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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諄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河川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過去河川在都市發展文明的歷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原本農業生產時期所具備的交通運輸、水源供給與灌溉功能，到了都市化及工業化帶動的發展過程中，一來都市人口遽增，導致原有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無法因應快速成長所帶來之需求，再者河川兩岸原有的農業土地隨著工業化帶動下逐漸轉為工廠用地，河川成為都市污水與工業廢水排放之處，導致環境品質降低，河川到處是廢棄物與垃圾的現象。 【台南二仁溪周遭的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河川，在今日仍然可見】 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後，河川與都市發展的關係又重新受到重視，歐美先進國家在1960年代開始新一波的水岸再發展熱潮，將水岸原有運輸、製造、倉儲等功能轉變為文化藝術、休閒娛樂等使用，進而與都市內的公園綠地系統連結成完整的水與綠都市開放空間系統，甚至賦予其文化及歷史意義的價值。是以，河川流域的空間規劃發展思維也成為是近年來受到重視的主要議題。 當前「都市河川」（Urban River）一詞通常都伴隨著生態復育的目標，許多環境學者呼籲應透過污染減量、公園綠地開發與藍帶建構將河川重新整合至都市生活中。因此，在河川整治的過程中，除了廢污水處理、生態復育工程及相關硬體建設外，應更進一步思考河川、人與都市環境之間如何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尋求一種河岸空間與生活結合的空間生產模式，也成為是河川整治後，帶動城市空間轉型的新契機。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都市河川？ 河川是都市環境構成的一個重要關鍵，近來隨著台灣環境意識的覺醒，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重點，特別是河川水患、水源開闢、河川溼地生態保育與水源污染議題等，更使河川成為台灣政治經濟與環境的重要議題。 每一個都市的形成與發展都與其所在地的水系緊密相關，這些水系除了具有防禦、運輸、防洪與清潔的都市功能外，同時也是多種在地生物棲息地與空間活動的通道與媒介，更是都市景觀美學與歷史文化的載體。因此，當今的都市河川扮演著五個重要的功能角色： 生態廊道：是水與各種營養物質的流動通道，也是各種在地物種的棲息地，在現代景觀生態學意義上，河流廊道具有維護大地景觀系統連續性與完整性的重要意義。 文化資產廊道：都市的歷史與文化常常與都市河流密不可分，故事與歷史遺跡往往沿河道發生與保存。 綠色休閒廊道：成為都市居民步行與自行車動線的最佳通道，也是未來觀光的最佳場所。 都市景觀介面：是人與自然、人與人、都市與自然交流的場所，從視覺與景觀認知的意義上，是一條不可或缺的邊界。 都市生活的介面：沿著都市河川而展現市民生動的日常生活。  【整治後的高雄愛河，成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個空間】   因此，河川是都市整體環境發展與文化構成上，不可割離的一部分。從過去的歷史脈絡來看，從聚落社會與河川結合的農業生產模式，到支配河川的工業生產模式，進而轉變至後工業生產模式時，如何進行河川與都市社會關係的重建，這些生產模式的演進，是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也在不斷的社會衝突中，界定著都市河川的功能與意義。