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野火：慈濟國際賑災網絡與行動研究之反思

陳弘儒／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系、陳廷雅／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劉怡寧／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

從洛杉磯野火談起

2025年初，洛杉磯野火肆虐，可說是美國近年最嚴重的自然災害。由於聖安塔那風帶來的乾燥空氣，加上洛杉磯近八個月內幾乎沒有下雨，蔓生的野火延燒將近一個月。截至二月初獲完全控制為止，這次野火共造成29人喪生、數萬人無家可歸，建築物也燒毀近萬棟。 [1]這場突如其來的野火，對洛杉磯當地的民生、經濟與產業都造成嚴重衝擊，也引發治安問題和政治衝突。面對發生在高度現代化都市中的自然災害，相關「城市災害回應措施」該如何應變，實為一個複雜的問題。

因應野火所帶來的緊急情況，在2025年1月7日野火開始的當天，除了加州政府即刻調動當地以及其他州的人力與資源來撲滅野火外，民間團體也投入賑災的行列，而其中一個重要行動者，便是長期投入國際賑災的慈濟美國總會。 [2]1月8日上午，也就是野火開始延燒的隔天，慈濟美國總會已緊急設置關懷中心，為撤離火場的家庭提供安置和餐食服務。除了照顧受災對象的基本維生需求，慈濟在地志工也提供諮詢管道，提供關懷服務給需要心理安頓的人群。

在這次的賑災行動中，慈濟與其他機構及團體間的合作非常緊密。舉例來說，應洛杉磯縣政府請求，慈濟美國總會為災區捐贈了大批環保毛毯和N95口罩。不僅如此，慈濟美國總會也在1月14日被邀請進駐州政府設置的「災難復原中心」（Disaster Recovery Center, DRC），與其他非營利組織協力，為在地受災戶提供相關安置服務。本文希望探討慈濟何以快速動員、投入賑災工作，並反思研究者在面對災害風險時，該採取什麼定位。

如何迅速動員？慈濟國際賑災網絡及夥伴關係

提到慈濟，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一個積極投身公益慈善的佛教組織。慈濟志工身穿「藍天白雲」制服（深藍色上衣與白色長褲），向貧困家庭與受災戶發放物資與捐款，展現其慈善與人道關懷。如在2024年的403花東大地震，慈濟也迅速投入救援，設立在地安置中心、發送帳篷與生活物資，同時積極進行募款，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3]

事實上，慈濟的工作不僅限於慈善，而是涵蓋「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四大志業。 ^[4]每逢重大災難，慈濟會依序展開短期賑災與中長期重建工作，四大志業相互支援，使援助行動更具系統性與持續性，而非僅停留在緊急救助。此外，隨著慈濟在世界各地持續推動賑災工作，也逐步在各國建立分會，其慈善及賑災行動已從台灣擴展至國際，形成一個跨國資源整合與資訊流通的國際賑災網絡。一旦某地發生災害，慈濟便能迅速動員人力、物資與資金，確保援助即時且具有實質效果。

今年一月初洛杉磯發生野火後，慈濟再度快速展現其國際賑災實力。由慈濟美國總會迅速調動資源，「慈善」與「醫療」志業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急難救助金及醫療服務；「教育」與「人文」志業在各地學校、社區發起募款，並舉辦祈福會與心靈輔導活動，安撫災民情緒。同時，慈濟動員海內外志工、慈濟青年（慈青）與少年（慈少）協助物資發放與募款。為確保賑災工作的穩定發展，除了以洛杉磯美國總會為行動主體外，美國各地分會（如北加州、紐約）及其他跨國分會（如臺灣總會、印尼分會）也紛紛響應，提供人力與物資，推動援助行動。

洛杉磯野火引發國際關注，各國政府、企業與公民團體紛紛表達賑災意願。然而，如何有效整合與分配這些各界挹注的救災資源，確保援助真正落實於當地社區，成為一大挑戰。對此，慈濟美國總會扮演了「橋樑」的角色，協調並彙整各方資源，使賑災行動更具效益。在與政府機構合作方面，洛杉磯野火發生後，慈濟美國總會與洛杉磯當地政府、臺灣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展開合作，提供口罩、乾淨衣物及生活必需品。此外，有鑒於慈濟美國總會於在地長期累積的賑災聲譽，也帶動企業、民間團體及當地居民共同提供物資及人力。 [5]這進一步強化了慈濟的賑災能力，確保受災居民獲得即時且適切的援助。

