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政治

　　「青鳥」運動現場的調查速寫（以下簡稱前文）[2]刊登後，引發各界關注及討論。調查小組在5月28日的第三次集會中，再度根據前文的系統抽樣，收集到新一批面訪問卷，經統整所有資料後進行了更多面向的比較，也藉此回應一些討論。本文首先與2014年太陽花運動調查對照，呈現參與者的年齡分層比較；其次，與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SCS）、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台灣傳播調查（TCS）資料進行橫向比較，包含「資訊管道」、「政治極化與討論」及「民主價值觀」等主題的觀察，試圖描繪並展現「青鳥」參與者的多元樣貌。

日本和香港在文化（動漫、電影、美食等）、經濟（貿易、投資）、教育（留學）等方面有著悠久的密切交流歷史。然而，當我們談論「香港研究」時，雖然這個領域在日本已經有長足的發展，但香港研究只是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的一小部分，能夠將自己稱呼為「香港研究學者」的人，以及這些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和書籍數量是有限的。

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政治局勢急劇惡化，香港研究本身也面臨重大的調整和挑戰。本文將討論台灣學術界在此過程中的新興角色，並以筆者參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建中的香港研究資料庫為討論案例。

當年香港是研究中國的前哨，未來台灣會否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我們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歷史，便能想像今天台灣能對香港研究作出的特殊貢獻。翻閱中國研究領域的一些經典著作，序言中往往都會誌謝香港一個名為「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的機構。譬如 Anita Chan、Johnathan Unger及 Richard Madsen 在1984年出版的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便鳴謝該中心協助他們在香港的田野調查。Andrew G. Walder 在其重要著作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Authority 的序言中，亦表示該書是基於他1979和1980年在香港的田野調查所寫成。當時所謂的「田野調查」，其實是透過訪問從中國到香港的移民以掌握中國的面貌，包括上述兩本著作有關文革中下鄉青年的遭遇和城市生產單位的權力關係。

本章討論的，是台塑在麥寮及周邊鄉鎮進行的農漁業輔導計畫。農漁業輔導計畫交織著兩個重要議題：台塑做為一個大型石化集團，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源，與麥寮的地方社會發生互動；以及麥寮做為一個位於龐大石化園區旁的農業生產基地，第一級產業從業者對於污染的感知。

1953年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直到1964年代下台的這11年間，除了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之外，赫魯雪夫還有兩個舉動，一直到今天，我們都還看得到它們的影子，或是其影響。 1956年初春，蘇共廿大召開，赫魯雪夫發表談話，主要是針對史達林主義進行蘇共內部的自我批評，尤其是針對史達林時代過度中央集權、高壓式領導的反省，以及爾後對政治上「大清洗」（Great Purge） 的受害者進行平反。這開啟了東歐陣營的「後史達林時代」，讓東歐陣營各國蠢蠢欲動，試圖鬆動共黨階級領導的專制。尤其是在失衡的工業發展、路途坎坷的「集體化」政策困境下；再加上，戰後十幾年了，當初共產黨所承諾的無產階級民主，到頭來，也只淪為共黨階級統治。也因此，這個二戰時期犧牲了兩千多萬軍民性命來對抗納粹法西斯的「蘇聯」，被迫扛上了「極權專制老大哥」以及「共產制度的引介者」這兩塊大大的墓碑，成為了東歐其他國家異議者的標靶。

本屆東京奧運熱潮對臺灣影響可能遠超過之前歷屆奧運，反映在網路熱度上，在舉辦過程中從總統到縣市長、民意代表與網紅均發文力挺選手，或是社交媒體上的各種迷因製作與報導分享，追蹤欣賞奧運相關的議題，成為今年暑假最夯的潮流。儘管不是每次都能使效益大於成本，奧運通常可以為主辦國、主辦城市與國際奧會帶來可觀的觀光財，然而2020東京奧運卻由於疫情而一波三折，最後終於堅持舉行。在眾多奧運相關議題當中，臺灣民眾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是我國選手的獎牌數。臺灣選手在2020東京奧運獲得史上最高獎牌數：兩面金牌追平歷史紀錄，而四面銀牌與六面銅牌都是史上最多，總獎牌排名達到全球第22名，按金牌數排名則為34名。這個史上最佳奧運成績，帶動全國民眾對運動員的熱情跟關注，針對我國奧會參賽名稱或歌曲、開幕式的進場時機與名稱引起踴躍討論、連明星使用「國手」稱謂也造成中國網民出征。

從2015年起臺灣興起了參與式預算的熱潮（participatory budgeting boom），它的基本理念在於促使民眾有權決定部分公共預算支出的分配優先順序。而它的原型──巴西愉港（Porto Alegre）模式，是立基於參與式民主的理念，以由下而上的賦權參與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讓草根民主挑戰既有代議體制的決策與資源分配模式，以達成社會正義的目標。不過Sintomer則指出，參與式預算因在地政治社會條件影響，而有多樣的操作實踐方式，但它應該具有在一定層級以上的區域進行、實質處理資源分配、可持續重覆運作、包含公共審議的形式，且其成果需可責信等五項共同特徵。這也標誌了參與式預算其實兼有與參與式和審議式民主的理念基礎。[1]

雖然參與式預算引入臺灣較晚，但卻是各種審議民主實踐模式中，發展最快、影響最廣的一種新興公共參與。而我們在以不同角色身份，加入各類參與式預算計畫的過程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行動者們幾乎對於公民審議討論、政策理性溝通、民主直接參與……等價值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但在肯定之餘同時也有一些不滿和質疑。這些意見多數並非反對參與式預算，許多甚至可說是一種求好心切的評論，因此固然應在後續實踐持續改進，但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這些質疑是基於對民主政治何種樣貌的預設，亦即可否經由對這些不滿和質疑的論述分析，勾勒出行動者對何謂「優質民主」的想像與理解。

「新自由主義」是理解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變遷的一把簡易鑰匙。它指涉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橫掃各國並主導世界秩序的一種政治與經濟意識形態。它的核心信念是，尊重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才能達致最高效率，也是人類福祉與秩序的來源。即便聽任市場決定可能會造成貧窮與所得分配惡化，但基於正義與同情心的政治干預將扭曲資源配置、破壞工作動機、造成福利依賴，只會讓結果更糟。於是，新自由主義提倡一系列鬆綁市場的經濟政策：減稅、自由化、國營企業民營化、資本自由跨國移動、勞動市場彈性化、解除各種社會與環境保護等等。但不限於此，新自由主義者也支持市場原則向政治與社會領域擴張，以市場價值來衡量社會中一切事物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