而河川在既有的地理區隔功能上，常使得都市河川兩岸間的互動隔離，形成截然不同的發展樣態，在都市不斷的擴張發展下，如何接合河川兩岸的空間發展，並重構與河川的生態秩序關係也成為是都市治理的重要課題。  【整治後的首爾清溪川，也一樣成為居民日常生活休憩的空間】 ◎邁向河川都市主義的架構性思考 河流如何成為城市的靈魂意象？就如同塞納河之於巴黎、泰晤士河之於倫敦，一座城市能有一條河流通過，就如同其臍帶與嬰兒的血脈連結，帶給人們一個兼具生態景觀、文化涵養與藝術美感的生活環境。 當代社會學中，有關都市與都市生活的概念大多建基於芝加哥學派著作上，在Louis Wirth的「Urbanism is a way of life」一文中，對於都市做了一個比較狹義性的社會學定義，他認為都市是一個相對大的人口數量、密度與社會異質性個人所形成的永久性聚落，並從這些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來推論都市生活方式的主要脈絡。是以，都市主義是一種尋求理解在這個都市空間中發生的生活方式，其涉及文化議題、日常生活的含意、符號與模式，以及適應都市環境的過程，也涉及街道、鄰里與都市層面的政治組織形式。 因此，河川都市主義不是指固定的空間計劃書，而是一種在行動中的實驗與嘗試。河川都市主義所強調的河川水岸空間並不只是一種表演的場所，而是生活區，以住宅為中心，融入文化、藝術及娛樂等活動，並涉入提供場地居民就地就業的機會。因此，河川都市主義可從兩個主軸來進行都市生活方式與空間設計上的理解： （1）河川復育（River Restoration） 河川復育係從河川生態環境復育與清淨水質重建，到河岸空間景觀與文化傳承，藉由河岸周邊地景及社區空間的維護與轉化，再現河川的文化價值與魅力。 （2）河川治理（River Governance）： 河川治理是一種環境治理的社會再造運動。基本上，它是關乎長期的溪畔社區空間營造與公私夥伴關係重建，以強化河岸周邊社區居民參與並厚植河岸社區社會資本，累積社區凝聚力為其目標。透過有效地動員在地文史工作室、社區發展協會以及社區環保義工隊，以及非在地的NGO團體與學研單位，促進在地參與，藉此建構成為河川環境治理的新社會網絡。然而，此一網絡的發展，應該配合國家政策來一起推動，通過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以及由上而下的政策輔導，成為一個雙向的河川治理制度網絡。 ◎萬年溪整治與空間轉型:舊記憶與新風貌的時空交疊 屏東縣政府從2009年起開始進行萬年溪整治工程，以「水源補助」、「水質改善」、「河道整治」與「景觀改善」四個面向，推動生態工法施作，以恢復萬年溪自然生態。預計完工後，可提供三萬五千六百平方公尺的綠地面積、八點三公里的人行步道與三點七公里的自行車道，成為屏東市區水與人最親近的藍帶軸線。筆者因地利之便，有幸參與萬年溪工作團隊，也見證著萬年溪整治逐步呈顯的改善成果。   【在萬年溪上游建構12公頃濕地，以自然淨化的「自然重力方式」注入萬年溪乾淨水源】 過去萬年溪由於都市開發，經濟發展帶動的快速工商業化後，使萬年溪周遭的農業用地被快速的轉化成住宅與工商業用地，萬年溪原有的休閒與灌溉功能，也隨著時代變遷而逐漸被取代。然而，萬年溪整治工程的完成，帶動了屏東市區的人文教育、環境景觀與社區聚落的各項發展。簡言之，萬年溪是屏東市區的人文記憶圖像，並結合現今溼地生態廊道與後續景觀環境的建構工程，承載著舊世紀的記憶，也正建構新世紀的風貌。然而，在都市硬體工程建設改造相繼完成下，如何透過外在景觀環境的形變而內化於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質變，將是都市河川治理的下一步值得觀察的焦點。 【上圖：過去萬年溪河道曾因希望配合交通運輸而以水泥鋪面將河道加蓋，圖中河道柱狀物即為河道加蓋工程之結構支撐。下圖：因市民團體反對而暫緩加蓋十餘年，這些水泥柱在這次整治工程中已一併拆除。】 ◎小河川的大轉變 還記得小時候的課本曾經有一則故事是這麼說的：一個生性慵懶邋塌、不修邊幅的人，其住所也凌亂不堪。一天，有人送他一束鮮花，他靜靜的欣賞那束美麗的花，便開始找出塵封已久的花瓶，洗擦乾淨後，將花束插起來。