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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一份關於文明的記載，不同時也是關於野蠻主義的記載。正如那樣的一份記載並無法免於野蠻主義，野蠻主義也玷染了這份記載從一位主子手中到下一位主子的傳遞方式。一位歷史物質論者因而必須要遠離[對文明的歌功頌德]，離得越遠越好….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了我們，我們所身在其中的「緊急狀況」並非例外，而是規則。我們必須獲致一種符合此洞見的歷史概念。---Walter Benjamin 我常問我自己，不管機率多麼微乎其微，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原住民社群中出現了極端份子炸掉了總統府，或者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的「恐怖組織」炸掉了中南海，身為一位研究宗教與族群的人類學者，我該怎麼回應？我的立場會是什麼？ 「立場」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立場」是一種觀看的位置。我所採取的立場，只是一種學術倫理的選擇：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且任何知識必然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Haraway 1998: 193）。我的回答，會與我為何接下來要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屠殺」與「伊斯蘭國對非我族類的種族屠殺」並置相關。我希望重新思考「戰爭」與「恐怖攻擊」的定義，檢討是否在由我們習慣的西方主導的現代戰爭話術中，有一群人的「戰爭」被化約為僅僅是他們「本質性野蠻」而造成的「恐怖主義」，而當代表人類文明的西方做出同樣毀滅性的行為時，我們卻能心安理得的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軍事戰爭」。我想提供向來在西方媒體被壓抑的的「觀看」這些暴力的方式，並探討這些暴力在台灣觀眾面前如何被用迥異的「立場」呈現、省略，掩蓋了權力不平等的國際結構，並抹去了被壓迫者的歷史。我希望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有些恐怖攻擊讓我們憤慨，但有些恐怖攻擊，我們卻視而不見。 對世上許多長期處於戰亂而有生存困難的人們向來缺乏知識與歷史的我們，是否能相信和平安康的生活，是所有人都盼望的，不該只是世上少部份的人擁有的，而其他的人卻永遠被剝奪的？如果我們相信如此，或許我們就能開始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恐怖攻擊，發現我們過去一直是從軍備優越之勝利者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我們將不會傲慢地對世界的安全區與危險區的隔離感到心安，對這個隔離的崩壞感到氣憤，而只想再築高那個隔離。我們已經看到那樣的隔離帶來了更多毀滅性的反撲。我們將不會再不斷地歌頌與浪漫化安全區，同時將危險區不斷去歷史化與去人性化。我們將發揮更大的同理心，期待有一天世界將全境都是安全區，不再有人終生受困於戰亂之地。 ◎ 現代戰爭的話術：對待以色列與ISIS的雙重標準 今年七月詭譎多變的印尼總統大選後，我在泗水一間旅店看Al Jazeera新聞台，得知以色列在兩個星期內第三度攻擊醫院。八月，我搬到高雄，一邊打理新家與新研究室，卻發現自己被電視新聞標語搞得相當厭煩。厭煩什麼呢？台灣新聞已經開始學美國主流媒體，說伊斯蘭國ISIS「種族屠殺」雅茲迪Yazidi族。 短短數天內，一樁ISIS對Yazidi的「種族屠殺」已經被確認。那似乎也正是ISIS希望大家注意的點。但就在不遠處的巴勒斯坦，居民早已被系統性「種族屠殺」了六十八年，但直到最近，我們卻鮮少聽到西方主流媒體急切地吶喊：「種族屠殺」。同樣是令人髮指的屠殺事件，兩者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媒體待遇。儘管人民不斷發出令當權者感到尖銳刺耳的聲音，連倫敦的正統猶太教教士都也站出來譴責以色列，主流論述框架仍是不為所動。一直到社會媒體竄流，世界公民譴責以色列的聲浪高漲，歐巴馬才勉強站出來說這是一場人道危機，說巴勒斯坦平民所受到的傷害，是一樁「悲劇」(tragedy)。但這好像在說加薩衝突是一場莎士比亞舞台劇，而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相較於這被完全脫罪的「悲劇」，歐巴馬篤定地說，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是「不容寬恕」(inexcusable)的戰爭導因。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哈馬斯的錯。 為什麼這兩種「種族屠殺」，有這麼大的差別待遇？只是因為一個是高科技的無差別屠殺（轟炸，受害者四肢斷掉不一定會死），一個是仿中世紀刑罰的特定屠殺（殺人者特別將謀殺過程拍下來放上網路）嗎？只因為一個是乾淨不沾手的謀殺，一個是劊子手特寫的獵頭儀式？ 這或許又是一個利用他人的野蠻來成就自己的文明，並心安理得地指責他人野蠻的故事。