下圖呈現慈濟的國際賑災網絡，涵蓋內部組織資源與外部合作夥伴。透過這一協力合作的網絡，慈濟能夠有效整合外界資源，迅速將援助送抵受災地區。同時，慈濟在國際賑災工作的參與，亦促使其進一步累積國際聲譽與網絡資源。這些聲譽與網絡資源，使慈濟得以進入國際重要組織與會議，分享自身的賑災經驗與人道理念。例如，慈濟已獲聯合國轄下多個組織的觀察員資格，並受邀參與氣候變遷峰會、婦女大會等全球性會議，深化其在國際人道領域的貢獻。這也說明，慈濟能夠從一個臺灣在地慈善團體，發展為國際知名的非政府組織，其在國際賑災行動累積的經驗與全球網絡夥伴的建立，乃是重要的因素。

兩場野火，因「人」制宜的賑災工作

此次洛杉磯野火並非慈濟在美國首次投入野火賑災。2023年8月，夏威夷茂宜島發生連續五天的嚴重野火，起因同樣是乾旱、高溫與強風。災情發生後，慈濟夏威夷分會立即啟動賑災，動員全美分會與志工，迅速將物資與人力送往災區。慈濟在夏威夷的賑災模式與洛杉磯相似，同樣依靠內部志業、志工及全美各分會支援，並與駐檀香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當地慈善團體合作，同時於美國各地發起募款活動。

洛杉磯野火發生後，我們訪問了慈濟美國總會曾慈慧前任執行長，深入了解慈濟的國際賑災工作。曾執行長也曾參與2023年夏威夷野火的賑災行動，使我們得以比較兩次救災工作的異同。她表示，洛杉磯救災主要依賴與州政府的合作。由於慈濟長期在加州參與各類賑災，與政府建立了緊密的夥伴關係，因此野火發生後，慈濟能迅速獲取災情資訊，並受邀進入加州「災難復原中心」協助賑災。曾執行長形容，這是建立在長期互信基礎上的合作。換言之，在洛杉磯賑災中，州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掌握消防設備、水源與物資，慈濟則負責配合政府調度，協助救災。

相較之下，夏威夷野火的賑災涉及更複雜的協調工作。除了州政府外，慈濟還需與當地社區建立互信。例如，進入當地改善基礎設施（如醫院與學校）時，慈濟需取得社區居民的認可。曾執行長特別提及，與夏威夷原住民部落的溝通是一大挑戰：「如果酋長認為可以帶動部落成長，會比較容易接受改革。但如果酋長比較保守，政府希望他加高防火牆，酋長可能會很難接受。」此外，慈濟在夏威夷當地提供的醫療服務以中醫與民俗療法為主，以符合社區需求。這顯示，在國際賑災工作中，如何配合當地治理結構與族群文化，提供因「人」制宜的援助，是重要面向。

「人」始終是慈濟賑災工作的核心關懷。無論是面對洛杉磯或夏威夷的野火，乃至水患、地震、戰爭等災害，慈濟的理念皆圍繞著如何貼近在地社群，提供真正符合當地需求的援助。訪談最後，曾執行長強調「人文」在賑災中的重要性：「這條路最重要的是以人為主的人道救援，而不是著重在物質上的要求。賑災物資、結構都可以持續進步，但對於人的那份尊重一直都是一樣的。」這也說明，國際賑災涉及的不僅是短期、單向地輸送資源，更需與當地政府、企業及居民建立長期信任、雙向互惠的關係，才能在當地深耕，推動中長期的重建工作。

當研究角色遇上野火風險

我們之所以如此關注慈濟在這次洛杉磯野火所扮演的角色，是因為原本即在進行一項有關慈濟全球生態倡議與生態行動的研究。我們原本預計在1月13日搭機前往南加州，於洛杉磯聖諦瑪斯市的慈濟美國總會，進行為期一週的田野調查。起初在台灣新聞上看見洛杉磯野火時，其實不怎麼擔心，主要是因為當時野火主要發生在靠近西邊的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海景區。儘管該地區事態嚴重，但是影響範圍在一開始時並未擴大，應該不太會影響田野行程。

然而，隨著野火情勢不減反增，有越來越多中英文報導呈現洛杉磯野火的各種狀態，我們內心開始對這場野火帶來的影響產生焦慮。我們一方面試圖統整網路上不同媒體所呈現的資訊； [6]另一方面也透過洛杉磯在地的人際網絡了解各處實際狀況。對於即將到來的田野行程，我們不僅擔心可能需面對嚴重空汙或都市交通管制的情境，也開始思考是否已有必要取消將要出發的研究行程。

由於擔心打擾慈濟美國總會的賑災工作，我們直到台灣時間的1月10日，也就是預計搭機的三天前，才向美國總會詢問參訪行程是否受到影響，並表達對洛杉磯野火的關心。我們在台灣時間1月12日的清晨，也就是預計搭機前往洛杉磯的一天前，接到慈濟的電話。由於當地野火尚未受到控制，反而還有擴大的趨勢，慈濟建議本次田野行程先行取消。在尚未來得及思考這對研究的影響前，我們在一個早上內將機票、保險等行政程序都取消了。

