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裝技術物、組裝社會:我的科技社會之旅

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從社會學跨入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領域以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以物追人、以人追物」,而最常被社會學前輩或好友們關心問起的一件事則是,「你現在是研究蓮霧?黑珍珠?」「還是研究橋樑?」「研究水輪機?川流發電?」「又變成在研究太陽光電?燃料電池?沼氣發電?」是啊,是的。這幾年下來,我跟技術物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脫不了關係。

這一切因緣際會,要從某一年社會學界的青壯前輩吳泉源說起,那年他帶著幾支沒編上拍面的網球拍框架,來到社會學演講場合裡,約略像這樣第一次談起了「台灣如何變成網球拍王國,這件事很重要」、「台灣社會要重新看重自己的產業技術特質」、「不要被『科學指導、技術運用』的上中下游意識形態騙了」、「重新說出台灣的技術史故事,為新世代樹立新的技術角色典範…」。那次的場合,當時還是社會學博士生的青澀年代,我聽進去了,聽得歡喜踴躍。

黑珍珠_楊弘任攝

【透過黑珍珠蓮霧此技術物,看到了社區如何運作】

博士階段的田野調查期間,來到黑珍珠之鄉,國境之南的屏東縣林邊鄉,很快我就被吸引到蓮霧這個在地特色農作來了,起初看它像是有社區產業潛力的農作,後來越看越知道這是一項技術物,一旦解開這項技術物的種種連結環節,可能也就看得到這個地方社會的特質、甚至整個漢人拓墾社會的人群連帶方式與變遷歷程。對著陽光底下,枝條葉蔭之中,套袋裡掀開一角露出暗紅發亮的黑珍珠蓮霧,當時的我在想著,「社會在這裡… 社會真的在這裡嗎?」

「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當我追著黑珍珠蓮霧在最通常不過的蓮霧園裡到處踏查,蓮霧最終把我帶向了各種師傅技藝的世界,緊接著,蓮霧師傅、產銷班與農業資材行開始現身。我試著參悟蓮霧的世界,界定這項技術農作是「看不見的技術」,是一種「銘刻在身體」、「內在整體性」、「不易複製性」、「擴散遞減性」的師傅實作。果然,在地師傅的節點之中,我遇到了派系分化的產銷班系統,也逐漸從邊緣連結到社群網絡的核心地帶了。 

◎嘉邑行善團的鋪路造橋

從黑珍珠蓮霧的實體世界返回到研究構思與文字書寫的另一種實體世界來,一方面看到另一位青壯前輩林崇熙對「嘉南平原拼裝車」的深度刻畫與權力關係分析,另方面看到素未謀面的法國前輩拉圖(Bruno Latour)一篇讓我雀躍不已屢屢玩味的小品文章「給我一個實驗室」,我約略知道怎麼說「技術/社會綜合體」、或者「技術/社會交互連結網絡」的故事了。〈看不見的技術:蓮霧變成黑珍珠〉一文中,藉著黑珍珠蓮霧與派系社會的纏綿交織,我讓自己變成社會學說書人,嘗試訴說台灣社會裡技術與人群的故事。

橋樑是我第二個感興趣的技術物。倒不是純然基於對工程技術系統的好奇或對風險社會的關注,我與橋樑,我把社會學跟橋樑緊緊綑綁在一起,都是來自於在嘉義時期的一項因緣際會。嘉義縣政府規劃重新書寫縣志,我負責「社會志」(社會史)題材。追著清代以來「官紳會辦」或「紳商辦理」的社會福利事項,發現由來已久的義渡、鐵線橋、石橋等技術與制度裡,橋樑一直是社群展現慈善的重要物質媒介之一。沒有橋樑的興建,展現不出紳商與拓墾社群休戚與共的一面;沒有橋樑的興建,也就少了紳商自我證成仁慈愛民的一面。無論如何,清代的造橋鋪路,到了日治時期演變成皇民奉公會殖民統合式的民力動員形態,在殖民官方規劃並強制動員之下,進行某些地方化環節裡的築堤、修路與造橋。