突然發覺桌上積滿了塵垢，擺上鮮花很不協調，於是便將桌子收拾乾淨；但環顧屋內，蛛網塵封與桌上鮮花成為強烈對比，便開始整頓室內環境；室內環境整頓好之後，看到院中亂草叢叢，於是也將院內四周清除乾淨，然後覺得心中非常舒暢，經過鏡子一瞧，發現自己蓬首垢面，衣衫齷齪，與整潔的環境、美麗的鮮花截然不配，只好再將自己梳洗修飾一番。最後，這一束花朵，使得他整個人與環境都更新了，進而從外在環境而內化自己的心靈，成為一個奮發向上的青年。 這則故事轉變到都市河川整治工程時，不也正是都市決策者與規劃者所懷抱的想像嗎？ 都市河川的多重樣態皆忠實地記錄都市發展變遷。是以，都市河川發展與都市規劃密不可分，而結合都市河川整治的水岸發展是一個都市過度成長之再生途徑，水岸發展之成敗繫於河川保育之良窳。以往圍堵河川之水泥思維，不僅切斷河川生物棲息地連結，更忽略當地河川生態紋理與民眾需求等整體考量方向。 【台北中研院附近的四分溪，以水泥高牆阻擋洪水，但也切斷了自然與社會跟此溪的關係】 都市文化會透過人類的活動而呈現在特殊的空間地景中，也會藉由獨特地理景觀的詮釋與塑造而展現。透過整治後萬年溪的改變，進而引發都市空間轉型與生活方式的重構，成為屏東河川都市主義所要詮釋、挪用、塑造與建構的重要標的，既是實質存在但不斷演變的地景，也是文化再現、想像與情感依附的對象。而萬年溪的水文重建運動所帶動之公民參與，也成為社區空間再造與社區意識凝聚的主要動力。 台灣雖小，但在地理環境與人文發展的歷史進程上，卻是相當龐雜而多元，本文所提的萬年溪案例並不能代表台灣所有的都市河川。其他的都市河川在地理環境、經濟生產與社會文化面向的發展極為不同，這些都需要進一步作更多的案例討論與後續延伸觀察，才能豐富河川都市主義的發展思維。 「偉大的城市，必定擁抱河流。人們對待河流的態度，決定了城市的風貌，更展現了城市人群的風格與氣度」～『萬年溪：母親的過去/現在/未來』電子繪本。

鄭力軒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  寒假期間與家人遊覽紅毛港文化園區，一望無盡的大海景觀固然宜人，但園區由來的解說卻不清不楚，這其實反映出該地區過去激烈爭鬥歷史轉化為靜態文化展示所碰到的尷尬，也燃起我書寫「我所認識的高雄港」的衝動。以田野方法的古典理論來說，要分析一個文化或社區最適合的位置是來自異文化又融入當地的研究者，一方面有外來者的差異感，可以對許多在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與規則能產生反思，另一方面又能夠進入在的文化體系，能夠釐清研究對象背後的文化邏輯。暫時撇開這個說法近年來受到的巨大挑戰，來到高雄工作接近五年，做了一些在地產業研究，也指導了幾篇以在地現象為主題的碩士論文，或多或少處在古典田野方法論所主張的研究位置上。在這裡就一個以來自外地的高雄市民及研究者的角度，勾勒我所觀察到形塑高雄港空間的三種互相鬥爭、協商的空間邏輯。   【紅毛港遷村前後的空照圖，2005年圖的藍色框框部分，即是紅毛港】 ◎被計畫的高雄港 很多人常有一個錯覺，以為高雄港歸高雄市政府管，這是為什麼高雄市長選舉時，高雄港的貨櫃量總是被特定媒體拿來說嘴的原因，但稍微了解情況的人都心知肚明，誰才是高雄港的老闆。高雄碼頭跟周邊用地直屬於交通部港務局管轄，幾年前甚至有高大的圍牆隔離高雄港與市區。後來高雄市政府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構，一開始為了要跟港務局對等(抗？)，成立的單位名稱是高雄市政府港務局，但雪片般來的各種公文、要求，都不是高雄市政府有權限處理的事務，多數都必須直接轉給「真正的」港務局。不堪作為「港務局信件轉寄中心」的困擾，高雄市港務局很快就更名改成海洋局。至於海洋局業務，十之八九都是「和中央政府協調」。 這個「港務局」的小波折凸顯出誰才是高雄港的老闆。更深一層來看，這反映出因港而生的高雄市「被計畫」的深層歷史紋理。打狗雖然從清代開始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但要從日治時代開始，港口才從自然生成的通商口岸與市集轉成國家計畫的大規模建設，而港口重要的戰略位置又衍生了其他的發展計畫，奠定了高雄不斷被計畫的命運。