前，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表達我心中深深的謝意。他很愉快地回了一句：Do the same to your students!

Do the same to your students! 多麼簡潔的一句話，卻又是多麼大的一個挑戰！我得先讓自己發光發熱，才能像他一樣。我雖然不太可能做到像他那樣亮眼與熾熱，但是不論我發的光與熱多麼微弱，還是可以散發給學生。

（二）公眾場合的「賣力演出」

Burawoy全心對待學生的誠意，也延伸至學術社群與一般的聽眾。2004年的公共社會學工作坊，有一場是在清華大學舉行。在開著冷氣的會議室，他依舊講得汗濕透背。他真誠與熱切地想與聽眾分享他所相信的東西，讓他完全投入在演講中。

在這樣面對公眾的場合，我看到了更多他令我佩服的面向。首先，是他對另類社會安排的憧憬、堅信與堅持。由此而來的，是他對於較寬廣的圖像與社會力量的關注，因為這是瞭解在地過程與尋找另類出路所需。但他也警覺到不可物化這些力量，這些力量其實是一個過程，本身也在變遷之中。一旦變遷，在地的體制也就發生變化，在地體制從來就不是永恆的。第三，雖然他來自馬克思傳承，但他是在有彈性、不斷更新的馬克思架構下來思考國家、市場、市民社會、剝削、階級、社會主義等各種議題。

第四，是他對於社會學的信念。社會學關注的是可以節制與調節國家與市場的市民社會。社會學家可以在市民社會中努力，找到有助於上述目標的組織與行動，而這也是公共社會學的使命。再者，學生是市民社會中各種另類可能的實踐者，做為老師的社會學家，必須認真看待這些未來的公共社會學實踐者。在這個意義下，社會學教學本身就是在做公共社會學。最後，在與公眾的互動中，他勇於闡明自己的信念，樂於與持不同意見者對話。

「充滿能量、有力道與令人愉悅」其來有自。

身教之外，我細心研讀他的著作，更深入地瞭解他的學術志業與成就。與這著作切磋與對話，是我的學術生涯一條主要的軸線。

三、大師的言教

他的工廠民族誌與由此而來的理論化著作，展現了紮實的田野工作、深厚理論涵養，以及挑戰既有知識的深刻企圖。

（一）經典工廠民族誌的示範

Burawoy（1979）透過芝加哥工廠的案例，發現在美國壟斷資本主義下，由於計件制、內部勞動力市場，以及由工會與雇主構成的團體協商等制度安排，讓勞動者可以在工作現場進行趕工（making out）的遊戲，從而帶來了「甘願」（consent），主動擁抱資本主義的薪資勞動。

探詢社會學知識形成的社會條件、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理論對話，以及翻轉提問，讓這本工廠民族誌躋身經典之林。

1.探詢社會學知識形成的社會條件

西屋電器公司中工人的限制產出是工廠社會學（plant sociology）的著名發現，但批評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未能留意工廠所處的外在大環境。Burawoy（1979: 4）則主張：重點不是凸顯將工廠從環境中孤立出來的荒謬，而是指出工廠的孤立或者相對自主性的精確性質。他的策略是將工廠中的「非正式團體」與「限制產出」等「相對自主」的現象脈絡化，追問：這個相對自主性的條件是什麼？其出現的機制與過程為何？帶來了什麼樣的效應？他的看法是：工廠相對自主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壟斷資本主義下，工廠相對地較不受到產品市場的影響。進一步，他將這個特定的歷史脈絡安置在馬克思傳承之中：這個脈絡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別階段，必須探究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的特徵。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他將前人的研究成果當作課題來處理（「主題化」），即：揭櫫其預設，不視其為當然，進而正面處理這個預設。

2.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理論對話

他緊密地逼問既有文獻，點出其漏洞、盲點與視為當然的預設，藉此導出自己的觀點與提問。他對組織社會學中的控制論與和諧論的評論，就是一個絕佳的示範。

以控制論來說，控制的目的是為了協調組織中不同行動者與利益。這預設了組織有衝突，但控制論未說明：何以有衝突？如果衝突是因為利益而來，那利益又是如何形成的？同樣地，和諧論預設了和諧，那和諧又是如何可能？和諧論認為衝突可以去除，真的可以嗎？如果可以，是在什麼條件下發生的？進一步，這兩種相互矛盾的理論並存於組織社會學，形成一個弔詭。如何理解這個弔詭？要言之，檢視預設與點出弔詭讓他做出了真正有批判力的文獻回顧。