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光是1967-1991年間金援以色列的金額就高770億美元（有一說是15160億美元），當時已經吃不消，才有了1993年的「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但極右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仍在壯大，90年代的猶太屯墾區不斷擴大，前以色列總理夏隆甚至在2001年8月27日，粗暴地動用美援軍機暗殺正在辦公室講電話的Abu Ali Mustafa(當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中的佼佼者)，轟炸造成附近五百人死亡，引起世界譁然。美國副總統Cheney卻說，以色列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 前衛報記者Greenwald在2014年四月公開聲明他對最新史諾登檔案（2013年4月12日）的分析: 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部門不但共享「密碼分析（cryptanalysis）」的夥伴關係，以色列還能夠直接使用最高美軍科技與貯存在中東地區的幾百萬美元的緊急資金。 2006年巴勒斯坦民主選舉勝選的準執政黨哈馬斯，由於其拒絕以色列在其國土上的強制殖民，因而被西方各國列入「恐怖份子」名單，而巴勒斯坦的兩個地區也由聯合國決議由兩個政黨來統治，繼續被分化、監控，與挑撥離間。 以色列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原有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建立無數的高牆，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動、物資配額與就業方式。歷年來超過五百萬人被迫流亡，失去生命主權，只要抗議還手、丟石頭，「不聽以色列的吩咐」，就立刻被回炸地稀哩巴爛。可是西方主流媒體並不認為這是「恐怖主義」。 相反地，挑戰無能的伊拉克Maliki政權、以「伊斯蘭國」為號召的ISIS，刻意地在網路媒體上公開「亮相」、用公開殺人影像等極為煽動性的手法「宣告世人」自己的能耐，透過恐嚇與殺戮來強化權力，並試圖想以小攻大、虛張聲勢。而這絕對不配被稱為是「獨立戰爭」，而是立刻可以清楚指認的，最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主義」。 在主流報導中，歐美是人類文明的代表，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而中東是永恆的挫折之地，有「恐怖組織」與對少數民族的「種族屠殺」。新聞就跟好萊塢的劇情一樣，西方是救世主，中東是壞人。華盛頓當局當然會擔心，美國扶植的「民主」政權一下子就敗得一塌糊塗，伊拉克儼然分裂成三個國家，表示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失敗，納稅人買單的軍火錢有去無回。所以報導要全部集中在極端分子的野蠻，而不是報導他們槍下的受害者對於安居樂業正常生活的嚮往，因為前者越顯得野蠻，就顯得西方在中東的介入越是合理，而我們也就忘記了還有很多受害者跟「我們」一樣有類似的生活盼望，但沒有我們這麼幸運。長久以來如此偏頗的報導模式，不斷加深我們認為中東就是好戰份子的地盤的印象，把歷史從我們的思維中抹去。主流媒體並不討論西方殖民後埋下的惡果，也不在乎一般的穆斯林（無論何種宗派）信奉的是古蘭經中「宗教信仰不可強 迫」的條文，而非其相反。右流西方媒體更不會想了解：正是厭惡西方長年對中東的支配與伊拉克戰爭後社會的衰敗潰散，才會讓極端組織有足夠空間趁虛而入、趁機坐大。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我們沒有歷史，因而Yazidi人被種族屠殺事件，就像一部好萊塢動作片，好人壞人，清清楚楚。 但試問，恐嚇、殺人與佔領，哪一項以色列軍隊沒有做過？又試問，有什麼歐美發動的戰爭不曾濫殺平民、殃及無辜？是納粹集中營，廣島原子彈，還是橫掃巴基斯坦邊界的無人操控轟炸機？是美軍以比賽殺人強姦民女為樂的越戰，還是法軍苦刑虐囚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這些真的比「恐怖主義」高貴嗎？為什麼報導常常一邊提起堂而皇之的「以色列士兵」（或「中國鎮暴警察」）、另一邊就說是野蠻兇惡的「好戰份子」（或維吾爾族「暴徒」）？ 若主流媒體與相信主流媒體的人們，從來不試著轉換立場、並從被屈從者角度來看待事情，巴勒斯坦當然也永遠只是「加薩衝突」、「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以色列問題」。如果新聞報導的預設，一開始就認定問題全出在「恐怖組織」，而不是去探討該組織的出現何以是一個果，而不是一個因。如果新聞報導未曾了解美國-Maliki政權的失敗與其宗派主義的極端政治化政策，以及英法過去殖民伊拉克與敘利亞種下的遺毒，那麼Yazidi族人面臨的困境就當然就只是被抹去歷史性(dehistoricized)的「恐怖主義」、與一群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的暴徒造成的「人道危機」，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初英法委任統治期間加深的族群對立，一直到整個伊拉克從2003年美國入侵、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國族邊界就急速潰散的後殖民問題。   ◎ 伊拉克二十世紀史快轉: 英法美的殖民地 雅茲迪(Yazidi或Yezidi)人是誰？新聞報導只會說他們是「最古老的民族」，暗示他們「最值得保護」，卻不說他們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如何？在歷史中的地位如何？