從哈瑪星的填海造陸，縱貫線鐵路完工，鹽埕的崛起來自於港口，又大又直利於運輸的道路來自大規模市街改正。高雄港口也衍生出世界最早的加工出口區，促成了十大建設重工業的落腳。在這個「被計畫」的脈絡下，高雄像張白紙不斷在圖面上被擘劃，編織著一個又一個的發展大夢，甚至到今日都仍然被丟了「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計畫。 【圖為日據時期的打狗港與填海造陸的哈瑪星。日據以來高雄都市發展脫離不了「被計畫」的命運】 高雄的政治經濟離不開一個又一個遠在中央所制定的計畫。這些計畫當然帶來了一些榮景，帶來許多城鄉移民，創造新的社會關係，但也帶來無數的光怪陸離，像是紅毛港的發展。1968年高雄港第二港口開通，紅毛港被大筆一畫，先被劃入臨海工業區，之後又被劃入大林商港區，從此開始全區禁建，展開長達半世紀的「遷村」行動。當年的規劃案對人口兩萬且為南部漁業重鎮與區域政治中心的紅毛港地區，僅僅以「本區尚未開發」草草帶過，在多年禁建之後，環境早已殘破不堪，加上周邊臨海工業區的擴建，將紅毛港包夾成為一個破落的孤島。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手段，就是透過A計劃衍生B計畫的脈絡下，又生出一個大型計劃，用「洲際貨櫃碼頭」的名義編列預算作為遷村補償。 在高雄市區裡，被計畫的紋理最鮮明的影響就是無所不在的中央。合併前的高雄市是台灣受中央政府控管面積最龐大的主要都市。高雄港歸交通部港務局管，左營軍港跟柴山歸國防部管，前鎮漁港歸漁業署管，加工出口區歸經濟部管，龐大的國營事業包括中鋼、中油、台肥等也歸經濟部管，甚至原本市民使用的西子灣海水浴場也一夕之間被教育部接管（對不起，就是本校）。如果考慮到仰賴中鋼、中油生存的龐大中下游廠商與包商，中央政府在高雄可說是無孔不入，甚至高雄捷運公司的最大股東是中鋼，一開始營運時的董事長還是由台北的經濟部所指派。這注定了不管中央或地方由誰執政，與中央部會官僚的角力構成了高雄在地政治與社會的核心議題。 ◎生活世界的高雄港 中央政府可以大筆一揮計畫出一個一個專區，劃出方格狀的道路與社區。然而要填滿這些根據抽象原則畫出來的空間，卻是在地的居民與外來的城鄉移民。生活世界不斷，也可以說必然，溢出原先抽象的規劃，實質的空間使用與治理，就在一定範圍內向住民的生活世界靠攏，產生新的生活與政治秩序。這個生活世界與抽象計畫的差異，最清楚的顯現在高雄港正面與背面、或者說海面與陸地的落差。從海面上看高雄港，看到的是一個個清楚劃分的碼頭與造船廠。多數的碼頭都可以清楚連結到不同時期的國家發展計畫，連結到一個又一個的中央政府大型專案。然而儘管近年來高雄空間解嚴，港口與市區的分隔大量縮減，多數碼頭與專區仍然設有清晰的門禁；從陸地上只能看到一座又一座的圍牆或鐵絲網。相對的，環繞在港口周邊的社區，不管是旗津或是前鎮，所看到的是類似台灣多數鄉鎮般長出來的空間；狹窄的巷弄、通往四面八方的機車、坐在路邊聊天下棋的老人、香火鼎盛的廟宇。這些港口內外的牆或鐵絲網所隔開的，既是空間的，也是階級的；真正在港口事務中具有權力的管理階層很少住在這些地方。相對的，這個牆外的、缺少大計畫、也缺少有效監控的生活世界，則是高雄草根意象的來源，不管這個是數百年的在地社群還是1970年代落腳的城鄉移民社區。人情世事以及所衍生的利益交換，與草根的道德直覺，支配了這些社區的傳統政治。 【哈瑪星的廟口是常民的生活世界，逸出「被計畫」的軌道】 生活世界與計畫空間絕非相安無事，兩者間的力量也絕非對等。民主化以前生活世界只能做為落伍的、等待開發與計畫的對象，隨時可以因中央計劃部門大筆一揮而消失，一個社區的存廢往往只是規劃人員的一念之間。為什麼同樣是漁村，人口數差距不大，同樣面臨大量港埠建設，旗津和紅毛港卻命運迥異，至今仍然是個謎。不過雖然高雄港的生活世界與規劃世界被隔離，仍出現一個異數，那就是漁船，不僅高雄港周邊的漁村社區可以自由進入港邊的通道，漁船一出海就難以監控的特質也使得漁港成為權力規劃的破口。高雄港內及周邊的近海漁業，不管實際上是捕的還是買的，從未因高雄港成為世界主要貨櫃港之一而消失。