一陣心理慌亂過後，我們回想：從知道野火發生、取消此次行程，一直到重新思考未來的行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風險管控的過程。身為研究者，我們實際面對在氣候變遷大幅影響人類生活的當下，必須思考災難、風險的具體情境。尤其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慈濟美國總會，本身就是當地重要的國際賑災組織。在這場野火災害中，慈濟更是積極投入賑災的行動者。我們的研究不再是承平時期的訪談回顧或是在地生態行動觀察而已，而是活生生的鑲嵌在災難情境發生的過程。

行動研究中「動」與「靜」

相較於慈濟美國總會迅速的決斷與及時開展的賑災行動，作為研究者的我們，在野火剛發生時顯得相當被動且無從著力。直到在地賑災行動告一段落後，才開始統整相關的賑災經驗，並進行研究反思。這中間的差異主要來自三點：

首先，慈濟擁有綿密的內部組織網絡和外部協力夥伴關係，使其能擁有流暢且多面向的資訊來源，以做出快速且清楚的判斷。即使看似不同職掌的內部組織間，也能夠快速溝通與彼此支援。換言之，災難發生時，網絡的作用不只是幫助整合及運送實際的人力、物質、財務資源等，更是資訊流通的媒介 [7]。這次野火讓人難以判斷局勢，正確清楚的資訊變得難以取得，透過網絡獲得的實質資訊顯得至關重要。相較於慈濟，研究者所能掌握的在地資訊相對不足，能夠聯繫的網絡也較為有限。因此，在面對野火的風險情境中，只能退居二線，保持遠距觀察、配合慈濟的被動角色。

其次，身處台灣的研究者對於森林野火的型態並不熟悉。台灣人時常受到颱風、地震的侵擾，對於這些災難的影響狀況及應對方式相對熟悉，但對於野火的認識極少。我們也無從得知災情何時能被完全控制。此外，即使野火並未延燒至我們預期的田野區域，我們的受訪對象也可能受到災情影響，而不適宜接受訪談。諸如空污的嚴重性、受災戶的在地安置、因應野火所產生的城市治理模式改變與交通情況等，皆持續帶來新的變數，也產生各種判斷上的困難。 [8]藉此我們也反思：在全球化的一體性情境中，任一地區的災難絕非僅侷限於當地。研究者如何跳脫在地視野，從全球脈絡進行整體性思考，乃是重要的研究考量。

第三，由於此次洛杉磯田野行程是要觀察慈濟美國總會的生態倡議與行動，但野火發生後，慈濟美國總會已經啟動並積極投入賑災。倘若我們如期到了當地，一方面，原本預期要受訪的對象可能因為忙於救災或受到災難波及，而無法接受訪談。另一方面，由於研究者並未受過任何賑災相關訓練，不但無從加入協力，更可能成為需要被額外照顧、擔憂的負擔。這顯示出，即使是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仿若共同經歷了同樣的災難應變情境，但研究者可以發揮的實踐能力顯得非常有限。整個事件真正促進的是研究者的內在反思，研究不再只是隔岸觀火、置身事外的觀察，而是開始與在地行動者產生一種生命共感、互為主體的「研究行動網絡」。

攜手未來：共創研究實踐的新角色

原本我們的研究期待探討慈濟美國總會所推動的生態教育、倡議與行動。作為研究環境、氣候變遷與宗教實踐主題的研究者，我們在事先考慮是否要因為洛杉磯野火取消研究行程時，內在也面對了研究倫理的道德困境。面對突然發生的野火，我們反思身為研究者，難道要在災難發生時抽身？這是否背離了我們研究此主題的研究關懷？又或，倘若我們如期前往，研究者的角色勢必造成當地賑災工作的額外負擔，我們的研究觀察很難立即協助當地爭取時效的賑災行動。因此，我們最後採取了在台灣持續保持觀察與議題反思的角色，直到整個洛杉磯野火賑災行動告一段落，才開始後續訪談。

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歷程中，透過持續搜集慈濟美國總會的在地賑災行動資訊，我們彷彿也歷經了慈濟美國總會志工所走過的賑災歷程，並且體會到當任一災難發生，一連串綿密賑災工作的繁複性。慈濟作為一個國際賑災的非政府組織，如何持續累積不同模式的賑災經驗，使得過去的經驗可以促進未來的永續組織行動，乃是相當重要的組織傳承工作，而這是研究者可以協力的切入點。

換言之，在慈濟因應氣候變遷的綿密夥伴網絡關係中，作為社會學研究者，我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研究實踐角色，是我們此次面對洛杉磯野火的最大研究反思。或許可以從保持所謂「客觀」，但似乎置身事外的研究者，創生與研究對象的連結關係，啟動更為貼近行動者的研究實踐角色，共同對氣候變遷與災難的現實情境，創造協力關係。這可能是面對野火後，在下一次洛杉磯慈濟美國總會田野行程前，我們可以持續著力前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