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紀念達瓦諾布教授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史將永遠記住,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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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廣場上台灣民眾聲援圖博。迄今有121名圖博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議中國統治】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

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St 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以英文寫作出版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文化生活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辭藻,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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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博上空的紅星」此書,達瓦諾布除了批判中國的殖民,也批評圖博舊社會的封建體制。左圖為1936年的富裕家庭】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Tibetan Review (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取得博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主張「工人無祖國」,強調階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條件,進而構成共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2001)等書。達瓦諾布試圖從當代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經驗,提出中藏關係的新見解,並思考圖博問題的出路。

作為一個歷經流亡的圖博人,達瓦諾布見證了圖博當代歷史的變遷,面對民族命運的困境尋求出路,並以此作為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知識份子使命,他在書中寫道:「親身的經驗幫助我看透那些捉摸不定事物的內在動力本質。因此,我將民族主義看成一種普世的類別,但卻是透過特定的文化媒介而產生的,對活生生傳統的親身經歷,使我能夠成為局內人,並因此與眾不同。」社會科學的現代教育訓練,讓他能夠以更開放的格局,從國際關係和現實政治的結構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在China’s Tibet Policy一書寫道:「這是一個對圖博問題沒有預設立場的研究,包括從最早的中藏關係,到後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權力、政策和執行都一樣。就如同我一貫所主張的精神:對話、討論和辯論。」,儘管如此,他依然強調唯有尊重圖博文化主權獨立,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否則任何對話都是空談。

BanchanLama【班禪喇嘛踏上北京之途後,隨即『被安居』在異鄉】

由於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洗禮,他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對於流亡政府的封建作為提出批評,在當時依然保守的流亡社會中,此舉被認為是破壞團結:在國家存亡危急之際,救亡圖存是最高使命,大家都應該砲火一致地對外,為何還要暴露自己的問題,落實中共的宣傳口實?加上他的教會教育背景,使得他經常被批評為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甚至被懷疑為中共間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以及人身的攻擊。為了防止情勢失控,達賴喇嘛曾經出面公開呼籲:「這是一株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雖然品種不同,但因為有這株玫瑰,才使我們的花園更美麗,我們應該保護他,而不是將他拔掉。」但整個過程,導致他承受極大的壓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疾病抑鬱而終,在58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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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說,達瓦諾布為圖博花園帶來更多的色彩與美麗】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時代的先知

近年從事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時,一直找不到圖博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直到發現達瓦諾布的研究。他的研究是走訪藏人定居點的觀察,而所發表的論文和專書章節。我曾在2006年年初寫信給他,希望到印度進行田野時,有機會向他請教相關的議題。然而,此時的他已經深受精神疾病之苦,無法跟我見面。當時回信和在印度接見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在尼赫魯大學社會系的同事。雖然我還期待著未來他能夠病癒而見面的機會,但不久之後,就傳出他去世消息,這一面永遠再也不可能了。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他的家人,跟仍保留著他研究室和宿舍的學校。在那佈滿塵埃的書架和凌亂的書桌上,排列著我很熟悉的發展社會學、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等書籍,從這裡可以看出,達瓦諾布希望持續透過跨國比較的觀點,尋求對圖博問題提出超越兩邊對立的觀點,摒棄政府宣傳之陳腔濫調的努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他的書房中,竟然蒐藏有翻譯成圖博文字的台灣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刊物,可想而知,他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並希望從台灣的境遇和經驗找尋可能解決的線索。在那一刻,我真正覺得沒有機會向他請教,實在是莫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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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前的達瓦諾布,探討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與民族主義,

他可能曾嘗試從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來理解此議題】

雖然達瓦諾布已經離開人世,但隨著國際政治局勢演變,流亡社會內部民主化,以及圖博人接受現代教育的影響,越來越多流亡社會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他作品的價值,體會到他對圖博前途的用心,進而將他尊崇為知識份子的典範,追隨他未竟的志業。雖然我沒來得及見到他一面,但那次的書房拜訪,卻如同見到他本人般的相會,心領神會他一生所要追求的理想。他不但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更是用生命將他的知識透過作品為他的圖博社會服務。由於流亡社會還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他進行的公共社會學行動,就像是圖博花園中的外國玫瑰,成為異類。

再過一個月,就是達瓦諾布辭世七週年紀念,僅以此文紀念這位孤獨先知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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