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黃于玲／成功大學醫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東亞是全世界晚婚不婚、少生不生最顯著的區域，各方也在探索理由，思考對策。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從社會價值改變、性別分工特性、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缺失等等來理解此現象（Raymo et al. 2015）。例如，有些研究顯示，即使人生的選擇多樣，東亞對於婚姻與育兒的價值與做法仍然十分傳統，國家仍採取「家族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照護、教育與住房常需要個別家庭支出，這使得「進入婚姻、養兒育女」的選項，變得十分缺乏吸引力。東亞各國工時過長、職場性別分工僵化、工作的前景堪憂，也讓年輕人在婚姻市場上缺乏心力經營，而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更容易處於戀愛與結婚機會的劣勢。不婚不育對於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年金制度運作、社會連結等等都可能有重大影響，東亞各國也陸續提出催婚催生的政策，但顯然成效有限。

除了社會價值變遷與福利政策的討論，新興科學與技術在此議題的介入，也很值得關切。想想，才在數十年前，東亞地區還為人口爆炸的議題而擔憂，施行各類家庭計劃來控制生育。有關人口發展效益的計算、避孕科技的選擇等等都有甚多考量。今日，東亞在短短三十年間，從降低生育率的努力，轉向增產報國的倡議，又開展出哪些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低生育率現象只能藉由「增產報國」來處理嗎？有沒有其他評估及解釋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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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新概念，重新評估少子女化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與媒體時常引用的「少子女化」，指的是育齡婦女生育率降低造成子女數減少的趨勢。台灣的總生育率在1951年戰後嬰兒潮達到高峰（7人）之後，開始逐漸下降。1984年下滑至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之後十幾年間，生育率呈現持平狀態，直到2000年前後又開始下降，進入了人口學家稱之為「超低生育率」狀態，這幾年則一直在1人上下徘徊。

台灣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透過統計數字，試圖了解與少子女化趨勢相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初婚年齡與生育年齡延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跟1981年相比，2014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由27.6歲增為32.1歲，女性則是由24歲延至29.9歲，延後近六歲。晚婚的影響是，同期間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則由24.3歲延後至30.5歲。20至25歲生母出生嬰兒數逐年大幅減少，另一方面，30-34歲生母的出生嬰兒數則逐年大幅增加。有偶女性生育第一胎年齡往後延，但是生育總數並沒有大幅下降。台大經濟系駱明慶的研究指出（2007），1963-67年出生世代的女性，40歲以前生育總數仍有1.97人，將近2人，與人口替代率相去不遠。因此，有偶女性人數的下降，才是台灣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政府官員與媒體視少子女化為國安危機，擔心結合人口老化趨勢，會重力衝擊未來的扶養比、勞動力供應、經濟成長、公共財務與生活水準，內政部到地方政府因而推行各式生育津貼與未婚男女聯誼作為因應之道。然而，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的國家，而人口結構也與二十世紀截然不同，人口科學社群也開始重新評估低生育率與人口減少對於總體經濟的效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人口學家Ronald Lee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的Science上發表「低生育率真的是個問題嗎？」一文，強調評估人口老化與經濟負擔的新衡量方式：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相較於扶養比（14歲以下幼年人口加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單純是以年齡區間作為依賴或生產人口的判準，經濟支持比透過國民移轉帳的概念，重新考慮人口結構變動與各年齡層的經濟行為對於資源分配的影響（Lee, Mason, and NTA 2014）。

如果依照傳統「扶養比」的計算方式，台灣在2015年每位15-64歲的生產者要負擔0.35位依賴人口，2060年則會增加至0.97位。但是根據「經濟支持比」的算法，2015到2060則僅會增加0.18位依賴人口，經濟負擔增加的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經濟支持的計算考慮了高齡者也是當代社會財富與資產的擁有者（甚至比青壯年人口更多），在人口老化的同時，社會整體資產也跟著他們的儲蓄、積累投入消費而增加，成為第一種人口轉型的二次人口紅利（林曉嬋2015）。在低生育率社會中父母對於子女教育與人力資本的大量支出，也會轉換成新世代數量少但人力資本高的經濟生產力，則是第二種二次人口紅利（鄭雁馨即將出版）。

