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花開，又到了博士求職「祭」

曾薰慧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學者

今天走過社會所樓下，看到幾位研究生穿著畢業袍拍照，歡樂的笑顏，襯著紅磚與綠草坪，美不勝收。這幅景象不禁讓我想起當年碩士班畢業後，因著一股對學術(作為一種生活/存狀態) 的嚮往而繼續的海外博士求學生涯。然苦哈哈的論文寫作過程、畢業後如雲霄飛車般的人生際遇，母親「學海無涯，回頭是岸」的召喚，以及生活周遭種種關於「女博士」的言語恫嚇 (例如: 「沒人敢娶女博士的啦，妳小心孤老一生，死後屍骨被你養的小貓給啃爛了」等驚悚話語!)，在在考驗著我找學術工作的意志。

【拿到博士學位後，會不會開始像馬戲團的空中飛人，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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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平日燒香拜佛挺管用，就在台灣境內找工作幾近絕望之際，我喜出望外地在香港拿到了一份專任工作，人生頓時黑白變彩色。就著今日所見有感，加上近一兩年來常被諮詢關於讀博出路優劣等，我這個巷口文就來「應景」一下，談談關於人文社會學科博士「找工作」這檔事。我將使用人類學式的經驗與觀察，從自身多次失敗的經驗談起(一次成功就沒甚麼可談的了)，分享海內外就業市場及面試文化差異的觀察，並以此回應台灣博士/高等教育的困境 (雖然這已是個老問題，但我還是要繼續重覆，以彰顯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另外，還要感謝編輯大人讓我在巷子口大呼小叫，也感謝大人的提醒，為避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先在此申明，這篇「敢死文」乃是整合這幾年個人、周遭朋友及網友經驗所寫而成，因此只能呈顯James Clifford (1986) 所謂「部分的真實」(Partial Truths)。對於那些建制完善的系所及態度合宜的審查者，你們不在本文討論脈絡中，煩請自動對號離場。最後，讓我斗膽引用一位教員朋友的話，以此自我惕勵，並分享予其他走過「風風雨雨­」的朋友們: 「莫忘初心，我們都不要成為那些說話苛刻的審查者。」

◎讀書與工作: 一個世界兩樣情

首先，現實的情境是: 讀書與找工作是兩碼子事，搞混了，你就憂傷了。

讀書是浪漫的，找工作是殘酷的。書讀得好不代表能找到好工作，拿到好工作也不見得是書讀得好的結果。找工作除了基本實力配備，個人的「運勢」也相當重要—也就是看個人的研究領域與當年度的市場需求配置是否吻合。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博士後期間，認識許多被「卡」在哥大校園裡的優秀人才。其中一位同事的老婆從名校畢業，擁有在一級期刊發表的論文，然就是沒有學校開她研究領域的缺，令她只能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夫唱婦隨。這點令她十分難受。然而追逐市場趨勢而選擇研究方向的策略也屬不智，因為近年熱門的研究領域很可能被近期畢業的新科博士迅速填滿，新進博士生在剛讀博時熱門的研究領域，畢業時該市場需求極可能已經飽和了。因此，好好深耕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使之與相關領域的研究或理論產生對話的空間，尤其寫論文時三不五時找人答辯一番，可能是培養底氣比較好的方法。底氣夠了，再來就是包裝，剩下就是等待。

我的博士學位是在美國拿的，冷僻但有趣的人類學。因為自認語言能力不佳，自讀博的第一天起，就沒想留在美國任教，也因此沒有花太多時間研究美國的工作環境。直到論文進行了一半，周遭朋友已開始進入就業市場，彼此間的問候不再圍繞感情的八卦，而是“Are you on the job market this year?” 才發現老是依靠學校奶水度日不是辦法，「找工作」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要斷奶，首先必須衡量，想留在美國還是回台找工作，因為兩者操作的邏輯不太一樣。抱著測水溫的心情，我在畢業的前一年開始投入美國的就業市場，準備履歷、撰寫cover letter，循著前人的經驗，按表操課。