嘉邑行善團的出現與延續,歷經多次組織分裂而仍承擔著台灣中南部偏鄉地帶、沿山地帶的橋樑建造與修繕,引起我相當大的興趣。誰在造橋?造的橋穩不穩固?造的橋跟地方美學契不契合?誰在捐款?怎麼捐款?經過這一項帶有科技與社會意涵的追問之後,「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變得相當迷人。從第一次與行善團幹部在會務中心接觸起,我開始跟著實作現場看造橋,看到每次造橋的義工活動開始前,後勤組的膳食安排、一起獻香祭拜祈求神明護佑、行善團布條掛起來、水泥砂石井然有序各自成堆、老舊的混凝土攪拌機、一樣井然有序的男女老少一畚箕一畚箕的接續將水泥砂石依照一定比例送進攪拌機。第一次的現地觀察後,我又想起,如果能從最原初開始,跟著看一條規劃中的橋樑如何從無到有,那麼「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我就能看得更清楚,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定位上,也會找出這樣在地技術與地方社會的意義。

行善團造橋_楊弘任攝

【結合了庶民行善與默會知識,創造南台灣另外一種常民造橋技術系統】

在一條橋從無到有的過程裡,相當令人驚訝,真正的技術決策者,也就是在工地現場能做出最明確、最終決定的那個人,竟然不是任何意義下的土木工程專業者或者技師、包商等角色,而是自我解嘲自己是「黑牌工程師」的行善團長。這位行善團長從接送核心人物何明德先生勘查造橋現場的過程中,「做中學」而傳承了造橋技術。進一步追溯起來,何明德先生是日治時期烏山頭總工程師八田與一設立的「財團法人土木測量學校」第四屆畢業生,畢業後一直任職嘉南農田水利會,最後從民雄江厝店監視站長退下來,監視站長一職,也就是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允許台灣人在水利系統任職的最高職位。何明德的水利與土木技師經驗,到後來轉而以「地方知識」的方式傳承下來。

造橋技術物與台灣生活史

寫成〈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之時,我歸結出這樣的地方知識有「常識準則」、「在地分類」與「默會技能」三項特性,也就是行善造橋現場聽到的「水泥、砂、石要依1:2:4或2:3:7進行,做出來的基樁或樑柱才撐得久」、「白善土(Q底土)很趣味,河水走在上面,地下水走在下面,很有彈性,又比混凝土堅固。挖到白善土,基樁設在這裡,這座橋就妥當了」、「我們不會啦,要團長才知道基樁要設在哪裡,橋順路勢、墩順水勢,我們會說而已,還是團長才知道怎麼抓路勢、水勢」。許多常識準則化的造橋俗諺,以及對土壤特質的在地分類,最終都回到師徒制默會技能的環節來了。

行善團造的橋深深擄獲中南部沿山地帶地方居民的心,幾次風災水患過後這樣「可信任的橋」都還在,同時,地方首長也深知施政預算常常力有未逮,幾次風災水患後,中南部地方首長屢屢親自前來拜託行善團協助造橋。簡單說來,行善團造橋,早已是中南部地方施政的輔助環節了。

跟著行善團體的橋樑技術物,我就跟著走進台灣史活生生的細膩轉折之處,殖民時期的專業訓練如何轉化成今日地方知識的傳承歷程,同時也看到國家管制、專業認證、市場競爭的常態造橋工程場域之中,原來現代性的縫隙裡,傳統慈善造橋還能源遠流長。 

綠能發電與社會

循著「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軌跡,第三個讓我感興趣的技術物座落於再生能源、永續能源或綠能的領域裡。

在莫拉克風災之前,我跟著一位本土發明家,追溯他「川流發電」在地創新過程的行動者網絡。從「非人的」川流水輪機與農田水圳,一路盤點出來,整個過程中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連結,又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考驗。目前看來,「川流發電」正處於技術成功了,但該項技術與社會、市場的連結還不穩固的階段。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藉由先前研究「川流發電」而對綠能技術、制度、市場的涉獵基礎,我很自然的回到黑珍珠之鄉,回到林邊,回到屏東,看到災後重建過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刻,也就是綠能的技術與社會組裝的在地性歷程。屏東縣府對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很有創意的將「地層下陷區國土規劃」與「縣市層級綠能轉型」兩件重要的事連結在一起。