如此犀利的對話之所以可能，一個合理的推論是他已經掌握到了他在田野中發現的「志願性順服」結合了衝突與和諧，才能讓他左右開弓。

要言之，他結合了知識社會學的「探詢社會學知識形成的社會條件」的策略與馬克思傳承，來批判與精進既有的知識圖譜。

3.翻轉提問

傳統工業社會學與管理學都在問：「工人為什麼不工作得更勤快些？」Burawoy（1979）在美國芝加哥機械工廠參與實作的經驗，卻讓這個提問顯得不合時宜。現場工作的強度讓他震驚，面對工人過度的勞力付出與技巧，他在蔑視與敬畏之間流轉。為什麼工人會壓迫自己來提高公司的利潤？為什麼與上面的人合作——即便這些人無所不用其極要工人多生產？當他親身開始參與生產，不久之後，他也變得和這些工人一樣：即便打斷腰脊，他也要找出正確的車床角度、同時操作兩台機器，即便冒著生命與失去肢體的危險，他也要多做幾件，完成配額，獲取獎金。他轉化了提問：「為什麼工人要如此辛勤工作？是什麼樣的力量驅使我來增加Allied公司的利潤？我為什麼主動參與強化自己的剝削，如果不成，還會生氣？」（p. xi）亦即，這裡有兩次提問的翻轉，一是：工人為什麼工作得這麼勤快？二是：他們是心甘情願的嗎？

這個由「反」的提問（「工人為什麼不工作的更勤快些」）到「正」的提問（「為什麼工人要如此辛勤工作」）的翻轉之所以可能，不僅是來自研究者在田野中參與實作的經驗，而且是來自他的理論傳承。他承襲馬克思學派，自然無法相信工人會心甘情願為資本家打拼，即：資本主義剝削工人，「論理」工人應該會抵抗，「但」眼前的個案卻是打拼工作，為什麼？

田野經驗與理論傳承兩極對立，帶來了高度的張力，促成了提問的翻轉。翻轉後的提問內涵，結合了理論傳承與田野經驗構成的弔詭，形成了一個謎題──「工人為什麼主動參與強化自己的剝削」。若能解開這個謎題，即能帶來突破，如他的研究成果所示：「志願性順服」（consent）的概念挑戰與豐富了既有關於結構力量與行動的連屬與社會秩序繁衍的理解。

稍後會進一步討論他與馬克思傳承的關係。

（二）深刻與開闊的理論化

立基在1979年的經典工廠民族誌之上，Burawoy（1985）後續做了格局十分深刻與開闊的理論化工作。

首先，是類型化工廠體制。在發現「製造甘願」的霸權式工廠體制之後，他試圖透過類型化來加以定位。如以「國家對工廠體制的介入（直接或間接）與工廠規範工具與國家規範工具的關係（分離或者融合）區分出霸權式、科層式專制、市場專制與集體自治等四種工廠體制（Burawoy 1985: 12）。類型化工廠體制有幾個目的，一是探究是否有其他類型的工廠體制，二是偵測不同的工廠體制繁衍與轉化的條件，三是分析這些工廠體制對階級鬥爭的效應。要言之，這個立基在自身個案研究成果的類型化可以探究工廠體制的另類可能、轉型的動力，以及不同的工廠體制對工人能動的影響。這是一種具有存在感面向的類型化。

其次，重新概念化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和Burawoy一樣，Braverman（1974）探究的也是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他以「構想／執行的分離」來掌握，但是Burawoy則以「同時取得與掩蓋剩餘價值」來重新概念化。

這如何可能？一來他的工廠民族誌發現了「志願性順服」，攸關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剩餘價值的掩蓋，二來他透過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來證明：資本主義下工作的時間與時間安排，確保了剩餘價值的掩蓋，但是購買勞動力的薪資制度，卻無法確保剩餘價值的生產，這恰與封建主義相反（Burawoy 1985:　195）。資本主義控制的特質，是為了達成取得與隱晦剩餘價值，Braverman的做／想的分離，只是這種特質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p.35）。能朝這個方向重新概念化，當然也受到他的馬克思傳承的影響。

如此一來，他對於結構力量與行動的連屬提供了一個創新的理解。傳統社會學假定像資本主義這樣的結構力量具有威嚇性，行動者必須被迫接受。但Burawoy的經典民族誌發現行動者的志願性順服，證明他們有能動，而且可以弔詭地主動擁抱結構力量。這讓我們對「結構／行動者」這個基本議題有了新的理解。

第四，他將勞動重新概念化為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三合一」的行動。由於在勞動過程的趕工遊戲中，工人展現了志願性順服，工人的日常調適創造了其意識形態效應。「任何工作都涉及了經濟面（生產了物件）、政治面（生產了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面（生產了對社會關係的經驗），這三個面向不可分離。更進一步，這三者都十分『客觀』：他們獨立於任何一個特定的個人、特定的生產行動者（任何個人一旦進入工作，就會有這樣的經驗）」（Buraowy 1985: 39）。這是克服主觀與客觀二元論的認識論。

最後是進一步理論化的大方向。理論上，兼具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面向的志願性順服，可以朝哪個方向進一步發展呢？Burawoy（1985: 253）沒有選擇經濟與意識形態，而選擇了政治，他發展出了「生產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他的「政治」是以改變結構性的宰制關係為目標的鬥爭，這包含了工作現場的勞資互動與國家的政治作為。這意味著他關心社會的轉化與行動者的能動，在馬克思傳承下，這個發展方向並不令人意外。與此同時，時代感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果1970年代壟斷資本主義下的美國工人展現了志願性順服，有能動，卻成為共謀，那麼資本主義轉化的可能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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