因為美國移民政策的規定，學生畢業與就業之間的空窗期不可長於三個月，因此最保險的做法是找到了工作再畢業，學校總是這樣教[i]。但是若想回台灣進行卡位之戰，恐怕得遵行「早回贏面大」的策略，先找學校兼課或做博士後，再慢慢與過去失聯的學界接合。雖然台灣學界的教師招募機制已相當現代化，但對就業市場上的新科博士而言，「血統」與「關係」的幽靈仍纏繞不斷。標籤與派別，依然是回國尋找就業契機的新科博士在踏入國門之前會被迫學習的地下知識—無論它管不管用。當然，這絕不是說美國學界不存在「關係」的識別機制。在美國，「靠關係」的說法仍時有耳聞，然對於這個「關係」的理解較非基於­我們在台灣所熟悉的「血統」或「派系關係」，而是指導老師與推薦信撰寫者的給力度。只是當求職者的數量大到一定程度，每位求職者所擁有關係資本的濃度便易被稀釋。意思是，當大多數的求職者或多或少都有給力的教授提供學術人際網絡，這層「關係」就不太為「關係」了。再者，這些關係說到底在現實上貼近多少真實，從來就無從得知，因此，毫無必要因為推測某位申請者擁有較強大的關係資本而放棄參與競賽。相反地，我認為我們應將每次的參賽機會都當作是得來不易的練習機會。換句話說，就算真的知道是陪榜，也要陪得有意義。

相較於本土博士，在台灣就業市場上，洋博士算是相當享有特權的。現在許多學校招聘時偏好聲稱能使用英語教學的老師，外國的品牌學校因此成了保證。然而事實上，台灣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能力其實並不差。參加過國外論文發表會議的台灣研究生大概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即聽了國外名校的同儕發表後，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思想概念邏輯「也不過爾爾­。」其實這樣的評論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台灣學界源自內在的「崇洋媚外」情節，且這種情節透過多方且實地地與國外學生接觸即可消融。類似地，之前聽過一些在台灣讀碩士，留美讀博士的同學提到，在台灣，大學可當碩士讀，碩士可當博士讀，博士可當教授升等讀，意思就是台灣的學術訓練不只不比國外差，還常常「越級訓練」。過去時有耳聞台灣的留學生將碩士論文翻譯成英文再加點佐料就成了博士論文，一點也不起人疑竇，就是一個例證。

【土博士比較會做甜點跟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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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台灣並非無法培養出自己的學術人才，重點乃在於台灣的教育單位是否願意投注更多心力，鼓勵並無條件資助博士生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或以短期訪問國外學校的方式從事國際交流，藉以拉近本土與國際的距離(以及本博士與洋博士的距離)。其實在網路如此發達的時代，要跟得上國外的學術思潮一點不困難，關鍵常在個人的學習動機及指導老師的勤奮度，就讀學校並不能反映個人的學習成果。一言蔽之，好的求學環境(好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充分條件，但絕非必要條件。當然，出國求學的好處多，常不止於學術研究，還包括語言精熟度、見聞廣度及生活技能的養成等。但這些附贈的「所得」是否應該在就業市場上被蓋括衡量為洋博士的優質條件，我個人乃持保留態度。

◎天差地別的面試文化

本著好奇嘗鮮的精神，我在論文接近結束時開始了第一年的工作申請，並給自己五年的時間試試手氣。五年，是傳聞中拿到一個專任缺平均要花的時間。在美國(許多國家亦然)，學術市場早已經供不應求。尤其在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之後，各個學校預算縮編，教職員裁撤恐慌，徵聘凍結，連續幾年下來累積不下上千名無業博士。上百名申請者搶一個職缺，甚至是上千名搶一個博士後，對準備進入就業市場的準博士們，早已不是新聞。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F)在2011年的統計，該年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者約有555位，其中34%畢業即失業，只有33%的幸運兒成功就業(不包括19%的博士後)，其中七成在學術界 (73%)，三成分散在政府部門 (8.6%)、業界(4.9%)及非營利組織(10.3%)。社會學博士的命運好點，在656位畢業生中，「只有」27%畢業後啥都沒有，43%成功就業，包括在學術界 (85%)、政府部門 (6%)、業界 (2%)，及非營利組織 (4.6%)。這樣委靡的就業市場在2012年後稍有起色，但差別不大，鳳凰花開時仍然哀鴻遍野。然而了解了這個市場狀況，準博士們就不會抱著「一步到位­」取得教職的不實期待。事實上，在如此競爭的市場中，被拒絕是常態，只要拿到面試資格，就應當視為對自我學術能力的一種肯定。當然，話雖是這樣說，對不習慣收到拒絕信的新手博士而言，心理還是非常折磨的。

