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起臺灣興起了參與式預算的熱潮（participatory budgeting boom），它的基本理念在於促使民眾有權決定部分公共預算支出的分配優先順序。而它的原型──巴西愉港（Porto Alegre）模式，是立基於參與式民主的理念，以由下而上的賦權參與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讓草根民主挑戰既有代議體制的決策與資源分配模式，以達成社會正義的目標。不過Sintomer則指出，參與式預算因在地政治社會條件影響，而有多樣的操作實踐方式，但它應該具有在一定層級以上的區域進行、實質處理資源分配、可持續重覆運作、包含公共審議的形式，且其成果需可責信等五項共同特徵。這也標誌了參與式預算其實兼有與參與式和審議式民主的理念基礎。[1] 雖然參與式預算引入臺灣較晚，但卻是各種審議民主實踐模式中，發展最快、影響最廣的一種新興公共參與。而我們在以不同角色身份，加入各類參與式預算計畫的過程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行動者們幾乎對於公民審議討論、政策理性溝通、民主直接參與……等價值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但在肯定之餘同時也有一些不滿和質疑。這些意見多數並非反對參與式預算，許多甚至可說是一種求好心切的評論，因此固然應在後續實踐持續改進，但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這些質疑是基於對民主政治何種樣貌的預設，亦即可否經由對這些不滿和質疑的論述分析，勾勒出行動者對何謂「優質民主」的想像與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