小型漁船穿梭於不斷進出的貨輪中，構成許多港務專家口中世界港口中罕見的現象。 這個高雄港空間治理上的妥協，不僅提供地方政府參與高雄港務的狹窄空間(高雄市海洋局的前身就是專管漁港的建設局漁業課)，也在民主化後構成對抽象空間權威最大的挑戰。1996年紅毛港自救會，史無前例的利用漁船封鎖二港口的封港抗爭，迫使政府更進一步面對遷村的歷史問題，堪稱是這個長年受中央計畫擠壓的社區最大的反撲。然而，民主化後的反撲固然鬆動了中央計畫的絕對權威，卻無法真正撼動兩者間的不對等地位。   ◎被觀看的高雄港 相較於長年存在的中央計畫與生活世界，近十年浮現出來另一個趨勢，就是以地方政府為主體，企圖將高雄港打造成為被觀看的空間。這些趨勢使得港灣從過往運輸與生活的場域，轉變成為潛在的觀光場所，也提供地方政府一個施力點來挑戰港務局的權威。這個新興的空間運動最核心的特徵是將空間象徵化，建立吸引人，特別是吸引觀光客的符號體系。景觀，而非運輸或日常生活的實用性成為規劃的主要目標，至於這個符號來自甚麼脈絡，實務上常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港埠的巨大建設可以成為游港船觀看的景點，香蕉碼頭可以作為餐廳，離島兵士上船地點可以詮釋成為真愛，而旗津也可以重組成為聖淘沙。最經典的或許是紅毛港文化園區：這個歷經三十八年堪稱台灣最荒謬遷村案，在遷村完成後也可以重新成為一種可以被觀看的文化。 這個「被觀看」的趨勢的誕生，既非來自一聲令下的中央權力，也非純粹來自草根的生活需求，而是在新的政治經濟局勢裡，來自高雄以及台灣各地所浮現湧出匯聚的新生力量。這個新趨勢匯聚了幾個政治經濟的微妙變化：經濟的後工業化以及製造業外移後找尋新經濟出路的壓力，都會新興中產階級的休閒需求與文化品化，長期本土化以及社區運動所帶來地方意識的躍升，以及日趨激烈的政治競爭帶來新的許諾等，這些因素催生了新的空間邏輯，而使景觀的營造成為地方政治的競爭利器。作為一個因港而生的都市，高雄市政府無可避免地必須將高雄港擴建與轉移後產生的閒置空間，進行轉化，做為施政的重點之一。 【高雄港口近年來逐漸轉化為觀光的遊憩地點，包括遊艇休憩】 相較於中央計畫所仰賴的抽象規則與威權，地方生活世界所遵循的是義理人情，然而這些空間的形成與碰撞的解決往往蘊含了更複雜的社會與權力關係。主導這個新興空間邏輯的，是來自在地與外地交織的的目光。這個目光可能是外地觀光客的凝視，可能是市區中產階級「高雄跟上潮流」的成就感，可能是中年人「有地方可以帶外面朋友去」的面子，可能是生活品質改善的實質感受，也可能是帶有文藝文創的大義名分。這些對都市新景觀的渴望，推動了新的價值生產，提供了這個新的空間運動的政治與經濟基礎。 儘管符號可以轉化既有脈絡，景觀的建設與中央理性計畫和地方生活世界間的碰撞仍然無可避免。五金街拆除以及舢舨船廢除的爭議，駁二將倉庫指定為文化用地所引起倉庫業者的抗議，乃至與港務局的碼頭爭奪戰，都顯示出這個新興空間邏輯和其他邏輯間的衝突。景觀的改善也屢屢在政治攻防被質疑並不真實，沒能解決「真正」的問題。然而與之前衝突不同的是，被觀看的空間的擴張更接近陣地戰，也就是透過一次次折衝樽俎建立「成功」的個案，在透過一個個個案取得整體性的成果。當被觀看空間的建構成為都市政治的主軸是，也意味著新的都市政治邏輯的浮現。   ◎結語：重層交疊的高雄 在遊覽紅毛港文化園區的時候，不斷聽到來自高雄的遊客向其他同行友人說明的紅毛港史。就偶然聽到的片段來看，每個人似乎都有不同的歷史解釋與立場，某個意義上正凸顯出前述這些不同空間邏輯所交疊出多重的社會紋理、所衍生出高雄發展的多元歷史敘事以及市民不同的歷史記憶。就我觀點，理解這個城市過去以及勾勒未來發展，必須揚棄以文化或發展之名建構單一邏輯、單一敘事，承認正視重層交疊的歷史，並挖掘出不同機緣下來到這個城市的居民的生活世界，這也是社會學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註1：本文的兩張地圖圖片，感謝由中山大學葉高華老師所提供】 【註2：對紅毛港遷村案有興趣的可參考 ［陳維展 2011 國家開發計劃與社區抵抗：以紅毛港遷村案為例］，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