屏東縣府的綠能治理,要從更早之前以保育社團帶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時期說起。像是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林仔邊自然文史工作室等等帶動社造的社團,在多年的試誤摸索中,開始跟在地社區之間相互「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形成有效的文化轉譯。最重要的非意圖後果是,「地方知識」與「在地師傅」浮現了,而且屢屢成為與專業知識或專家體系之間交錯來回、共同會診、交織創新的重要基礎。事實上,莫拉克風災後,主導屏東災後重建的縣府跨局處「綠能工作小組」,有很大比例成員就是出身於先前的社造社團幹部。「養水種電」,讓下陷區的蓮霧園與魚塭等土地休養生息或扮演蓄洪池功能,讓光電廠商進場與災區地主居民面對面,協商互利共生的二十年土地出租契約並建制架高式太陽光電設施,廠商整地並提供光電設施,地主居民出租土地,縣府藉由中央政府經建會出面整合並協商主管土地利用的內政部、主管能源業務的經濟部能源局,也逐步突破台電公司關於電力饋線、電流穩定等等技術問題,「養水種電」最終在林邊與佳冬近五十公頃受災土地裡安裝了將近25 MW(百萬瓦)的太陽光電設施,也成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公告後的第一件大型太陽光電成果。

養水種電_屏東縣政府提供

【屏東養水種電,也是一種在地知識、師傅與文化轉譯的技術成果】 

 

◎偵探社會的演練:以物追人、以人追物

這些年來,跟著屏東縣府「綠能工作小組」的綠能腳步,我也變成看得懂太陽光電、沼氣發電、氫能燃料電池機車等技術物的社會學者了。這樣的田野調查,有時必須踏進大型與小型畜牧場,看看豬糞尿如何可能變成有效的沼氣發電來源,隨著過程的開展,也跟著回溯敲開了「生物脫硫」的生科實驗室大門,同時也要來到航太工業的研發部門,看看他們如何組裝出新的渦輪式發電機。這樣的田野調查,像是科技與社會的偵探一樣,從已成熟或半成熟的技術物現場,嘗試追回到是誰、用了什麼方法、動員哪些人物或技術物、在哪些場合中把原先互不相干的異質行動者拉攏在一起、後續又如何在機器、環境、法規、實驗室、市場、社區等機制交錯中,逐步讓綠能的在地創新出現契機。原來,一個有效的綠能地方治理,要牽連進來這麼多的「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而屏東縣府的綠能工作小組,也變成了來回穿梭於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之間的「異質工程師」或「轉譯者」了。

從蓮霧到橋樑再到綠能,反覆演練一種「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偵探能力,不斷考察技術物與社會的組裝過程,這幾年下來,在這條社會學的非正規小路上,我走得更遠,也看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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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Latour, Bruno, 2004[1998/1983], 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群學出版社。頁219-264。

Yang, Hung-Jen, 2015. Reassembling Solar Farms,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 Case Study of Ping-Tung County in Southern Taiwan. EASTS: 9(3). (即將出版)

吳泉源、林宗德,2000,〈從網球拍到半導體:台灣產業技術特質的探討〉,見《台灣產業技術發展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出版。

林崇熙,2001,〈沈默的技術:嘉南平原的拼裝車〉,《科技、醫療與社會》1期,頁1-42。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增訂版)》,群學出版社。

楊弘任,2014,〈嘉邑行善團:傳統慈善造橋的現代性轉化〉,見蕭新煌編,《書寫台灣第三部門史Ⅰ》,巨流出版社,頁451-481。

楊弘任,2012,〈行動中的川流發電:小水力綠能技術創新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台灣社會學》23期,頁51-99。

楊弘任,2010,〈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0期,頁12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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