也就是說，從支持比的角度來看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或許並沒有目前強調扶養比的觀點來得激烈與嚴重，這應該可以讓我們緩穩地思考相關因應政策，而不是一股腦地投入效果有限的一次性現金生育津貼等（尤智儀、李玉春2016）。

除了「經濟支持比」的新衡量方式之外，人口學家也重新思考人口與勞動力推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過往常被人口學家視為是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既有的勞動力推估以年齡與性別結構為主，可是這樣的資訊較適合評估勞動力的數量，而非勞動力的品質。近年的研究強調將在低生育率社會中增加的人力資本納入勞動力計算，例如中研院社會所鄭雁馨的研究估計，2050年的台灣勞動力將有七成是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教育程度低於高中的藍領勞動人口將低於一成。以臺灣目前高學歷女性人數多、低於六成的女性勞參率，相較於瑞典的76%女性勞參率，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是政府相關單位可以致力於擴大婦女就業，同時維持男性就業率，可以減緩高達兩百萬人的勞動力短缺（Cheng and Loichinger 2015）。

長久以來，人口學概念與知識形塑著我們如何理解人口質量與生育率對於一個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意義。台灣曾在二次大戰後世界人口爆炸的氛圍與國內經濟成長的目標下，由國家主導控制人口成長的大規模家庭計劃。近年來，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第二次人口轉型與低生育率所可能產生的經濟面衝擊，部分人口學家針對改變中的人口結構與行為提出新的概念與估算（如經濟支持比與納入教育程度的勞參率），不再受限於既有的人口替代率與扶養比等指標。這些新概念與新知識，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目前以強調拉抬生育率為主的人口與家庭政策是否適切。

生殖科技的新政治

當強調生育作為解決國安問題時，也可能引發的生殖科技使用的新政治議題。

保險套、避孕藥、RU486、人工授精……，當今人類生殖並不只是血肉之軀的運作，經常由科技作為媒介，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口政策也影響了生殖科技的價值、分配與使用。在促進生育的年代，這些生殖科技出現新的關注焦點。

首先，人工流產的規範，有了新的變化; 韓國政府意圖緊縮對於墮胎的使用，就引發了婦女團體的抗議。韓國的人工流產僅限於性侵害、亂倫、嚴重危及婦女健康時等理由可使用，但是自1960年代以來，所謂非法的墮胎仍廣泛使用，也是醫師的重要收入來源。多年來政府以減少人口為政策目標，也傾向於做為子宮內避孕器之外的輔助手段，幾乎很少落實墮胎罪。自2009年開始，南韓政府在生育率過低的情況下，政策大轉彎，多次昭告要積極取締墮胎（Sung 2012）。近日南韓衛福部更推出新作法，表示要強化處罰實行非法墮胎的醫師，最高刑責可能包括吊銷執照一年。韓國的婦女團體長期以來要求將墮胎除罪化，以確保婦女擁有自主決定生育的資源。然而，近年來面對政府鼓吹生育的人口政策，政府不只漠視婦女團體的呼籲，更透過處罰醫師，更加限縮墮胎這項醫療措施的資源。

相較而言，日本與台灣墮胎早已合法化，政府就較難以基於低生育率的理由，重新管控墮胎。以台灣為例，近幾年雖然有思考期、強制諮詢等修法倡議，在婦女團體與醫界主張婦女生育自主權的情況下，這項修法提議目前擱置未行。思考期的辯論沸沸揚揚，而政府對於避孕措施補助的縮減，卻甚少獲得注目。現今如要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是進行結紮，僅有低收入戶以及患有精神疾病、「有礙優生的遺傳性疾病」等民眾，可以獲得節育科技的費用補助。充沛的避孕資源，能減少不必要的懷孕，也有助於降低墮胎的需求，但是政府並沒有從這個思考角度來分配資源（江盛2013）。