我在美國及亞洲地區(包括台灣)嘗試了三年的專任教職應聘，很幸運地累積了不下十次失敗的面試經驗(包括視訊面談及校園參訪)。接下來，我想簡單地分享我所經驗與觀察到的國內外(美國為主)面試文化的差異，希望藉以扭轉台灣學界對於面試文化的既定認識。

經驗過美國校園參訪(campus visit)的應聘人士應當都有類似的愛恨交集之感: 免費機票、住宿、高級餐廳，專人接送，全程像上賓一般地被接待；但相對地接受「試煉」的時間亦較長—短者一個整天，長者兩天至三天。前人們總是諄諄教誨，從早餐開始到晚上回到飯店房間之前，千萬要撐住表現，連吃飯聊天時也不得鬆懈—因為這是教室與辦公室之外觀察一個人的性格是否和善樂群，作為同事是否好相處的機會。一般而言，校園面談包含兩個部份:個別面談與演講(或試教)。前者由系上老師一對一(或二三對一)與應聘者對談 (這在台灣是以化零為整的方式一次解決)。我的經驗是一次一人一小時，談話內容包山包海，但大致不離研究分享與「假設你今天進來了」的相關問題。面試者以同事(而非考官) 的姿態與應聘者「抬槓」，內容看似閒談，實可由應聘者的回話內容探出她的知識程度與工作態度 (例如對該系所的熟稔度)。

在美國，徵聘機構及面試者那種「就算不讓你上也讓你有尊嚴地離開」的態度，讓許多應聘者印象深刻。在台灣，除了前往面試的國內交通費常常不予補貼外 (別忘了大部分的新科博士都是經濟上的弱勢族群哪!)，面試者的「主管」姿態也常令應聘者畏懼三分。曾有人在網路上以此為文，暗諷台灣學術機構普遍存在的「鞭笞文化」。的確，這讓我回想起回台第一次面試前，許多好心的學長姐紛紛給我打預防針，叫我千萬別太在意遇到「大砲」。那些被「砲轟」者的經驗在私底下流傳著，使得應聘者除了專業知識上的準備，「哪裡有地雷」  也成了事先要打聽好的資訊，以免現場驚慌影響表現。

【求職中的博士，如果拿到工作之後，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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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期間，外國朋友聽到我願意自費飛回台灣面試，都面露不可思議。事實上，我曾拒卻一個在英國的面試，部份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交通補助不足額。然招聘委員會主席親自來信說明解釋補助政策的舉動，讓我對他們願意「禮賢下士」的態度深表敬意。我不認為國內學校對應聘者物質上的超值款待有其必要性，然起碼的國內交通補助應是有其必要性的—畢竟金額不大，卻能展現一個機構禮賢下士的大器。在國內外飛來飛去洗了三年的面試「三溫暖」之後，我十分好奇，為何我所看到的台灣與國外的求職文化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為何當其他「先進國家/地區」在進行新興人才「搶奪大戰」時，台灣的學界仍普遍抱持著「施捨一份工作­」的心態?

