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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毓斌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系 ◎過年與尾牙 年終尾牙宴，通常是喜氣洋洋的，即使不是為了老闆闊氣的紅包摸彩，也是為了即將到的春節假期。至於丟了工作，沒了頭路，即將面對無盡長假的勞工，還有得吃尾牙嗎？2007年一月，「裁員滾滾、招裁禁飽、薪餉四成」這三句化成紅幡，飄揚在自由廣場。那是團結工聯主辦的「失業勞工尾牙」，席開十桌。 那當然是一場抗議活動，雖然名為失業勞工尾牙，但是實際上到場的都是假失業勞工—他/她們是來自各縣市產業總工會的理監事們。這樣的行動凸顯了台灣工運的一個特質：絕大多數深受其害的勞工們，因為沒有組織，鮮能採取集體行動，而必須倚賴那些有工作、有工會的幹部們來替他們發聲。   【2007年一月，團結工聯「失業勞工尾牙」】 今年，同樣是過年前，我應邀到中研院社會所演講，題目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台灣勞工運動的挑戰」，大抵是整理我的博士論文，討論台灣的自主工會運動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所留下的歷史遺產中如何成長與受限。其實講這個題目已經很多次，有點汗顏，時間都花在教學備課上了，沒有什麼新的研究；不過專案人生就是如此，也只能這樣子活著。倒是，在場的老師們在Q&A時提出了許多問題，讓我有機會可以從幾個角度繼續發想。這篇文章就來分享一下這些自己在知識上與運動實務上的思考。 柯志哲老師的問題，大概是最一針見血，某種程度也相映了文章開頭的場景。在其豐厚的非典型勞動的研究基礎上，柯老師問說非典型僱用勞工非常難以組織，工運究竟要如何突破來進行組織呢？這個難題，不只我無法提供立即的答案，全世界許多工會組織者也是搔破頭。無論是我提的制度上的桎梏，或者是何明修講的文化面向，我們都看到台灣這種以廠場工會為主的自主工運，明顯地對於非典型受雇者採取了消極的態度。 不過，就像村上春樹說文學家不能畏懼評論家一樣，無論是研究者或者是工運組織者，這是個無以迴避的問題：How to organise the unorganised？ ◎組織的難題 非典型僱用勞工之所以難以組織，有兩個特性：一是所處產業的特殊性，比如說雇員流動性高、工作場所分散，或者僱用關係不清楚等；第二是工作特性，比如說技術性低容易替代、勞動保障低、或者工時不穩定等等。換言之，非典型僱用幾乎是集合了勞動歷史上所有不利組織的因素。可以想見，既然不利組織，缺乏工會保護與談判能力，所以勞動條件非常容易被壓低， 在中研院演講的最後，另外一位柯老師—柯志明評論我的研究可以稱為一種歷史研究，並且鼓勵我繼續再往過去的歷史追下去。他說，把故事說好，後人比較有機會看到答案。他們兄弟的提問與評論，讓我在回程路上想了許久。一些原本在博士論文先放下的念頭，又得以往前進了一些。 首先：台灣的非典型僱用受雇者，或者講廣一點，所謂弱勢勞工（18K-22K, working poor等），真的都unorganised嗎？其實不然，許多弱勢勞工其實都是職業工會的會員。   【連道士都有工會】 台灣的職業工會在威權體制下是被定位為「國家勞工保險代辦機構」（後來又加上全民健保）而存在著。受雇十人以下的勞工（1989年改為五人）、無特定雇主之勞工、自營作業者，都必須加入所屬的職業工會，才得以投保。在民主化之前，絕大多數職業工會當然都是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者/樁腳；多數職業工會由雇主或者地方政治人物把持，對於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勞資衝突不聞不問，也繼續支持著保守的全國總工會以及各縣市總工會。 ◎職業工會：從台灣到美國 說來很諷刺，職業工會這個群體是全台灣最大的人民團體（2011年底，總共有會員數275萬人），卻沒有引起多少的研究興趣。包含我在內的工會研究者，主要多是聚焦在廠場工會這個區塊（少數例外向是侯念祖的博士論文，以及謝國雄剛出版的新書），一個顯見的理由是這些廠場工會—而不是職業工會—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挑戰了既有的勞資政關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解嚴以來，職業工會本身也在發生變化：除了原本清一色偏藍的政治屬性逐漸鬆動之外，職業工會的分化也日趨激烈，1987年只有1286個職業工會，到了2011年，已經成長三倍達到3891個。有利可圖、分裂另立都是可能的解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因為競爭激烈，現在的職業工會不再像過去只要等著會員上門投保就成，而必須採取比較積極的招募手段（recruitment）才能存活。 職業工會的組織範疇是「跨工作場所/公司行號」的，這與廠場工會固守於單一廠區/公司的範疇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這裡，或許我們可以找到讓台灣勞工運動再活化的可能。不過再繼續討論台灣之前，讓我先插一段美國工運的歷史發展。 很多人都知道，美國的總工會「勞聯-產聯（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tion, AFL-CIO）」是由兩個總工會在1955年合併起來的：AFL成立於1886年，是由工匠工會、職業工會以及早期的行業工會所組成的；CIO則是成立是大規模工業生產定型的1936年，主要是涵蓋了製造業的藍領工人。AFL-CIO在戰後保守的工會意識，狹隘地定義為只為現有會員服務，使得工會組織率在1970年帶後逐年下滑，進而在1980年代末引發了美國工運的大辯論：既維持既有的服務型工會主義vs轉型成為對外拓展的組織型工會主義。後來顯然是後者佔了上風，許多工會開始轉移力量去開拓更多會員。但是，仍有許多工會嫌ALO-CIO的領導階層太過保守，轉型不夠，於是有部分工會在2005年宣布退出AFL-CIO，另組一個新的總工會，從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企圖心：Change to Win（所以我們現在知道歐巴馬08年競選口號從哪裡來了….）。 Change to Win的戰營中的主力是「服務業雇員總工會（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這個工會早期是ALF的會員工會，以組織建築業工人為主，後來演變成跨行業的服務業勞工的總工會。其中最有名的一波運動就是後來被英國導演Ken Loach拍成電影「麵包與玫瑰」的Justice for Janitors，成功地在美國許多都市組織了保全與清潔工（許多是拉丁美洲移工）的工會。 UCLA 的社會學者Ruth Milkman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書：L. A. Story來回顧這段洛杉磯地區移工組織的歷史。除了特殊的歷史與產業因素之外，Milkman注意到一點：對照於CIO系統工會慣常以大工廠/福特主義生產單位的工會運作型態，AFL系統工會依照職業，而且跨工作場所的組織慣習，特別適合於新興的低階服務業或者是僱用關係複雜的製造業外包體系。這解釋了為什麼SEIU以及另一個Change to Win主力工會UNITE HERE（旅館、餐飲、紡織、成衣工聯）在組織擴展上成績比傳統的CIO工會要好。 【Ruth Milkman寫有關於洛杉磯城市的移工組織歷史】 … Continue reading 新年到，揮別「招裁禁飽，薪餉四成」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