使用墮胎與避孕的資源限縮，助孕科技卻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日本從2004年起，開始部分補助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南韓從2006年以促進生育為由，開始「不孕夫妻支援事業」，實施助孕科技的補助。台灣則從2015年開始實施，初期對象僅限於中低收入戶。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未婚的健康女性只需負責三成的費用，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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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政策變遷可看出，政府催生並非僅是口號標語、也不只是靠著社福措施來減輕負擔，往往透過生殖科技資源的重分配來進行：限縮墮胎資源、取消免費避孕、補助助孕科技。這些新政策是否有助於人口成長，常受到質疑。然而，這些政策卻很可能削弱婦女生育控制的資源，影響經濟弱勢的家庭，難以獲得所需的資助，因此，仍需要持續的公共監督與辯論。

「凍卵」這項新生殖科技，成為婦女晚婚趨勢中，熱門的科技商品。紀錄片「卵實力」描繪了演員張本渝在37歲時的凍卵經歷。電影「我的蛋男情人」中，林依晨飾演的女主角，也是在失戀之後開始探索「凍卵」的可能性。這冷凍技術訴求急凍時間，讓可能老化的卵子停格，彷彿人生就此安心繼續前進，需要生育的時候再解凍即可（Waldby 2015）。促銷凍卵的論述，經常號稱這增加未婚熟女選擇資源。然而，凍卵歷程醫療介入的副作用，解凍之後還要歷經成功率有限的試管嬰兒技術、或是延後生育可能要面對的母嬰健康風險，都較少被提及（Harwood 2009）。更重要的是，東亞社會大多仍規定異性戀已婚夫妻才能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這意味著女性仍需等到婚配對象出現，才能使用自己冷藏的卵，也無怪乎卵子解凍而受孕成功的案例仍然非常低。

紀錄片《卵實力》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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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起來，單身女性、女同志透過「精子銀行＋人工授精」的技術就能達到生育的需求，其醫療侵入性較「凍卵＋試管嬰兒」為低，費用也較便宜。然而，這些想生要透過科技生育的社群，卻受限於法令規定，無法使用新生殖科技的資源。台灣的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多次喊出要「增產報國」的意願，但是國家並沒有驚喜地回應。助孕科技可能發揮的催生力，還是受到了異性戀婚姻的社會秩序所阻擋。

無論是人口學的新計算，還是生殖科技的新政治，都彰顯科學與技術也在積極介入處理不婚不生的「問題」。面對東亞的少子女化，不只涉及戀愛巴士與生育補助的社會辯論，也需要積極投入推估參數與科技運作的再思考與監督。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在同志遊行中，表達彩虹家庭「增產報國」的訴求。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參考書目

Cheng, Yen-hsin and Elke Loichinger. 2015. Women’s Labor Potential in an Aging Taiwan: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Projections by Education Up to 205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Asian Populaiton Association Meeti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July 27-30.

Harwood, Karey. 2009. Egg Freezing: A Breakthrough for Reproductive Autonomy? Bioethics 23: 39–46.

Lee, Ronald, Andrew Mason, and members of the NTA Network. 2014. Is Low Fertility Really a Problem? Population Aging, Dependency, and Consumption. Science 346(6206): 229-234.

Raymo, James, Hyunjoon Park, Yu Xie, and Wei-jun Jean Yeung. 2015. Marriages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Sung, Woong Kyu. 2012. Abortion in South Korea: The Law and the Re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26(3): 278-305.

Waldby, Catherine. 2015. “Banking time”: Egg-freezing and the Negotiation of Future Fertility.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7(4): 470-482.

尤智儀、李玉春，2016，〈縣市生育津貼政策對夫妻生育意願之影響〉，《人口學刊》52: 43-79。

江盛，2013，〈墮胎：婦女權利、障礙和醫學倫理〉，《台灣醫學》17(2): 1-8。

林曉嬋，2015，〈國民移轉帳方法（NTA）對經濟支持比的分析〉，《台灣經濟論衡》13(4): 89-112。

鄭雁馨，即將出版，〈動力或阻力？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台灣的過去與未來〉。

駱明慶，2007，〈台灣總生育率下降的表象與實際〉，《研究台灣》3: 3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