我不認為這個差異可以上綱到以東西方文化結構不同來做解釋，畢竟幾個在亞洲被台灣視為競爭對手的華文地區/國家—香港及新加坡，也都是以國際基本規格來接待應聘者。那麼，是台灣學校缺乏資金，還是更根本的問題: 缺乏國際互動下所殘餘的家父長心態使然? 曾與一位在澳洲學校任教並參與過招聘工作的美國友人聊及此事，她開玩笑道，他們怕遇到有潛力的年輕學者，十年後出了名，回過頭來反譏他們。然依我的解釋，他們實際上是怕「錯過」優秀學者。壓寶押對了，帶來的收益無窮，因為每個學者出門在外，都是所屬機構的活招牌，而機構的學術聲譽，往往也有助於所屬國家在國際學術社群中形象的提升。回頭看看台灣，良莠不齊的招聘制度與學界文化，如何能夠與其他亞洲國家競爭吸引高等教育人才?

◎出路，出路! 博士的出路在哪裡?

最近與幾位即將畢業的(土)博士友人聊天，談到個人未來與所上博士生的「陣亡率」，不禁同為他們感到沮喪與不公。這些(還有許許多多) 能力在我之上的新科博士們，在畢業之後即將失業的窘境。情況好者，或從事「台式」的博士後，為老闆撰寫研究計劃與報告，或領著微薄的鐘點費，不計成本地南北奔波兼課，諷刺地成為隨時可能被學校棄置的學術產業後備軍。

雞排博士絕對不是笑話，也不應被視為笑話。在學術市場日趨飽和的情況下，我們確實應該好好思考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在使用英語教學的世界中(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我們已經看到市場相互擠壓的現象，各國新科博士跨越國家的藩籬向外尋找可能性；然這對求才若渴的學校而言或許是件好事，因為其人才的可選擇性又更高了。近幾年，在美國的學界裏，許多學校眼見無法消耗過量的博士人才，開始鼓勵新科博士考慮選擇非學術機構就業，並辦理各種演講、工作坊、圓桌會議等，教導畢業生如何考慮從學術過度到非學術市場，例如非營利組織、公家單位、或甚至業界 (包括屏除「離開學界就是魯蛇」的心態)。我不清楚台灣學校能提供何種資源，又或者，悲傷而諷刺地，當日益龐大的學術產業後備軍作為廉價智力勞工的悲慘境況逐漸浮上檯面，「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將會被社會逐漸屏棄。正面思考，這未必是壞事。

 【少子化後的生師比變化，看不出專任師資有減少的必要】

資料來源：感謝戴伯芬教授提供此資訊。

再看台灣: 台灣學界裡「過量」的博士，近幾年似乎有逐漸往中國市場「擠壓」的傾向。這對大多數高度重視學術自由的台灣人應該是個兩難的選項: 要在台灣繼續窩著當產業後備軍以等待時機，還是去中國好一點的高校開展有尊嚴的專任教職生涯? 然中國高度的不確定性，包括政治上的、學術上的言論自由度，加上長久以來對台灣的虎視眈眈，在在考驗台灣博士的「容忍」度。可是，難道台灣的學術市場真的飽和到無法開展了嗎? 看看現在許多學校充斥著廉價的兼任與專案教師的現象，答案恐怕是未必。在戴伯芬教授今年於中研院社會所一場關於台灣高等教育問題的演講中，我聽到了一個可能的解答。據她的研究顯示，若以生師比25:1或更高的教學質量而言，在計算少子化的衝擊後，台灣大學的師資數量可能仍嫌不足。因此，關鍵恐在於我們要怎樣的高等教育品質，以及教育資源如何分配與利用。

六月鳳凰花開，又到了令畢業生惶恐的祭節。每位新科博士都怕走上這個祭壇成了牲品，卻還是得硬著頭皮走上這一遭。放開想，生命就是個儀式。期待來年花開時，曾經惶恐的人都能因為新的生活佈置而展露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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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美國，畢業證書不是那麼重要，招聘公告上常會註明，只要起聘時拿到學位即可。然在台灣就未必是這麼一回事了。有些學校依照教育部的規定，要求申請工作時必須附帶經外館驗證的畢業證書(是詐騙集團橫行台灣的後遺症嗎?)，然而留美得畢業生往往要在離校好幾個月後才能收到學校統一寄發的畢業證書。國內這種無視國外學校行政系統運作差異的做法，使得許多在國外求學的新科博士無法順利申請國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