換言之，西方媒體只塑造了Yazidi受害者的形象，以救世主之姿再度合法化西方政府在中東的暴行，卻殊不知Yazidi是一個敢愛敢恨的族群，實行強制族內婚與honor killing父權習俗（存在於印度、中東與非洲特定地區，由父兄殺死不貞女兒以保住家族榮譽的「文化」習俗。關於此習俗之盛行程度，學者仍有爭議，卻常被西方媒體誤認並武斷地咬定其為「伊斯蘭」習俗）。 大部分伊拉克境內的Yazidi人自從12世紀以來，就住在 Sinjar山區，他們大部分自認為是族群上的Kurd人與宗教上的Yazidi人，也曾被海珊技術性封他們為「阿拉伯人」，以分化庫德族獨立運動。不同於Sunni Kurds, Yazidi有自己的混合宗教，吸收了蘇菲主義、希臘正教、猶太教、祆教等各種元素。他們的信仰神秘隱晦而社群相對孤立，而他們的政治社會組織則是類似氏族神權治的，神職人員與一般人有階層之別，時有政治動員能力。自16世紀以來，很多Yazidi人已經改信伊斯蘭，也有一些改信「敘利亞東正教」。19世紀初，半獨立Sunni庫德王國曾侵略Yazidi地區，戰亂不斷，直到被鄂圖曼帝國「平亂」為止。19世紀下半葉是Ottoman搞現代化中央集權與泛伊斯蘭主義、提升帝國凝聚力、好與西方強權對抗的年代。在Mosul省份帝國增強了社會控制，而傲骨的Yazidi人則開始與「政府」為敵（政府除了會收稅與徵兵，還能給他們什麼？），因此鄂圖曼帝國在1895 年再度試圖逼Yazidi人改信伊斯蘭，否則無法相信他們可以真正效忠，但結果不彰，因此很快地鄂圖曼帝國又准許Yazidi人恢復自己的信仰與社群，並受到帝國的認可與保護。只是在這過程中，市場經濟也逐漸侵蝕Yazidi土地。當城鎮的穆斯林庫德人與基督徒逐漸變成帝國精英與富商，Yazidi庫德人則更加邊緣化。 英法在一戰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謀劃要如何瓜分Ottoman Empire。他們非但沒有遵守當初「攻打鄂圖曼，就讓你們阿拉伯人獨立」的諾言，反而是自我「委任統治」中東，並開始引進可以代表英國利益的猶太人，想要未來透過擔任居中調節「族群衝突」的角色而獲利。阿拉伯人發現自己被歐洲人誑騙，憤怒之餘暴動，卻慘遭鎮壓，最後歐洲人以君主立憲+委任統治，草草了事。 1920~1932英國「委任統治」期間，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急速轉變。英國將帝國舊三省巴格達、巴斯拉與Mosul合併，根據女情報員 Gertrude Bell建議而「發明」出一個「無論如何無法長期支撐」的「伊拉克」這個新興國家，採取君主立憲制 (1921-1958)，作為當初幫英國軍隊攻打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貴族的「犒賞」。以往多元族群帝國的統治下，雖然有如同中世紀阿拉伯歷史學者Ibn Khaldun(有學者認 為是比孟德斯鳩還要古老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所描繪的城市定居者與沙漠遊牧者之間的永恆嫌隙，但這三省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城邦自治區與相對自主的遊牧部落社會所構成的社群星團，穆斯林、庫德族、Jacobite基督徒、Armenian一直到十八世紀都可以彼此改信與融合，城市中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混居也是常態，族群的邊界是流動的。英國人為了收編統治突破效忠舊帝國的巴格達統治精英，又害怕都市穆斯林鼓吹獨立，因此提升部落主義，提倡族群分化("balanced opposition") 好讓他們彼此牽制、無法獨立，將原本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進行的「去部落化」政策反其道而行，逐漸把許多部落領袖、宗教導師一個個變成了伊拉克 國會議員或有錢有勢的大地主，而「部落認同」也逐漸變成超地域的「族群認同」。一直要到1958年，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再也無法忍受這些南部主導的、靠英國人撐腰坐大的伊斯蘭教長的反動勢力，才有了革命爆發。但英法統治者為了爭奪利益使得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的族群衝突增加，卻是一個新聞報導從來 不提的歷史事實。 英法在瓜分舊帝國時，把舊三省合併割給英國、把敘利亞勢力削弱分割成「黎巴嫩」、「巴勒斯坦」與「約旦」，然後把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的國土邊界畫在庫德族人與亞述族人等少數族群集中的土地上。由於Sinjar山區就是伊土敘三國的邊界，法國人想要擴展自己在Sinjar山區的勢力，好增強自己在敘利亞委任統治的影響力，所以一直到離開敘利亞以前(1946)，都不時增加了Yazidi地區的不穩定性。 拉攏少數族群用來對付其他本土族群，是殖民者常用的伎倆，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也讓少數族群飽受災難。比如當越戰結束，美國撤軍後，幫美軍打游擊戰打了十五年 的高地Hmong族人，立刻就受到越共當局將其「滅族」的待遇。Armenian在土耳其慘遭大屠殺，其實也與主流社會對於他們「不願意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是歐洲人的走狗」的不信任態度，有深遠鉤掛。 1934 伊拉克國力式微，國家軍隊尚未鞏固，必須徵兵，並確定所有少數民族對國家的忠誠。「第一支國家軍隊」對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統一象徵，少數族群不斷從邊界外流，以逃避兵役。1935-1940 … Continue reading 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